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叶永烈出新版 称有"独家披露"(2)

叶永烈：只有在科学受到高度重视的时候，才能彻底改善科普环境。今天从珠海飞回上海途中，我很仔细读了关于周正龙承认造假的报道。我的感想有四：一是敬佩好几位科学家在“纸老虎事件”发生之际，就勇敢指出这是在造假；二是相关官员为“纸老虎”作伥，权力跟造假相结合，是“纸老虎事件”的症结所在；三是反对科学造假仍任重道远；四是揭露“纸老虎事件”，网络、博客显示了民间舆论的力量。

　　电影导演 快枪手拍“内片” 

　　新京报：在从事纪实文学前，你还做过电影。大学时你似乎没为自己制定些人生规划？

　　叶永烈：我写作无计划，人生也无计划，总是审时度势来定，可能我的选择都很勇敢。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上海仪器研究所，只待了一个月就跳槽到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当时，他们正把《十万个为什么》搬上银幕，名为《知识老人》。我们的系主任严仁荫教授说，我白教你了！还有很多同学骂我是化学系的“叛徒”。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新京报：听说你还给毛泽东拍过内片(供内部观看的电影)，怎么会接到这项任务？

　　叶永烈：这种“中央交办”的影片从接任务到出片，一般要求是十天到半个月，需要非常快的速度。我虽然在“文革”中挨批，但业务能力是公认的，他们不得不请出我这个“臭老九”。我们在上海市政协的大楼里享受着拍样板戏的待遇，我拍了很多京剧唱腔、杂技———当时并不知道是给毛主席拍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时，影片还曾经展映过。

　　新京报：说说你1979年拍摄的电影《载人航天》吧。

　　叶永烈：当时，我写了一个拍摄提纲寄给七机部(航天工业部)。后来钱学森(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告诉我，中国从1971年就开始训练自己的宇航员了，我就说我们能不能去拍宇航员训练？他说可以，这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后来出版《飞天梦———叶永烈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一书需要报审，我拿出了当时的一些照片，国防科委的审查人员都很惊讶，因为他们都不知道1979年我国就在训练自己的宇航员。

　　新京报：为什么会这样？片子没有公映吗？

　　叶永烈：说起来这里面还有故事。当时，我用肖勇的笔名在《科学生活》杂志上写了《载人航天》拍摄散记，配了几张宇航员训练的照片。本来没人注意，可《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科技报》在同一天转载了这篇文章，一下子就轰动了。各国通讯社都发表文章说中国宇航员即将上天。事情还惊动了邓小平。加上当时百废待兴，相关研究被推迟，所以《载人航天》第三部(前两部已公映)，主要是训练宇航员的内容，被推迟上映，到现在也没有放。

　　传记作家 “低效写作”才对？

　　新京报：今年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著作非常多，和《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这本书一样，写三中全会的也不少，你有哪些“独家披露”？

　　叶永烈：有一些。比如，胡乔木和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是一个历史性的文献。当时会议还没有开，胡乔木就把公报写好了。另外，这次我又增加了邓小平不计前嫌启用胡乔木的内容。

　　新京报：我看到，有些读者指责你的高效写作：有些史实不准确；《陈伯达传》有些段落重复；《中共中央一枝笔—————胡乔木》有意过滤了一些领导人对胡乔木的评价。你怎么看这种意见？

　　叶永烈：我不知“高效写作”有何不对。难道“低效写作”才是正确的？有些史实不准确，我看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当然是作者的责任，其次是当事人的回忆有差错，三是有些重要的档案尚未公布。《陈伯达传》个别段落是有重复，是因为多次修改造成的。尤其是用电脑写作，把某一段落从前面移至后面，而未删去前面一段，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但这是很个别的情况。

　　我无意“过滤一些领导人对胡乔木的评价”。《中共中央一枝笔》初稿写于1993年，在当时的条件与情况之下只能那么写。2007年的新版增加了许多篇幅。邓小平、李锐、周扬、于光远等对于胡乔木的评价，都在书中有详细的论述。批评者大约没有看到新版，故有此论。

　　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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