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在几段简短的致辞和三鞠躬后结束,前后持续了三四十分钟,然后神情肃穆的人们分头离去。
11月18日,浙江当地的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
从此之后,即便是当事的人们,关于已经举行的那场下葬仪式,大多也不愿意多谈。
“我们只是配合工作,想了解具体情况,可以去找省外办,或者具体承办这事的杭州名人纪念馆。”杭州市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坦白讲,这事上面交代了要尽量低调。我们什么都不方便讲。”杭州名人纪念馆副馆长房友强很坦诚地说。
而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新闻文化处处长的态度更是坚决:“骨灰下葬事先的一个要求就是低调进行。省内媒体报道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省外任何媒体的采访。”
59年前,毛泽东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同燕大的这位创办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挥别,与那样的高调相比,低调似乎成为司徒雷登此次归来时的唯一主题。
11月23日,星期天。杭州市下城区耶稣堂弄的基督教会天水堂里,像往常一样传出基督教徒们唱诗的声音。司徒雷登的父亲曾于1875年开始担任这个教堂的主持。如今,司徒雷登的半身塑像,正立在距离教堂大约百米的堂弄里,那里也是他故居所在的位置。塑像对面的长凳上,一位纳着花鞋垫的中年妇女,正与人凑在一起说着家庭琐事。问及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她们摇了摇头,对6天前已经举行的下葬仪式,她们更是一无所知。
“落叶归根嘛,埋回来了挺好。”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说。他看了当地的报纸,才知道“原来语文课本上这个名人出生在杭州”,但他不知道,其实司徒雷登最想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北京的燕园。
“偌大的燕园,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此种决定及变更之选择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注:即傅泾波)及妻子作出。”司待雷登在遗嘱中写道。
然而燕京大学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游行队伍里的燕京大学师生挥手致意,并高呼“燕京大学同志们万岁!”但1952年院系调整后,这所著名的教会大学便被撤销,其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校园也归属北京大学。
司徒雷登虽然在1954年表达过对此事的怨言,但一年后立遗嘱时,还是毅然选择火化,并希望回到他一手创办的校园入土为安。
于是,46年来,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成为傅泾波父子和一些燕京大学校友无时无刻不想了却的心愿。但这条归葬之路,并不那么顺利。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一书的作者沈建中介绍,早在1973年,傅泾波应周恩来邀请访华时,已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燕园。11年后,在他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后,再次向有关方面提出同样的请求,并在同年致信邓小平,提出骨灰安葬,并提出要将解放前周恩来赠送给司徒雷登的花瓶归还中国。1986年6月,中央同意接受花瓶。而北京大学则致公函给傅泾波,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于燕园临湖轩。
“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京大学校友王百强回忆。1987年4月,傅泾波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通知,此事暂缓办理,因为有人发起联名上书反对司徒雷登归葬燕园。而据沈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
一年之后,傅泾波逝世。去世前,他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之事嘱托给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
及至1999年初,北京大学在研究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的事宜后,得出结论,“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应予同意,但宜低调进行;并同意再次上报中央有关部门”。
然而事情刚有转机,当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关系骤然紧张,司徒雷登骨灰安葬燕园一事不得不“缓办”。
事实上,燕京大学校友发现,如今的燕园,在司徒雷登曾经工作和生活的临湖轩等地,已然找不到与司徒雷登有关的任何痕迹。他的妻子1926年死后所葬的燕园以东的燕大墓地,后来也改作社区体育活动场,只有周围的松树林尚存。
姚林杰曾经专程去燕园转了一圈,最后只剩下一句感慨:“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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