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逐步深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逐步建立,国务院已公布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028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777名。先后设立了福建省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青海省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昆曲艺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五)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文化外交已经成为我国继经济、政治外交之后的第三大支柱,成为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先后与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全方位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新格局已经形成。对外文化交流渠道逐渐拓宽。实施品牌战略,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活动的影响力,“春节品牌”、“相约北京”、“亚洲艺术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已成为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六)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30年来,文化体制改革从局部到整体,从机制调整到体制创新,不断探索,不断推进,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以“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方针为指导,不断向面上扩大,向纵深拓展。积极探索艺术院团改革的有效途径,探索多种资源整合的形式,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存量资源的效用,使艺术资源的配置和院团的布局结构得到优化。按照“成熟一个转一个”的要求,完成了一批艺术院团的转企改制工作。积极塑造市场主体,一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实现转企改制。
(七)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更加完善。30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建设的政策,加大财政文化投入、开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引导文化公益捐赠、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事业、扩大市场准入等,使长期困扰文化建设的投入不足、资金短缺等难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十六大以来,国家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文化事业费逐年增加,全国文化事业经费累计达到580.82亿元,年均增长22.5%。在全国文化事业费增加的基础上,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了专项扶持资金,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文化政策进一步完善,文化法规进一步健全,文化法律框架体系初步形成。2006年国家首次颁布了文化发展专项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制定并修订了《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国务院制定文化行政法规十余部,文化部发布部门规章45件,为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30年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必须围绕大局,充分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文化自觉意识。
(二)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四)必须坚持重在建设,以发展繁荣文化为主题,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抓手,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五)必须坚持三个“两手抓”的发展思路,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推动文化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六)必须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文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七)必须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人才,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努力实现文化的理想发展、和谐发展。
(八)必须坚持积极吸引民营资本和海外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对外开放格局。
(九)必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改革开放30年,是广大文化工作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30年,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30年,是中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30年。当前,我们正站在历史新的起点上,要在改革开放30年快速发展之后继续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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