鲁迅先生去世后,鲁迅故居就成了鲁迅留给社会的一份遗产。鲁迅的朋友、翻译家曹靖华曾说:“盖先生为一代圣哲,全民共仰,所遗片纸只字及一切遗物,均为民族至宝,如果被携走,变卖或毁弃,则实为可惜至极,可痛至极!”如今,鲁迅亲自设计的“老虎尾巴”居室、鲁迅作品中提到的后院的两棵枣树以及大量鲁迅遗物,依然在无声地讲述着当年的故事。鲁迅故居能够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与不少热心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当中,就包括当时的《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彭子冈夫妇。去年岁末,徐盈夫妇的女儿徐东女士在西四北六条34号——徐盈一家解放后一直居住的一所小院——向记者讲述了父母的那段经历。
鲁迅先生的追随者
徐盈夫妇都比鲁迅小30岁上下,尽管他们没能像唐、萧红等人那样,幸运地成为鲁迅晚年的朋友,但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都曾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也都是鲁迅先生的敬仰者和追随者。
徐东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徐盈1932年就参加了以鲁迅为旗帜的北平“左联”。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回北平探亲,曾有著名的“北平五讲”。徐盈的生前好友、“左联”成员汪金丁(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晚年曾忆及这样一件事:1932年11月,他在上海接到徐盈从北平寄来的数张鲁迅在北师大演讲的照片,这也是北平“左联”主持的活动。汪随即把照片交给鲁迅,再经冯雪峰转交给施蛰存,首刊在施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后来遍布于各类介绍鲁迅生平的出版物,成为读者熟悉的鲁迅形象之一。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第四卷),也收入了其中的一张。1936年,巴金等人起草了旨在“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宣言的初稿曾送给病中的鲁迅过目和修改,鲁迅首先在宣言上签名,随后的63个签名者中,时年24岁的徐盈也名列其中。
徐东的母亲子冈是苏州人。鲁迅去世后,她以上海《妇女生活》杂志记者的身份出席了鲁迅葬礼,并写出在一代青年中产生强烈反响的散文体长篇纪实报道——《伟大的伴送——十·廿一送鲁迅先生安葬》。那一年,子冈不过22岁,是刚进入《妇女生活》不久的见习记者,这也是子冈在邹韬奋鼓励下完成的平生第一篇新闻作品。徐东曾听母亲谈起这篇文章的写作,报道写出后,子冈也没有想到,邹韬奋竟然一字不动地全文照发,这在见习记者的处女作中,恐怕是极其罕见的“待遇”。在这篇报道中,子冈写道:
望着前面的路,人们记起了这是送鲁迅先生去“安息”的,像将要失去什么似地勾起恋念,“路”还远着,要迈过多少阻挠与艰险……记起了鲁迅先生的遗志,肩胛上觉得有个担子压上来。大家不自觉地把手臂挽得更紧,失了父母的孩子不是会更亲热的吗?
人们臂上的黑纱在奔跑中时常掉下来,来不及捡拾;花圈上的花朵也在摩挤中擦落,女孩子们珍惜地拾了起来,它在人们心头永远不会萎谢,由殡仪馆到公墓去的一段长路也永远不会被忘怀,它们“永恒”在新的曙光来到以前,人们反抗斗争的精神也是“永恒”。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到,这篇纪实文字,是在鲁迅先生人格、思想感召之下的动了真情的描述,确如子冈自己所说,是“不会被忘怀”的。徐东说,母亲晚年卧病在床时,还时常忆及当时的场面,仿佛为鲁迅先生送葬,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年轻时的徐盈和子冈

西四北六条34号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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