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华
约好三点钟来的，为了怕北京堵车，不到两点钟就出了门。谁知从王府井到这一带，一路上竟然畅通无阻，才两点半，就已经来到了三里河南沙沟。
小巷里静静的，没有什么人，车也不多。已经是第四次来访了。四次之中，倒有三次是罗新璋陪我来的。头一次来时是盛暑。2000年的7月17日，那天正好是杨绛先生的旧历九秩华诞。记得她谢绝宾客，不想张扬。钱先生走了才一年多，她只愿一个人静静过，难得的是，竟然破例接见了我们。第二次来是2003年的9月下旬，时值金秋，杨先生的新著《我们仨》刚刚面世，但已登上了畅销榜，而前一天出版社又正巧送来了《钱锺书手稿集》的样书，厚厚的书页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仔细看，竟然包括中、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多种语文，都是钱先生当年披阅群书后摘录的原文，记下的批语与心得。这一次来，正是仲春时分，该是百花吐艳的季节，院子里却看不到姹紫嫣红，只有一棵棵挺拔的大树在风中摇曳，都是些松、柏之类的常青木，想必在隆冬飘雪时显得越发苍翠吧！
罗新璋说：“时间还早，我们在院子里坐一回吧！”于是，我们就在大树下、小径旁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记得第一次来时，罗新璋告诉过我，这条路，就是钱锺书跟杨绛经常饭后散步的地方。望着小径，心中泛起他俩俪影成双的背影。放眼小路尽头，彷佛瞥见两人相偕漫步在浓荫下。这时候，猛一抬头，却看到旁边大树的枝桠间，有一对毛色斑斓的啄木鸟，浓灰的身，鲜橙的胸，正在用长喙啄木，一下又一下，既殷勤又专注，啄了好一会，才双双展翅飞去。
“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他俩干了好多活。”罗新璋突然冒出一句。
三点了，满怀着兴奋，我踏上小楼。每次来北京，不管忙些什么，我总会抽出时间来探望一下几位老前辈。这一回，我是来北京参加“傅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的。一到北京，我就致电杨先生，说要去拜访她。她起先表示正忙着校对钱先生的手稿，家里乱乱的，我赶忙说不要紧，因为惦着她，想看看她，她随即应允道：“那你来吧！可是我们就得坐在书堆里聊天了。”坐在书堆里，尤其是坐在钱先生的手稿堆中，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的事吗？
走进杨先生的会客室，看到那朴素而充满书卷气的陈设，就感到特别亲切。小几上摆放着一大瓶粉红的火百合。我记得杨先生是最爱花的，每回来，不论季节，室内总是时花不断，清香四溢。
不久，杨先生就出来会客了。只见她不用拐仗，不需搀扶，步履稳健地走着，一点也不显老，从精神状态看来，比前三回所见，似乎更加健康，更加开朗。
“罗新璋啊！你脱贫了没有？”
杨先生一坐下，就开起社科院老同事的玩笑来，因为知道罗前几年去了台湾教书，赚的是美金。
“那里能脱贫啊！美金跌得厉害呀！”
“可不是吗？我最近下定决心去银行查查那美金户口的事，好费劲啊！”
原来，杨先生在近来美金兑人民币狂跌的情况下，终于记起自己十几年前彷佛还有一个美金户口，好不容易提起劲来，让阿姨陪着，去银行查询。银行的小伙子可不认识大名鼎鼎的杨绛是何许人士，只忙着追问她密码是什么，年轻人哪知道十多年前，可还没有密码这回事啊！几经周折，才弄清这笔存款原来一直呆在银行里，一分利息都没有。
杨先生说起这回事，笑得很开心。记得我在电话中提到她的近作《走到人生边上》时，她马上问我：“你手里的书是第几版？”我说是第七版，她很认真地说：“印错的字很多，要第八版才改正过来。”不错，文章千古事，在自己心血作品中发现错字，比起查到银行里像睡火山似十年没动的账户来，实在要紧得多。其实杨先生从来都视钱财为身外物，1998年，她捐了六万元作钱瑗基金。2001年，她又设立了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将自己跟钱锺书的稿费全部捐出。那奖学金有个好听的外文名，叫做“Philobiblio”。
“杨先生，您还练字吗？”上几回来，我看到她在勤练书法，书桌上、小几旁、沙发边，都是一张张布满大小楷的宣纸。
“我的字老是练不好，锺书总笑我不会提腕，写的字没有劲。”说着，她站起身来，兴冲冲走到书柜前，抽出一本书来，上面的书名是她题的。“你看，这《围城》的‘城’字，那最后的一拐，总是弯不好。”说着，她的眼睛却笑得弯弯的。当年，钱锺书伉俪在小楼上一起看书，一起写作，两人还有互相为对方作品题签的习惯。
好像是第二次造访的时候，杨先生已经从伤痛中恢复过来了。她以工作疗伤，钱先生去世周年，她完成了《斐多》的翻译，这是有关苏格拉底讨论生死奥秘的哲学论著。接着，她又在2003年夏出版了《我们仨》。那年秋天，我在小楼上看到杨先生兴致勃勃地在练字，她说自己的字写不好，只有在“文革”被逼抄大字报时，倒是勤练了一阵。这就跟她在《从丙午到流亡》一书中提到当年的“革命群众”，大都只是“披着狼皮的羊”一般，在她心目中，一切都云淡风轻，任何事，任何人，永远都有积极善良的一面。
上几回就想向杨先生讨一张墨宝，她不肯，说等练好了才给我。有一回，罗新璋悄悄地取了一张塞给我，给她发现了又抢回去。这一次，墨宝都不见了，只有一张，上书“梅月轩”三个大字，贴在照顾她的年轻阿姨的房门上。杨先生说：“那阿姨是黄梅季节出生的，所以叫梅月。”
因为梅月的妥善照顾，杨先生的生活起居都井井有条。“到今年七月，我就九十八了。”她含笑说。她告诉我每天都在院子里散步一小时，大冬天就在家中踱步。有一回，从楼下回来，“进门摔了个大元宝，幸亏衣服厚，没事。”
杨先生谈兴很浓，我们天南地北聊着，时间很快过去了。想起青霞上回去北京，正好踫到杨先生出门，没能遇见，我就替她请先生写几个字。我在桌上翻出一张便条纸，杨先生坐下来，写了上款，又写了“佳人难得”四个字，签了名，忽然说：“这纸不好看，换一张。”她在书桌左边靠窗的抽屉寻找，书桌老旧了，费了不少劲才拉得开，只见她从中取出一张精致美丽的小卡，重新又以工整的小楷写了一遍，套入同样花纹的信封，才交在我手上。
杨先生曾经在《我的书房》一文中写过：“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堂。但每间屋里都有书柜，各人都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钱先生走后，只剩杨先生一人，于是“南窗下、北窗下原先不属于我的书桌，都由我占用”。我不知道那天杨先生所坐的书桌，是在南窗下，还是北窗下，我只记得每次来三里河，都见到杨先生在这书桌上看书、写字。这张桌面斑驳、抽屉老旧的书桌，这些年来，不知见证了多少名著的产生，包括《干校六记》《斐多》《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等。
临别，罗新璋说，同龄的老人，如果住院，如果有大堆专人照料，都不希奇，希奇的是杨先生自1977年，一直住在三里河的寓所，不论经历什么，都腰板笔挺，精神抖擞，而且笔耕不辍，创作不断。多年来，这小楼根本没有装修过。“你住的地方，还是水门汀地呢！连地板也没铺。这才了不起！”
别人风风火火为自己叫好的时候，杨先生从从容容地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章，翻译世界的名著，在南窗下、北窗下、水门汀地的小楼上。
听说，地壳板块移动后，释放能量，走到边缘，会挤出高山来。忽然想起，走到人生边上，创出另一高峰，这不正是今日杨绛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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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好三点钟来的，为了怕北京堵车，不到两点钟就出了门。谁知从王府井到这一带，一路上竟然畅通无阻，才两点半，就已经来到了三里河南沙沟。
小巷里静静的，没有什么人，车也不多。已经是第四次来访了。四次之中，倒有三次是罗新璋陪我来的。头一次来时是盛暑。2000年的7月17日，那天正好是杨绛先生的旧历九秩华诞。记得她谢绝宾客，不想张扬。钱先生走了才一年多，她只愿一个人静静过，难得的是，竟然破例接见了我们。第二次来是2003年的9月下旬，时值金秋，杨先生的新著《我们仨》刚刚面世，但已登上了畅销榜，而前一天出版社又正巧送来了《钱锺书手稿集》的样书，厚厚的书页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仔细看，竟然包括中、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多种语文，都是钱先生当年披阅群书后摘录的原文，记下的批语与心得。这一次来，正是仲春时分，该是百花吐艳的季节，院子里却看不到姹紫嫣红，只有一棵棵挺拔的大树在风中摇曳，都是些松、柏之类的常青木，想必在隆冬飘雪时显得越发苍翠吧！
罗新璋说：“时间还早，我们在院子里坐一回吧！”于是，我们就在大树下、小径旁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记得第一次来时，罗新璋告诉过我，这条路，就是钱锺书跟杨绛经常饭后散步的地方。望着小径，心中泛起他俩俪影成双的背影。放眼小路尽头，彷佛瞥见两人相偕漫步在浓荫下。这时候，猛一抬头，却看到旁边大树的枝桠间，有一对毛色斑斓的啄木鸟，浓灰的身，鲜橙的胸，正在用长喙啄木，一下又一下，既殷勤又专注，啄了好一会，才双双展翅飞去。
“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他俩干了好多活。”罗新璋突然冒出一句。
三点了，满怀着兴奋，我踏上小楼。每次来北京，不管忙些什么，我总会抽出时间来探望一下几位老前辈。这一回，我是来北京参加“傅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的。一到北京，我就致电杨先生，说要去拜访她。她起先表示正忙着校对钱先生的手稿，家里乱乱的，我赶忙说不要紧，因为惦着她，想看看她，她随即应允道：“那你来吧！可是我们就得坐在书堆里聊天了。”坐在书堆里，尤其是坐在钱先生的手稿堆中，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的事吗？
走进杨先生的会客室，看到那朴素而充满书卷气的陈设，就感到特别亲切。小几上摆放着一大瓶粉红的火百合。我记得杨先生是最爱花的，每回来，不论季节，室内总是时花不断，清香四溢。
不久，杨先生就出来会客了。只见她不用拐仗，不需搀扶，步履稳健地走着，一点也不显老，从精神状态看来，比前三回所见，似乎更加健康，更加开朗。
“罗新璋啊！你脱贫了没有？”
杨先生一坐下，就开起社科院老同事的玩笑来，因为知道罗前几年去了台湾教书，赚的是美金。
“那里能脱贫啊！美金跌得厉害呀！”
“可不是吗？我最近下定决心去银行查查那美金户口的事，好费劲啊！”
原来，杨先生在近来美金兑人民币狂跌的情况下，终于记起自己十几年前彷佛还有一个美金户口，好不容易提起劲来，让阿姨陪着，去银行查询。银行的小伙子可不认识大名鼎鼎的杨绛是何许人士，只忙着追问她密码是什么，年轻人哪知道十多年前，可还没有密码这回事啊！几经周折，才弄清这笔存款原来一直呆在银行里，一分利息都没有。
杨先生说起这回事，笑得很开心。记得我在电话中提到她的近作《走到人生边上》时，她马上问我：“你手里的书是第几版？”我说是第七版，她很认真地说：“印错的字很多，要第八版才改正过来。”不错，文章千古事，在自己心血作品中发现错字，比起查到银行里像睡火山似十年没动的账户来，实在要紧得多。其实杨先生从来都视钱财为身外物，1998年，她捐了六万元作钱瑗基金。2001年，她又设立了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将自己跟钱锺书的稿费全部捐出。那奖学金有个好听的外文名，叫做“Philobiblio”。
“杨先生，您还练字吗？”上几回来，我看到她在勤练书法，书桌上、小几旁、沙发边，都是一张张布满大小楷的宣纸。
“我的字老是练不好，锺书总笑我不会提腕，写的字没有劲。”说着，她站起身来，兴冲冲走到书柜前，抽出一本书来，上面的书名是她题的。“你看，这《围城》的‘城’字，那最后的一拐，总是弯不好。”说着，她的眼睛却笑得弯弯的。当年，钱锺书伉俪在小楼上一起看书，一起写作，两人还有互相为对方作品题签的习惯。
好像是第二次造访的时候，杨先生已经从伤痛中恢复过来了。她以工作疗伤，钱先生去世周年，她完成了《斐多》的翻译，这是有关苏格拉底讨论生死奥秘的哲学论著。接着，她又在2003年夏出版了《我们仨》。那年秋天，我在小楼上看到杨先生兴致勃勃地在练字，她说自己的字写不好，只有在“文革”被逼抄大字报时，倒是勤练了一阵。这就跟她在《从丙午到流亡》一书中提到当年的“革命群众”，大都只是“披着狼皮的羊”一般，在她心目中，一切都云淡风轻，任何事，任何人，永远都有积极善良的一面。
上几回就想向杨先生讨一张墨宝，她不肯，说等练好了才给我。有一回，罗新璋悄悄地取了一张塞给我，给她发现了又抢回去。这一次，墨宝都不见了，只有一张，上书“梅月轩”三个大字，贴在照顾她的年轻阿姨的房门上。杨先生说：“那阿姨是黄梅季节出生的，所以叫梅月。”
因为梅月的妥善照顾，杨先生的生活起居都井井有条。“到今年七月，我就九十八了。”她含笑说。她告诉我每天都在院子里散步一小时，大冬天就在家中踱步。有一回，从楼下回来，“进门摔了个大元宝，幸亏衣服厚，没事。”
杨先生谈兴很浓，我们天南地北聊着，时间很快过去了。想起青霞上回去北京，正好踫到杨先生出门，没能遇见，我就替她请先生写几个字。我在桌上翻出一张便条纸，杨先生坐下来，写了上款，又写了“佳人难得”四个字，签了名，忽然说：“这纸不好看，换一张。”她在书桌左边靠窗的抽屉寻找，书桌老旧了，费了不少劲才拉得开，只见她从中取出一张精致美丽的小卡，重新又以工整的小楷写了一遍，套入同样花纹的信封，才交在我手上。
杨先生曾经在《我的书房》一文中写过：“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堂。但每间屋里都有书柜，各人都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钱先生走后，只剩杨先生一人，于是“南窗下、北窗下原先不属于我的书桌，都由我占用”。我不知道那天杨先生所坐的书桌，是在南窗下，还是北窗下，我只记得每次来三里河，都见到杨先生在这书桌上看书、写字。这张桌面斑驳、抽屉老旧的书桌，这些年来，不知见证了多少名著的产生，包括《干校六记》《斐多》《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等。
临别，罗新璋说，同龄的老人，如果住院，如果有大堆专人照料，都不希奇，希奇的是杨先生自1977年，一直住在三里河的寓所，不论经历什么，都腰板笔挺，精神抖擞，而且笔耕不辍，创作不断。多年来，这小楼根本没有装修过。“你住的地方，还是水门汀地呢！连地板也没铺。这才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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