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谈"性"色变已成往事(3)

走进课堂

    就在裸体艺术引发社会热情，金瓶梅删节版、查泰莱夫人手抄版广泛流传，以及轰轰烈烈查禁黄色淫秽的同时，一个专门以这种性文化现象，以及性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小圈子也在慢慢形成，这便是后来的性学和性学家。

    性学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在1994年中国性学会成立之前，由北京医科大学王效道教授、现在已经定居美国的“性学滚雷英雄”邓明昱教授等领导的中国性学会筹委会已经整整准备了8年，其间筹委会还一度被认为是“全国性淫秽组织”遭到调查。

    1986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教授写的“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一文更是对性学研究提纲挈领，“人类两性生活不仅是完成生物上的生殖作用，而且通过两性之间的感情，可以丰富和美化人类生活，使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升华为一种艺术的享受……要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对性进行科学的研究，只有在对性有了科学的认识，并且能在群众中普及了这种科学认识，两性生活才有条件提高到艺术的境界。”

    1988年，国家教委、卫生部以及计生委三个部门同时发出了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青春期性启蒙教育开始正式进入了中学的课堂。

    初中三年级时，会有一门生理卫生课，当上到生殖健康时，老师会把男女同学分开上课，月经、自慰、早恋等过去难以启齿的字眼羞涩地进入了课堂。

    同性婚姻上“两会”

    如果说对中国性真空状态打破后，对“两性”文化的解禁是势如破竹，那么对同性恋、虐恋、性工作者等性的“亚文化”的态度转变则是“曲径通幽”。作为国内最早研究“亚性文化”的学者，李银河深有感触。

    她与王小波在合写《同性恋亚文化》前进行调查时，大部分的资料是通过信件获得的，同性恋圈子仍然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群体。这本书出版后，将同性恋定义为一种性的亚文化，这极大地挑战了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2003年，李银河又一次提出了为同性婚姻立法的建议，开始直接挑战传统伦理道德的底线。

    李银河说，30年前别说同性婚姻，就是同性同居，一旦被发现都可能被扣上“流氓罪”的帽子而成为违法犯罪行为。但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社会对同性同居的认识一点一点出现改变。

    1991年，安徽巢湖公安部门“抓获”了一对同居的女同性恋者，但当地的公安机关发现中国实际并没有适用的法律后，没有随意处理，而是很严谨地逐级上报到了公安部。

    1991年11月6日，安徽省公安厅向巢湖公安部门转发了公安部关于同性恋处罚的批复：

    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公安部的这个批示是我国对同性恋问题的首个司法解释，成为以后处理同性恋问题的法律依据。除了官方的政策松动，整个社会对同性同居的接受程度也不断增强。

    200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李银河终于委托一名政协委员将“同性婚姻立法”的建议带上了全国两会，一时间震惊海内外。李银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要将同性婚姻立法一年接一年地提下去，直到它通过为止。

    之后的五年中，李银河果然没有食言，每年两会期间，她都会委托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将“同性婚姻立法”带上全国两会。

    除了同性婚姻外，性社会学家也纷纷以平和的心态开始研究虐恋群体、性工作群体等更为隐秘的亚性文化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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