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是本届中国学论坛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揭开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是许多中外学者参加分会讨论的重要主题。在“中国的发展道路:20世纪回顾与改革开放30年”的分会讨论中,黄平、胡鞍钢、曹景清等各领域学者从不同纬度诠释中国30年的发展。中国过去的三十年到底哪些是特殊的?中国特色的东西是否延续下去?哪些是中国发展生命力的要素?巧合的是,与会诸多中国学者在1980年代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鼓舞,前往西方学习、生活、工作,但他们不约而同重新将研究视野拉回中国,摸索中国模式是否比西方民主制度更适合发展中国家。
意大利著名政治学家阿里奇(Arrighi Giovanni)因故缺席了中国学论坛,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黄平代为宣读其主题发言《中国崛起的根源和动力》。在阿里奇看来,“为什么中国衰落没有多长时间又重新崛起,衰落了150多年又重新崛起?”阿里奇的观点是,中国30年的发展和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基础有关,比如识字率的提高、平均寿命的增长、工农业基础设施的良好建设。“所以,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革命积累的基础,土地革命、劳动力的解放、技术上的积累改良,中国的发展有清晰的脉络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黄平对此表示赞同,他说没有人均寿命、识字率、农村水利修建等在1978年前的建设,很难有后面爆发式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过去的革命奠定了一个基本伦理——对社会公正的基本诉求,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会存在。”所以,在黄平看来,今天的问题不只是改革问题、创新问题,还有继承维护问题,“重新看待历史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复旦大学经济学家史正富则认为,“地方成为经济发展的追求者,地方政府有资源、权力去发展经济,而且也是政绩。”当然,地方政府部分充当地方企业的总公司角色,也带来诸多弊端。
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认为,中国已经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增长贡献”“贸易贡献”“减贫贡献”。特别是“减贫贡献”,全世界90%以上减少的贫困人口都来自于中国。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在未来还可能体现在,中国成功模式是否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发展中国家中,消除贫穷最成功的是中国等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他们的治理水准远远好于民主国家。”张维为说,西方的民主与专制话语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有比民主与专制更有说服力的概念,我认为是良政与恶政。全球治理上,西方政治话语存在很多困境,中国的政治话语提出了一些可替代的思路,中国模式大有前途。所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国际新秩序的共同设计者,这也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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