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吴明娣：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及其对艺术市场的影响_-收藏-世纪-彩瓷

欧洲人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已接触到中国陶瓷，但数量十分有限，仅能从少量的历史文献中发现零星记载，

欧洲人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已接触到中国陶瓷，但数量十分有限，仅能从少量的历史文献中发现零星记载，存世的实物稀如星凤，且难以考证其确为传世藏品（图一）。

图一：德化窑青白瓷两系罐 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藏

15世纪葡萄牙人开辟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通道，16世纪以来，特别是1557年之后，中国瓷器开始批量销往欧洲，供上层社会使用，中国瓷器收藏成为现实，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演进后，中国瓷器收藏于17世纪后期渐成风尚（图二、图三），并在18世纪广为流行。这一过程中，瓷器收藏群体形成，并逐步由皇室、王公贵族扩展到富有的商人、市民阶层。

图二：明代德化白瓷观音像

图三：1655年的观音像版画

随着中欧陶瓷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瓷器收藏在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等西欧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狂热程度，致使大量各种规格档次的中国瓷器不再止于满足生活所需，而是脱离其物质功用，转化为收藏品。当时中国瓷器在欧洲既被作为财产保藏，又被当作艺术品欣赏、陈设，以显示收藏者不同寻常的身份和审美品位。

18世纪中国瓷器在欧洲收藏品中最受追捧，对欧洲社会各个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以上层社会为最。这在改善欧洲人的生活品质，推动西欧陶瓷生产技术的提高，丰富欧洲装饰艺术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这一研究领域已引起18世纪以来不少学者的关注，亦成为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热点。然而，中外学者较少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与市场交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较为模糊。因此有必要从这一视角岀发，探讨18世纪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及相关问题，以期准确把握国际艺术市场中国古陶瓷交易的发展脉络。

一、收藏概况

18世纪欧洲的瓷器收藏源自16-17世纪中国外销瓷在欧洲市场的流通，最初中国外销瓷主要作为上层社会的生活物品。由于当时欧洲还不能生产瓷器，物以稀为贵，中国瓷器在西欧市场上价格不菲，自然使瓷器的持有者对之格外珍视。直到17世纪初，欧洲上层社会仍将中国瓷器当作奢侈品。

此后百余年间，虽然中国瓷器已大规模输往西欧，但是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一如既往，尤其是地处内陆、无法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瓷器的热忱始终不减。如热衷于中国瓷器收藏、格外钟爱青花瓷的波兰王奥古斯都二世（1670-1733年），于1717年得知德国北部的普鲁士摄政王威尔•汉姆一世收藏了一批大型中国青花瓷瓶后，通过约600名龙骑兵组成的兵团换取其中的152件，这批瓷器也被视为世界瓷器贸易史上最为昂贵的文物，足以说明当时欧洲的中国青花瓷器是何等贵重。

法国上流社会收藏中国瓷器更为盛行，在18世纪法国画家布歇的多件作品中都描绘了中国陶瓷，其中就有青花瓷与紫砂器。

具体而言，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是欧洲收藏中国瓷器最为盛行的阶段。无论是收藏品种、数量，还是瓷器品质都达到历史巅峰，这是由中国和欧洲双方瓷器生产与贸易状况决定的。一方面，欧洲在1710年德国迈森窑率先掌握硬质瓷烧造技术前，无法自行生产瓷器，完全依靠进口。此后虽然英国切尔西窑和法国赛弗尔窑分别于1743年和1759年烧造出瓷器，丹麦也于1775年在首都哥本哈根建立皇家瓷厂，但这些欧洲制瓷机构初期生产的产品数量十分有限，质量尚不能与同时期的中国瓷器相比，欧洲瓷器收藏仍倾向于中国瓷器及欧洲的仿品（图四）。与此同时，中国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统治得力，处于全盛时期，陶瓷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超越以往。景德镇及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外销瓷生产规模显著扩大，成本降低，因此外销瓷器贸易并未因欧洲已经出产瓷器而受到影响。

图四：江西景德镇窑

荷兰代尔夫特窑

法国塞夫勒窑所产青花八吉祥纹扁瓶曰本出光美术馆藏

18世纪中后期，荷兰、英国、法国、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的大型商船仍频繁往来于中国广州港和西欧口岸之间。有资料显示，仅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18世纪运回英国的中国瓷器就达300万件。随着20世纪后期水下考古兴起，各国从沉船中打捞出水的中国瓷器难以计数，动辄有上万件完整瓷器被发现（图五）。这些不幸触礁沉没海底的商船有不少为18世纪各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如1745年9月2日沉没的瑞典哥德堡号、1752年1月3日沉没的荷兰哥德玛尔森号、1761年1月20日沉没的英国格里芬号。在这样的前提下，有足够充裕的中国瓷器供应欧洲市场，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并为专业化的收藏、交易提供支撑。

图五：哥德堡号沉船出水清乾隆青花牡丹垂柳纹折沿盆瑞典海事博物馆藏

以下依据欧洲传世的中国瓷器及文献记载，再结合20世纪以来自欧洲沉船中打捞出水的中国瓷器，对18世纪欧洲收藏中国瓷器的品种、数量及途径等加以考察。

二、收藏品种、数量

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彩绘瓷为主，其中釉下彩青花和釉上彩中的五彩、粉彩所占份额最多，其他品种数量有限。所藏中国瓷器主要是同时期由中国输入的，也包括前代遗存。

青花瓷器是16-18世纪欧洲上层社会首选的瓷器藏品，喜爱中国瓷器的权贵无一例外地以拥有中国青花瓷器为荣。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巴黎凡尔赛中修建了一座托里阿诺宫，是由青花瓷器和釉面砖构成的蓝白相映的“清凉世界”，此陈设引起了法国及其他西欧国家上层社会关注，并带动了青花瓷的收藏与交易。因此前述德国普鲁士、萨克森国王对青花瓷收藏的热衷也不难理解。

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欧洲各国王室建立的中国宫、中国室、东方宫、瓷宫中大多陈列收藏景德镇窑及福建漳州窑生产的青花瓷。如波兰王奥古斯都二世在德累斯顿茨温格尔宫的收藏，其中青花瓷在其全部陶瓷藏品中所占比重最大，约有60%（图六）。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教堂最初在景德镇窑定制的陈设瓷器及生活用瓷大部分为青花瓷，至今传世的以盘、瓶居多。贵族定制的早期纹章瓷也多为青花制品，反映了当时欧洲人的收藏倾向，这与当时中国外销瓷的品种构成不无关联。

图六：清康熙青花花卉纹盘 西方古董公司藏

五彩瓷在欧洲藏家心目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其在上层社会中国瓷器藏品中所占的份额仅次于青花。德国奥古斯都二世出任波兰国王后，曾先后从华沙马苏尔地区购买数百件珍贵的中国五彩瓷器，用于装饰茨温格尔宫。⑶晚明和清康熙时期景德镇窑生产的五彩瓷与同时期日本有田窑生产的五彩瓷是欧洲贵族及富裕市民家中客厅的重要陈设。晚明和清初期的中国五彩瓷既有纯粹的釉上彩，也有青花五彩。康熙年间景徳镇窑掌握了釉上蓝彩的工艺后，才不再用钴料绘制釉下蓝色纹饰。五彩瓷器生产成本要高于青花，雍正时期为提高外销瓷的生产率降低成本，广彩应运而生，使外销瓷釉上彩绘的产量显著扩大，输入欧洲的五彩瓷器数量相应增多。

18世纪中期欧洲人购藏的五彩瓷器，大多是在广州口岸利用景德镇白瓷绘制纹饰后“彩烧”的“广彩”器。除此之外，欧洲“后加彩”瓷器也在欧洲人的收藏品之列，所占比重较小。由于釉上彩瓷器需经过两次烧成，因此白瓷或青花等一次烧成的中国瓷器在运往欧洲后，欧洲收藏者会根据自身审美需求，再对其进行彩绘装饰，施以红彩、绿彩及金彩等。

18世纪中期，景德镇粉彩的制作工艺日趋成熟，在民间得到推广，粉彩瓷也开始大量远销海外，并很快受到欧洲人的喜爱，成为欧洲收藏釉上彩瓷的主流产品。与此同时，从广州起程的商船所装载的五彩瓷数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粉彩瓷。如1761年1月1日离开广州港的英国“格里芬”号船就有一定数量的粉彩和青花粉彩瓷，还有少量墨彩瓷。

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大部分为普通外销瓷和定制瓷。其中，定制瓷在所有中国外销瓷中所占比重虽然有限，但在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中占有重要地位。18世纪定制瓷的价格通常是普通外销瓷的10倍。18世纪30-60年代是欧洲在华定制瓷生产的高峰期，也是粉彩纹章瓷最为盛行的阶段。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往中国成千上百的瓷器画样，其中海牙博物馆保存有东印度公司记录的1758年的画样原件，共7页，上绘33件瓷器的图样。

除上述品种外，18世纪欧洲藏家还收藏斗彩、珪琅彩、颜色釉瓷和白瓷。白瓷除产自景德镇窑外，还有德化窑的产品。需要提及的是，宜兴紫砂陶器深受英、法、徳等饮茶习俗较为流行的国家的收藏者喜爱，至今德国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尔宫中还陈列着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紫砂壶。以上品种在欧洲收藏的中国陶瓷中所占比重十分有限，一般收藏者很难获得。如斗彩、球琅彩等在中国也是产量较低的高档瓷器，其他高品质的青花、五彩瓷器等，也多为欧洲各国国王及身份显赫的贵族所拥有，珪琅彩、墨彩等珍稀瓷器的价格往往是青花、粉彩瓷器的2倍以上。

18世纪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品类丰富，艺术风格多样，粗精兼备，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景德镇窑和漳州窑的青花瓷，其次是五彩和粉彩。雍正朝及此前的产品大多出自景德镇窑，雍正朝以后，主要为“广彩”。其他品种的市场流通和被收藏的数量总和不及上述彩绘瓷的任何一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釉下彩与釉上彩瓷器无疑是18世纪欧洲收藏中国瓷器的主流。此外，通过外交等途径传入欧洲的中国瓷器，特别是来自清代朝廷的礼品瓷，主要为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礼品瓷除白瓷、青花、五彩等品种外，还有哥釉、汝釉、官釉、钧釉、笄青、黄地青花等较为珍稀的御窑瓷。回中国礼品瓷数量虽与外销瓷相比微不足道，但品质最高，是欧洲中国瓷器收藏中最值得珍视的品类，也最具有收藏价值。

究竟有多少中国瓷器成为18世纪欧洲人的收藏品已难以统计，仅能通过传世品及有限的贵族藏品清单窥其一斑。英国王室收藏的中国瓷器不仅种类丰富，数量也位于欧洲各国之首。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王室收藏设专厅展示，1864年建立的第三厅所展示的瓷器多达3万件，其中多数是产自中国的珍稀品种，这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对中欧瓷器贸易强有力的控制直接相关。

18世纪欧洲各地城邦国家的君主、贵族收藏中国瓷器的数量也令人瞩目。波兰王奥古斯都二世曾有专人管理其收藏品，记录瓷器的档案被称作“白金”清单。他收藏的东方瓷器共24100余件，其中17000余件是中国瓷器，其余为日本、朝鲜瓷器。中国瓷器中约7800件是青花瓷，五彩瓷器约6300件，留存至今完整的五彩瓷器共2635件。奥古斯都的收藏品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陈列在茨温格尔宫。此外，散落在欧洲各国的“中国宫”“中国室”“瓷宫”中的中国瓷器数量也十分可观（图七），其中不少被战争及其他动乱毁坏，但仍有些幸存下来，如德国普鲁士国王所属的柏林夏洛藤堡宫的中国瓷宫（图八）、意大利都灵王宫的“中国室”，均陈设各式中国瓷器，但数目不详。

图七：里斯本法国大使馆桑托斯宫瓷器室的天花板，满饰16-17世纪的中国青花瓷盘

图八：柏林夏洛腾堡宫瓷器室

除上述欧洲上层社会的显贵外，18世纪中国瓷器收藏还蔓延至欧洲社会的各个阶层，荷兰、英、法、意大利等国的中产阶级在18世纪中期也能够享用并收藏中国瓷器，将其作为个人和家庭的荣耀。至今，在欧洲各大城市甚至传统小镇的博物馆及家庭陈列室中，仍能看到青花、五彩、粉彩等中国瓷器。这反映出18世纪欧洲中国瓷器收藏的盛况。

三、收藏途径、方式

16-17世纪中国瓷器外销欧洲，最初主要是为满足生活所需，实用器在外销瓷中占绝大多数。仅有少量器物和瓷塑供陈设，或作为室内装饰。陈设器中以瓶、瓠、将军罐最为多见，瓷塑有产自景德镇窑和德化窑的动物、人物塑像，包括彩绘瓷和单色釉瓷两类，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的福、禄、寿三星、仕女、孩童及佛像等。从16-18世纪，欧洲对中国瓷器的收藏是逐步形成的。首先，陈设瓷主要被作为艺术品收藏，其次，原本作为餐具、茶具用的盘、碗、盆、壶等因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情况下不轻易使用，也被作为壁饰陈列,此外，先辈遗留的财产往往也转变为收藏品。可见瓷器藏品是由实用品自然转化形成，并非刻意收藏。

收藏上述两类瓷器，主要通过市场交易和接受进献、馈赠两种途径。早在17世纪后期，瓷器的收藏已较为盛行，价格不断攀升，如“1669年，销往英国的瓷器值10英镑，1693年售价已高达2675英镑，25年间增长了270倍”。18世纪初期，欧洲市场上中国瓷器的价格由此可见一斑。随着中欧瓷器贸易数量的增长，交易价格有所下降，但高档瓷器依旧价值不菲。

18世纪中后期，因德、英、法等国已能生产瓷器，普通中国瓷器的价格进一步降低，但作为收藏品的中国瓷器始终受到珍视。

18世纪各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停靠的港口城市是中国外销瓷最为重要的集散地，如荷兰阿姆斯特丹、海牙，英国伦敦、丹麦哥本哈根、瑞典哥德堡等。中国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运至港口城市后，再由经销商转运至欧洲各大城市。对瓷器收藏情有独钟的欧洲内陆国家的收藏者，除了在本国城市购买瓷器，也远至上述港口选购。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奥古斯都二世既在萨克森州的莱比锡采购瓷器，也向荷兰人、英国人订购瓷器。

此外，深为藏家爱重的是当时市场上很难购买到的珍稀瓷，这类瓷器多为景德镇窑烧造的高档瓷器，有的甚至出自御窑厂。因为晚明至清代乾隆时期，很多欧洲传教士、商人来华，他们将为数不少的中国瓷器精品带回欧洲。有些在清宫中服务的传教士会得到御赐的瓷器，如意大利人马国贤回国前，即得到皇帝赏赐的宫廷瓷器。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公使马戛尔尼来华为乾隆帝祝寿，他及随行人员均得到过包括瓷器在内的各种赏赐物品。乾隆帝赠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礼物中，瓷器的品种、数量十分可观，其规格档次之高自不待言。这些能够代表中国瓷器工艺最高水平的珍稀瓷器传入欧洲后，必然会引起瓷器藏家的追捧，成为争相求购的收藏品。

欧洲各国的君主、权臣获得中国珍稀瓷器的渠道有多种，接受进献与相互馈赠，当然还有不同手段的巧取豪夺。在世界各国的艺术品收藏活动中普遍存在，无需赘述。

欧洲的瓷器收藏经历了由少到多、由粗到精、由零散无序向集中系统化发展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普通家庭收藏的瓷器以花瓶、盘、瓷塑为主，往往陈列在厅堂的壁炉上，或放在案头、挂在墙壁上。随着藏品增多，发展到辟专室陈列展示。从现藏于法国装饰艺术博物馆的一幅18世纪静物画中可以看到欧洲室内陈设的场景：画面前景为大件铜器、瓷器及动物标本，其后位于画面中心的是一个三层储物柜，放置了来自景德镇、德化、宜兴的中国陶瓷器，以白瓷和彩绘瓷为主，其中包括瓶、尊等陈设品以及杯、盘等日用品，同时也有瓷塑，如白瓷佛像和紫砂罗汉像。旧皇宫和贵族所藏的瓷器除陈列厅堂外，还设瓷器走廊、瓷器室、瓷器宫供家族成员亲朋等观赏，其形式繁多，不拘一格。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就有生动的描绘，如表现上流社会的“瓷器房子”——“从地板到天花板，绘有异国风物的瓷器”，“将意大利绘画扔上阁楼，为瓷器让出位子”。有些则直接涉及中国瓷器的具体品种和陈设方式，应当是对当时现实生活的反映，如“佛像放在架子上，仙女躺在铺着棉布的椅子上，橱里满是神祇和大象，孔夫子端坐其中，得意洋洋”。

在收藏过程中除了那些盲目收藏追逐时尚的收藏者，真正喜爱中国瓷器的藏家必然要了解相关知识，掌握中国制瓷工艺及其造型、装饰特点，从而选择性地收藏其钟爱的品种。欧洲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瓷器经营的商人，使瓷器的收藏与交易更为专业化。这些商人有较高的鉴定水平和能力，他们充当交易中介，为收藏者代购瓷器，进而成为君主的瓷器顾问。曾在奥古斯都二世身边工作过的著名瓷器经营商伊丽莎白•巴斯塔切夫人就属于这类角色⑰。

专职瓷器经营人员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瓷器贸易经过约两个世纪的发展，经营活动日趋成熟、规范的结果。长期的经验积累与学习研究，促使瓷器交易，鉴定人员的专业水平不断提升，其中的佼佼者能脱颖而出，获得购藏者的信任。专职瓷器经营人员的产生有益于提高瓷器收藏的整体水平、促使经营规范化。同时也为18世纪及此后欧洲瓷器收藏与市场交易的稳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规范化与专业化在18世纪初期的欧洲各国皇室艺术品收藏中已基本实现，瓷器收藏当然也不例外。

18世纪欧洲不少瓷器被作为财产保存，至今在法国还留有出售瓷器的财产清单，图文结合，记录了具体的瓷器品种、造型等信息。如现藏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康熙素三彩狮子、素三彩猴形壶的形象，早在18世纪就被描绘在法国人的财产出售目录边上网。这使得瓷器在日后的交易中有据可査，是有关18世纪欧洲的中国外销瓷的宝贵资料，具有档案的价值。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等国曾主导或直接参与中欧瓷器贸易，在这些国家，中国瓷器的收藏家较多，所藏中国瓷器也数量庞大，且收藏地相对集中。基于此，在此后的两百多年中，在中国瓷器收藏与交易方面，这些国家仍把握着市场先机。

四、影响

18世纪欧洲中国瓷器收藏已形成较大的规模，为此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中国瓷器收藏奠定了基本格局，对19世纪以及现当代中国瓷器收藏与交易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9世纪初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欧之间的瓷器贸易数量虽已不及高峰期的规模，但仍较为可观。尽管这一时期欧洲各大瓷厂生产能力已显著增强，瓷器烧造质量也快速提高，不再像18世纪那样依赖从中国进口高品质的瓷器。但其部分品种的制作水平仍无法达到中国高档瓷器的水准，因此还需从中国定制，如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在嘉庆年间就向景德镇窑定制青花加彩瓷塔(图九)。

​图九：景德镇窑定制青花彩绘盜塔

英国人对中国瓷器的热衷也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收藏风尚。19世纪，美国崛起，欧洲收藏中国瓷器之风也吹入大酉洋彼岸的纽约及其他美国都市。1886年，在纽约上拍了一件“桃花天球瓶”，被沃尔特斯父子匿名以1.8万美元竟得。沃尔特斯曾在1862年伦敦参加博览会，见识到了中国瓷器，激发起收藏中国陶瓷的兴趣。由此可见，19世纪以前欧洲瓷器收藏热对美国的影响。随着美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全球艺术品市场的格局也有所改变，中国瓷器收藏风潮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发展步伐加快，西欧列强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而与此同时清王朝由盛转衰，1840年国门被迫打开，内忧外患加剧，洋货倾销中国，致使包括制瓷业在内的手工业生产遭受重创，外销瓷生产也在难以幸免。19世纪中晩期景徳镇窑和“广彩”瓷生产虽然经历过战乱的破坏性打击，仍能恢复生产，产量保持一定规模，但质量显著下降，难以尽如人意，欧洲与中国的瓷器贸易几乎中断。中国仅有古代瓷器和仿古瓷还能受到西方收藏者的青睐。因此，晩清至民国前期景德镇窑的仿古瓷生产能继续维持。这一时期欧洲人收藏的中国瓷器多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彩绘瓷及其仿制品。这与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认知和审美趣味直接相关。

必须提及的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包括宫廷瓷器在内的中国皇家珍藏和民间财宝被列强劫掠。其中英、法、德、比、奥等欧洲国家的入侵者曾将清代宫廷瓷器当作财宝和战利品运回欧洲。这与欧洲18世纪中国瓷器收藏风尚流行，以中国瓷器为贵的观念在西方深入人心不无关系。

晚清出任中国驻伦敦外交官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记其在伦敦见圆明园被掠夺品，有“龙袍、貂褂……皆御用之物”。他还述及伦敦拍卖古物，“柯里斯的叫货屋”所拍卖的“中国小黑瓷瓶，高约尺余，瓶嘴有冲口，喝千零五十镑”，“中国古瓷至英者多矣！”回这些记录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瓷器在英国的际遇，折射出当时英国人对中国瓷器仍较为珍重，即使是残损的中国瓷器仍有市场价值。

19世纪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基本上沿着18世纪的轨迹行进，既有传承，又有一定程度的拓展，对近现代国际艺术市场的中国艺术品交易及相关领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在交易品种及艺术品风格的选择、价格档次的确定等方面都得到反映。所经营的中国瓷器以青花、五彩、粉彩为主，对装饰华贵繁缚的彩绘瓷更为推崇，“贵华而贱素”的倾向十分明显。当代国际艺术市场上交易最为活跃的中国瓷器大多为这些品类，频频出现“天价”，有多方面因素，但不应忽略中国瓷器经营者与购藏者的文化背景与审美取向。同时，欧洲社会活跃着一批深谙中国瓷器的行家里手，其技能也会被后人传承，使艺术市场中经营中国瓷器的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地保障。欧美国家艺术品经营机构的中国瓷器经营得益于此。西方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也在同期形成了良好的传统，对欧洲瓷器藏品的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已取得一系列成果英国东方陶瓷学会的成立及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说明了这一点。

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风尚先后传播到美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等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推动了美洲、澳洲、非洲以及亚洲的瓷器收藏、交易。网因欧洲人的瓷器收藏风尚也被传播到他们的殖民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藏家大多为欧洲移民，他们的收藏趣味及收藏方式与18世纪的欧洲人无明显区别。20世纪有不少家族藏品被推向市场，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瓷器珍品。21世纪，欧美艺术市场上，频频推出中国外销瓷专场，除来自欧洲的藏品外，也有出自美洲、澳洲、非洲的家族遗珍。

(一)对国际艺术市场的影响

1.    数千万件的中国外销瓷，以及部分来自景德镇官窑的高档瓷器在欧洲各国得以保存，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妥善收藏，陈列于欧洲各个公私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的府邸。私人收藏为近现代艺术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商品，有利于艺术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加之水下考古使大批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浮出水面，推向市场，可供交易的中国古代瓷器远远超过存世的其他类别的中国艺术品，国际艺术市场的中国艺术品交易有了充足的资源保障。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类艺术品所难以比拟的，这也与瓷器材质易于永久保存相关。中国古代瓷器名品在现当代国际艺术市场出现的频率及交易额，超过中国古代书画及其他艺术品，是上述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2.    欧洲18世纪流行收藏中国瓷器，使社会各个阶层均珍重瓷器，尤其是中国瓷器。这不同于中国人在“重道轻器”的观念影响下，重书画，轻器物。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也有不少经过著录，传承有绪，有迹可循，其可信度增强，文化价值也得到提升。直到20世纪后期英国、荷兰等国藏家仍热衷收藏中国瓷器，并记录在案。此外，欧洲人瓷器收藏观念与收藏传统影响了其现当代的收藏趣味和市场行为。在收藏中国艺术品方面，更多关注于瓷器，特别是中国明清时期的瓷器，直接影响到欧洲各国艺术品机构的中国艺术品经营定位。

（二）对中国艺术市场的影响

清末至民国早期有不少英、法、德、比利时等国古玩商和收藏者在中国购藏瓷器及其他古董珍玩，这使得北京琉璃厂的古玩铺热衷于经营古瓷器和仿古瓷器，并将货物出售给洋人或提供给当时专门为洋人服务的古玩商铺一“洋庄”，直接影响北京地区的交易。如《匋雅》中记载：“洋商喜购瓷佛像，大小彩塑层出不穷，京内外庙宇遂为之一空”，“宋均且不见重于西商，今则宋元瓷品，声价陡增”四。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也提及，“唐宋人尚青，明清人尚红，近日西商则重紫，均窑瓷器一枚价值万金”岡。与此同时，广州、景德镇的仿古瓷的生产也得到延续，有的直接供应海外市场，或在国内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古玩市场流通，甚至有景德镇等地的工匠在北京为古玩商烧制仿古瓷器，知名的如詹远广、詹兴祥、刘永清等。

清末至民国早期，琉璃厂古玩行业的延清堂、博観斋、雅文斋等古玩商家在经营名贵古瓷器方面颇有影响，吸引了不少洋人光顾。丁济谦、杨伯衡、萧书农、俞淮清、吴启周等是琉璃厂主要从事瓷器经营的古董商，服务于洋人的古董商又被称为“吃洋庄的”，余惟清、祝绥斋等人就长于此道。那一时期时常在琉璃厂寻宝的洋人有加拿大人福开森、美国人布洛德等。其中福开森尤擅古玩鉴藏，民国时期出版的《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网由郭葆昌校注，福开森勘订并译为英文，1931年由北平解斋书社发行，这也反映出洋人是当时不可忽视的购藏力量。英国著名的收藏家大维德爵士也自1914年起，从伦敦两家主营中国艺术品公司的负责人约翰•史帕斯和布鲁特父子处频繁购买中国瓷器。他1924年曾在北京购藏中国瓷器，并与北京的古玩商保持密切的联系。大维德收藏中有一对带有至正年铭文的元青花龙纹象耳瓶，它们曾是北京智化寺的供器，经历古玩商转卖成为大维德基金会最为重要的收藏，现陈列于大英博物馆中国馆。他的挚友戴维斯法官也热衷于中国古陶瓷收藏，曾于1932-1933年间来过北京，其藏品中包含在北京购藏的民窑瓷器。

欧洲瓷器收藏对中国艺术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清代北京、广州、景德镇等地瓷器贸易及古玩市场的中国古瓷器和仿古瓷器交易等方面。其中对北京琉璃厂等古玩市场古陶瓷交易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各地广泛采用机器生产瓷器的工业化背景下，采用传统制瓷工艺的景德镇和广州彩绘瓷仍在市面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在20世纪中后期仍保持稳定的销路，在出口创汇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益。

20世纪，香港成为中国古陶瓷交易的重要阵地，并吸引著名艺术品经营机构苏富比、佳士得等拍卖行的入驻，瓷器是其经营的主要品类，与18世纪以来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中国瓷器收藏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2012年起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匡时等国内拍卖企业也进入香港，所交易的艺术品也离不开中国古陶瓷。

综上可知，18世纪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对艺术市场的影响显著，同时也应看到18世纪欧洲的瓷器收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收藏品种主要为清三代瓷器，大多数为彩瓷，选择性地忽视其他瓷器名品的收藏。这也影响到英、法等国主导的国际艺术市场中国瓷器的经营，明清青花和以装饰见长的各类彩绘瓷始终位于前列，身价不菲，宋元名窑珍稀瓷器也难以望其项背，其他高古瓷器更遭冷遇，价格与价值的匹配度较为悬殊。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艺术市场的发展，国内古陶瓷收藏升温，相关研究传播力度加大，高古瓷价格有所提升，中国古陶瓷经营“物离乡贵”的局面得到了相应的扭转。

回顾历史是为了审视当下，瞻望未来，有利于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以及海外古陶瓷收藏与交易所面临的机遇和问题，找出其症结所在，以便积极应对，使长期以来国际艺术市场瓷器交易的定价权被欧美国家艺术品机构掌控的局面得到改变，学他人之长，缩小国内与西方艺术品经营运作的差距，提高规范化与专业化水平，进而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掌握主导权，使中国艺术品经营机构成为中国瓷器及其他中国艺术品收藏与交易的掌舵人和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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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明娣简介

1964年生，出生于江苏睢宁。1979年9月至1982年7月在江苏省宜兴陶瓷工业学校陶瓷美术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宜兴红旗陶瓷厂工作3年。1985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本科毕业当年考上本系硕士研究生，师从古陶瓷专家叶喆民先生，学习中国陶瓷史。1992年硕士毕业后任教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998年9月至2002年7月师从李福顺教授攻读中国美术史方向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市场专业负责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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