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李昌菊:艺术市场的兴起与本土油画的发展_艺术市场--市场-中国-博览会

编辑:杨晓萌 来源:雅昌
 
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

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初,油画作为改良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引进中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几代油画家的努力,油画已成为本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中,李昌菊大致依循20世纪前期(1900—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1949—1978年)和新时期以来到世纪末(1978—2000年)三大部分,探讨中国不同时段的油画本土化现象。本篇文章为第三篇《开放、多样的格局》(1978—2000)的第三章节《学术与市场并行》的第二节内容,详细介绍了90年代艺术市场进入中国艺术界后的情形。

第二节 艺术市场的兴起

在传统理念中,艺术是纯粹的学术探索和创造活动,与商业毫无瓜葛。随着90年代的到来,这一切悄然改变,艺术市场开始进入中国艺术界包括油画界。

就艺术市场而言,其结构包括艺术流通系统和与之相关的再生、创造系统,即艺术家、批评、展览机构、收藏家及博物馆等,其中一级经营市场主体为画廊,二级经营市场主体为书画拍卖会、博览会等,它们共同构成创作(生产)——接受(消费)——研究(再生产)连续的发展过程。国内国际稳定的经济环境是艺术市场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内地名家书画出现在海外市场,其中包括本土油画[1]。1992 年中国经济第二次启动,拍卖会、博览会、画廊不断涌现,艺术市场渐为活跃。

艺术市场带来不少积极的效应,它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去向,即由原来的创作——展览——回家,变为创作——展览——拍卖会、博览会、画廊、美术馆。它使艺术品的商品价值获得市场兑现,为艺术创作提供了经济支持,这不仅调动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也促使人们对油画艺术的商业价值刮目相看。

拍卖、画廊、博览会

油画艺术市场的主要类型为画廊、拍卖会、博览会、美术馆等, 它们与画商、经纪人、画廊、收藏家一起构成完整的艺术市场“生态链”。

中国艺术市场的建立有着自己的历程,它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1985年至1990年间,艺术市场的发展相当缓慢。以北京为例,其最初的书画经营基本上全部属于国营性质,如荣宝斋、北京画店及其所隶属的北京市美术公司和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等。不过,此期内地与海外交流频繁,油画艺术市场交易时有发生。

历经七、八十年代迅猛发展的港、台及东南亚地区积累了一定经济财富,本土油画的良好品质为其市场看好和青睐,艺术家作品的走向主要集中于港、台、新加坡、马拉西亚等地和美国,画商或经营商多以个体、跑单帮的形式奔波于海内外。与此同时,一些常驻中国的外交家、外企工作人员,以及部分游客也零星购买中国艺术家的油画作品。

其后,为中国油画艺术市场发展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世界顶尖拍卖行的专场拍卖。如1993年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2]推出的中国画家油画作品拍卖,不少中青年画家的作品创出佳绩,喻红的《人像》成交价为6.9万港币,刘小东的《人像》为6.9万,陈逸飞的《人像》为167万,何多苓的《少女》为32.2万,罗中立的《人像》为51.5万,艾轩的《少女》为29.9万,其他如许江、龙力游、王沂东的市场价值均表现不俗。在香港索斯比[3]’95春季拍卖会中国当代油画拍卖会上,本土油画家仍然成绩骄人,韦蓉《旧梦京华》的成交价为7.4万港币,何大桥《静物》为5.7万,王沂东《新娘》为10.9万,王怀庆《故园》为13.8万,刘野《金色时代》为8.9万,喻红《红墙下的女孩》为4.6万,其中陈逸飞的《黄河颂》再次创下128万港币的高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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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5 徐邦达先生为嘉德敲下第一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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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6 嘉德首场拍卖会

就在海外拍卖公司槌起槌落之际,1993年5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成立,国内艺术市场开始启动(图3-3-15、16)。1994年嘉德推出中国油画雕塑专场拍卖[4],改变了之前本土油画面向海外市场输出的单向道路。这些专拍促进了中国藏家与投资人对油画的了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扩大了油画的知名度,加速了油画艺术市场的发展。此后,各种拍卖机构不断涌现出来,如1994年成立的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1995年成立的中商盛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与此同时,中国画廊业的兴起则进一步坚实了油画艺术市场的基础,与拍卖业形成互补。事实上,较之拍卖会,画廊起步还要略早些。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本土具备私营性质的画廊业务即已开展。如创办于1988年4月的北京东方油画艺术厅,主要经营中国油画,至90年代初已经销售了700多幅油画作品,并为画家提供学术交流、举办展览、收藏作品和包装宣传等服务,画廊展出吴冠中、靳尚谊、韦启美、刘秉江、张钦若、苏高礼、闻立鹏、赵友萍、艾轩、詹建俊、罗尔纯、马常利、葛鹏仁、官其格、张祖英、吴小昌、文国璋、杨飞云等画家的作品。1989年,画廊主办者还携百幅油画作品到澳大利亚展出。1991年4月29日至5月19日,该画廊又与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了“第二届北京春季油画展”。再如刘迅创立和主持的北京国际艺苑,于1986年6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国际艺苑第一回油画展”。参展画家有刘迅、庄言、艾轩、王怀庆等10余人,展品均可销售,由北京国际艺苑负责与中外客户洽谈价格,是明显的市场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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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7 春夏—翰墨画廊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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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8 东海堂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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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9 华氏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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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0 龙人画廊

自90年代初期开始,一些新的画廊陆续建立。“起初这些画廊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性质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画廊的操作规范性加强。来自海外或从海外归来的中国术商人在大陆开始开办画廊,他们规范的经营模式和操作,为中国内陆的画廊起到榜样的作用。”[5]北京地区的如澳大利亚人布朗·华莱士1991年创建的红门画廊,以及1993年创办的北京云峰画苑、北京翰墨画廊(后更名为北京春夏—翰墨画廊)(图3-3-17)和1996年开业的四合苑画廊。上海地区的画廊有:80年代末创办的东海堂(图3-3-18),1994 年瑞士人何蒲林(Lorenz Helbing)开设的香格纳画廊,和后来的华氏画廊(1997年)(图3-3-19)、龙人画廊(1998年)(图3-3-20)、艺博画廊(199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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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1 1993年中国艺术博览会画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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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2 1995年中国艺术博览会画册封面

本土拍卖公司与画廊方兴未艾之时,艺术博览会也加入艺术市场的阵营。1993年广州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图3-3-21)正式登场,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艺术博览会。在连续成功举办两届以后,1995年分化发展为“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和“北京中国艺术博览会”(图3-3-22),1997年又有了“上海艺术博览会”。至此,艺术市场上的博览会与画廊、拍卖会已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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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3 井士剑 《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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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4 钟蔚帆 《作品 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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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5 卫天霖 《瓶花》

作为艺术与市场的集大成者,艺术博览会在大型、公开、固定的场所举办,由众多艺术家、艺术品经营机构和收藏机构共同参与,是集艺术品展示、艺术家交流、艺术品销售为一体的活动,也是联系艺术品创造者与艺术品收藏者之间的桥梁。艺术博览会不仅向从事艺术行业的专门人士开放,同时也向公众开放。该会往往云集风格迥异的艺术家作品,如1993年的中国艺术博览会中,既有当代或具象或抽象的油画(图3-3-23、24),也有早期油画家印象派画风的作品(图3-3-25),收藏者或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去欣赏、购买艺术品,这无疑是一个让艺术家、艺术品和艺术机构提高知名度,并推向国际化大舞台的便捷渠道。

本土艺术博览会的定位是“繁荣创作和培育市场”,初衷是要改变以往国家拨款举办艺术展览的单一模式,进一步推进艺术创作的繁荣和艺术市场的发展,增进国际文化交流。有别于以往的单纯展览,它是一种市场行为。由政府牵头举办的艺术博览会,无疑在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它最初由文化部艺术局、文化部办公厅或中国美术家协会担任主办单位或参与主办,到1999年举办第七届博览会时,改由中国艺术有限公司独立运营,市场化特征更加明显。1998年,北京国际画廊博览会也开始举办,北京国际画廊博览会强调学术与市场结合,促进了中外艺术交流和市场化进程。

另外,还有一类艺术市场现象,是1990年后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收藏团体或个人,如大连万达集团、南京天地集团等,其介入力量不容小觑,如北京环碧堂古典家具馆董事长李国胜,在1994年11月分别以286万元和122万元的价格买下陈逸飞的《山地风》和《上海滩》两幅作品,堪称当时的大手笔。

总之,90年代是中国艺术市场的重要起点,此时起中国艺术市场主体板块逐渐形成,市场拍卖、画廊、收藏等产供销各环节趋于流畅。油画开始在艺术市场展现身姿,不断确认和证明其作为艺术产品的价值。

价值实现

对于油画而言,艺术市场不仅使作品实现了经济价值,改善了艺术家的生存与创作条件,提升了藏家和普通民众对于油画的关注度,更展示了油画的存在价值。随着画廊、拍卖行、博览会、展览、投资以及相应的艺术体制的健全完善,艺术市场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对于本土油画发展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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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6 林菁菁 《物语之八》 150×100cm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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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7 夏俊娜 《花解语》 160×130cm 1999年

艺术市场使不同时期的油画均得以实现市场价值的机会与空间。如嘉德’94秋季拍卖会会当代油画拍卖专场对20世纪本土油画家群体的推出,便呈现出清晰的时间脉络,画家有林风眠、颜文樑、艾中信、吴作人、罗工柳、朱乃正、靳尚谊、陈逸飞、陈丹青、罗中立、杨飞云、丁方、孙为民、王沂东、周春芽、刘小东等,又如台北苏富比’95春季拍卖会[6]中对早期油画家余本、颜文樑、丁衍庸、刘海粟、潘玉良、林风眠、常玉的推出。不同画廊在推出油画家时也各有偏重,如东海堂对第一代、第二代油画家的运作[7],之后对青年画家林菁菁(图3-3-26)的推出,北京春夏——翰墨画廊对年青画家夏俊娜(图3-3-27)的推出,龙人画廊对周春芽的推介,华氏画廊对许江等中国美术学院教师的推介,上海艺博画廊对当代油画家俞晓夫、夏俊娜等人的推出等。

总体而言,艺术市场较为认可的依次为:

一、中国早期油画,即20世纪早期留学海外的油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卫天霖、潘玉良、吴作人等,他们以奠基人与先驱者身份为市场看重;

二、20世纪中叶留学海外、融合中西的艺术家,如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人的作品兼具现代趣味与东方美学意味,以艺术价值与投资价值得到市场热捧;

三、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时期的作品,以鲜明的时代烙印引起藏家兴趣,如《毛主席去安源》由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1995年10月公开拍卖,以605万元创下当时本土油画拍卖最高纪录;

四、20世纪80年代的写实画风,功底扎实的中青年画家如陈逸飞、王沂东、陈丹青、艾轩、杨飞云、罗中立等,拥有广泛而稳定的市场基础;

五、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画家,如新生代的刘小东、喻红,政治波普的张晓刚、方力均等,因其表现个性颇得市场推崇,尤其后者为海外画廊和欧美资金支持,迅速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在艺术市场的运作过程中,不仅名家作品价值得到确认,青年艺术家等市场潜力股被发现,被美术史和社会遗忘的艺术家也得以挖掘,继而实现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双重认可,“如台湾的大未来画廊就连续推出了关良的油画、吴大羽的晚期油画作品,老油画家沙耆、李青萍的作品通过画廊的努力也相继出现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油画史的全面反思。”[8]这种发现、发掘,对油画家抑或美术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这些作品相应的市场表现也令人鼓舞。如香港佳士得’96春季拍卖会中,沙耆的《树林中的马群》成交价为14.3万港币,关良的《山村》为8.6万,常玉的《侧卧的裸女》为9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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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8 “新锐的目光——一九七零年前后出生的一代”展览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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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9 季大纯 《无题之二》 106×106cm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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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0 何森 《后仰的少女》 100×80cm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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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1 钟飚 《公元1997》 180×180cm 1997年 

艺术市场重视名家,也为新一代画家创造着机会。不少画廊致力于挖掘和培养有潜质的中青年画家,与其开展灵活的合作方式,有艺术家寄售、画廊代理销售、包装代理画家等不同类型。规范的画廊会为画家建立完整的发展策略,包括展览、推广、出版、评论和媒体舆论。包括为画家提供必需的生活费用及创作经费,并对其进行包装,邀请美术批评家评论、举办画展、出版画册等,画家为画廊每年提供若干作品,一般在合约期间不允许同其他画廊发生联系或私下出售作品。如北京春夏—翰墨画廊,他们按国际惯例操作,是最早在国内采取艺术家代理制的画廊,该画廊策划的展览如“新锐的目光—一九七零年前后出生的一代”(图3-3-28),意在推出毛焰、夏俊娜、季大纯(图3-3-29)、何森(图3-3-30)、钟飚(图3-3-31)等青年画家,被业界誉为“青年艺术家的梦工厂”。再如四合苑画廊代理的画家有陈文骥、郭伟、蔡锦、张大力等。作为画家与市场的中介,画廊乃至拍卖为部分艺术家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以经济形式鼓励了其探索,使之能够安心创作,为其艺术上的顺利成长创造条件。

虽然艺术市场对油画开辟了一条价值实现的康庄大道,但问题也相伴而来,如市场趣味对创作的影响,既表现为市场看好的画法引发的跟风潮流,也表现为市场认可带来的艺术家个体创作上的固化与止步不前,前者如对东方、怀旧和乡土情调写实画风的模仿,后者如艺术家创作的自我重复;再如市场化对美术批评的侵蚀,面对金钱的利诱,参与市场营销的美术批评不排除失去学术立场、判断和独立品格,出现误导消费的行为;再如画廊与画家的合作大多还处于代卖作品阶段,尚未签约代理,以及艺术博览会水准参差不齐的问题等等。

无论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艺术与商业已经密不可分,艺术市场为创作注入了活力。作为新生事物,艺术市场需要规范化、标准化操作,而艺术家也需要调整创作心态,本着从艺术而非市场出发去开展艺术创作,避免急功近利,艺术批评家则需秉持学术评述的独立性、严肃性,以学术引导艺术市场的消费,树立其在艺术欣赏和收藏方面的威信,收藏家则尚待提升审美眼光进行理性地收藏,只有不同方面的共同努力,艺术市场才能更加和谐、健康有序的发展。

总之,海外和中国本土拍卖公司的持续运作,以及画廊和博览会的活动开展,传播了本土油画的艺术与商业价值,拉近了欣赏者、收藏人群与油画的距离,增进了其对于油画的了解与认识,激发了社会和市场对于优秀油画作品的需求。这些构成一股强劲的动力,推动着本土油画艺术的创作与发展。

注释:

[1]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国内知名度已经很高的画家出国的主要有陈逸飞、丁绍光和陈丹青等人,1988年,陈逸飞的写实风格的一幅风景画已经卖到75000美元。此外也有一些画家应邀出国举办展览,而这些邀请方往往是国外的画廊或者是艺术品销售机构。吴冠中在1987年9月到香港参加香港艺术中心为其举办的回顾展,香港媒介纷纷予以高度评价。1988年,日本西武百货店举办中国博览会,荣宝斋在其中心区域举办商业性画展,吴冠中的作品销售很成功。1989年,西武为其举办的展览竟然在开幕式后不久就销售了全部作品的90%。同年在香港“万玉堂”画廊的展销,更是出现了购买者排队取号的场面。在80年代末期,吴冠中的作品已经跃居香港、台湾当代中国画市场价之首。1989年,吴冠中的彩墨作品《高昌故城》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以187万港元售出;1990年3月,他的油画作品《巴黎蒙玛特》在香港佳士得的拍卖中以15万美元出售。……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画家的作品的市场已经在海外升温,并开始拉动中国内陆的艺术市场。转引自北京画院编:《20世纪北京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462页。

[2] 佳士得拍卖行(CHRISTIE'S,也译克里斯蒂拍卖行),世界著名艺术品拍卖行之一。1766年由詹姆士·佳士得(James Christie)在伦敦创立,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品拍卖行,拍品包括绘画、珠宝、家具和书籍等。佳士得所设立的办事处分布于全球共90个主要城市,其艺术品拍卖价位多次创不同时期世界纪录。

[3] 苏富比(Sotheby's )1744年3月由山姆·贝克(Samuel Baker)创立,最初从事古籍方面的拍卖,后涉足艺术领域。苏富比与克里斯蒂(又译作佳士得)拍卖行、菲利普拍卖行并称为全球三大拍卖行。苏富比业务遍及全球40个国家,包括北京、莫斯科及多哈等新兴市场;主要拍卖中心设在美国纽约约克大道、英国伦敦新邦德街、巴黎圣多诺黑区街及香港。苏富比于1994年在上海设立代表处,并于1995年起在中国举行拍卖预展。

[4] 在嘉德’94秋季当代油画拍卖会中,陈逸飞的《山地风》拍得260万高价。颜文樑的《苏州桃花坞》成交价为7.2万人民币,林风眠的《风景》为30万,艾中信的《雪中放牧》为5.2万,吴作人的《青岛中心公园》为为21万,罗工柳的《蓝裙子》为3.8万,陈丹青的《哺》为7.8万,罗中立的《早春的阳光》为12万,朱乃正的《五月的星光》为9.2万,杨飞云的《瞬间的静止》为16万,靳尚谊的《人体》为30万,王沂东的《春风》为10万。本数据来自刘刚、刘晓琼编著:《艺术市场》,江西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05-106页。

[5] 北京画院编:《20世纪北京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464页。

[6] 台北苏富比’95春季拍卖会上,余本的《福寿天成》的成交价为13.8万台币、颜文樑的《万里长城》为29.9万,丁衍庸的《垄断》为23万,刘海粟的《黄山日出》为59.8万,潘玉良的《母爱图》为89.7万,林风眠的《伯乐相马图》为92万,常玉的《一帆风顺》为280万,本数据来自刘刚、刘晓琼编著:《艺术市场》,江西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10-111页。

[7] “这一系列操作行为是海峡两岸联手完成的。在方案确定之后,徐龙森(东海堂主人,笔者注)不惜借巨资产收购各地老画家作品,然后分别包装到台湾上市。”伍劲:《漫游中国画廊》,《美术文献》增卷(三)1999年,第6页。

[8] 徐龙森:《中国画廊业的兴起》,《美术文献》增卷(三)1999年,第38—39页。

(注:原标题为《艺术市场的兴起》,现标题为编者自拟。)

  更多内容尽在[李昌菊专栏]

  李昌菊简介

  湖北荆州人。1994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2000年获该院美术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文理学院美术史系访问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在《美术》《美术观察》《中国文艺评论》等专业刊物上独立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民族化再探索——1949至1966年中国油画的重要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人民出版社,2017年)。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艺术学青年项目1项,2篇文章分别入选第十一届(2009)、第十二届全国美展(2014)“当代美术创作论坛”。曾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奖(2008年),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014年),2016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评论作品,“历史与现状”首届青年艺术成果优秀论文奖(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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