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王谦：博古通今的第一流人物沈曾植_也是书法史上的“塞尚”_沈曾植--章草-之学-书家

沈曾植（1850—1922）说起上世纪20年代，除了时值开天辟地的社会、文化大变革之外，用心于旧时人

沈曾植（1850—1922）

说起上世纪20年代，除了时值开天辟地的社会、文化大变革之外，用心于旧时人物的人还会有另一种发现，即：这是文化名人离世的一个高峰期。即便是日寇入侵时期精神压抑到近乎绝望、物质匮乏到粥食难继的三四十年代，死掉的文化大家也没有20年代多。当然，其主要原因在于近世文化大家多蕴成于晚清，到民国初期多数年至花甲古稀，而民国骤兴不同于以往改朝换代那样有例可循，而堪称天翻地覆，众老心中震撼可谓前无古人，这对老年人的健康与寿命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具体原因容或不同，单是1927年去世的一流人物，就有沈曾植、王国维、吴昌硕、康有为等数人。

沈曾植，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字子培，号乙庵、巽斋等，晚号寐叟，一生别署字号与室名有150个左右。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南昌知府、安徽布政司等职，曾主讲两湖书院。

近世论学，往往以“专家之学”、“通人之学”来作分野。我的朋友张健旺博士曾借诸前贤之语以喻专家之学：所谓专家之学，用康德之语来说就是“独眼巨人之学”，用庄子之语来说就是“一曲之士”，用刘勰之语来说就是“东墙而望不见西墙之学”。沈曾植归入学术通人之列。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著述甚多，涉及法学、史学、佛学、诗词以及当时绝少人涉及的边疆地理之学，当时中外人士誉之为“中国大儒”。如果不是拿现代知识领域的数理化或霍金、屠呦呦那一套来考他，沈曾植得算是近现代学人中最为博古通今的第一流人物。

沈曾植曾告诫自己的学生：“治学必须另辟蹊径，一探古人未至之境，或少至之境。倘亦步亦趋，循旧轨辙，功效实稀。”他治学以考据为基础，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西北地理研究，在当时不但具有前沿性的学术意义，更主要的用心是“因西北边疆多故，治西北舆地之学，期应世变”。

沈曾植与有“南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初次见面，颇有戏剧性。康有为初次到北京，是在1882年，“沈康会”尚未发生。1888年，康有为赴京应顺天乡试，不第，但有了意外收获，即与沈曾植相识订交，同时也收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教训。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载《沈子培先生年谱序》写道：“康有为之初至京师也，气焰张甚，迨见先生论学，虽机锋百出，而无一足与先生抗者。先生曰：‘嘻，子再读二十年书，与吾谈可耳。’康乃不敢作跋扈态。”在王蘧常著《沈寐叟年谱》中也有记录：“康有为甚惮先生，一日说大话，沈曾植说：‘再读十年书，来与吾谈书法可耳。’康愧且退。”这两件记载，一为让对方读二十年书再来论学，一为让对方读十年书再来论书，说法不同，考虑到唐、王二位均非亲见亲闻，应是辗转听来，细节容有失真，此事必当真实发生过。读多少多少年书之后再来如何如何，大概正是沈曾植那几年喜欢的说法方式，无独有偶。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沈曾植来祝寿，正赶上张之洞幕僚辜鸿铭在席间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辜鸿铭（1857—1928）也算是学贯中西之辈，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懂得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学的中国第一人，后世称其为“清末怪杰”。毕竟沈曾植也是张香帅十分敬重的客人，辜鸿铭见他一言不发，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当沈曾植再来拜访张之洞时，辜鸿铭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请沈氏入座。沈曾植愕然，问搬书作甚。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与沈曾植的交往友情向来被传为佳话。1915年，39岁的王国维由罗振玉介绍与65岁的沈曾植在上海相识。两个书痴遇到一处，非常快活，沈曾植高兴地说：“天下书痴，唯我辈耳。”王国维从沈曾植那里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他主动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在聊天中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比如，1916年，缪荃孙与王国维谈到清代音韵学家江有诰的《音学书》，正好沈曾植藏有此书，王随即借来阅读。又如，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书，是在与沈曾植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自序中说：“方伯音学上之绝识，与余一得之见合于方伯者，乃三百年来小学极盛之结果，他日音韵学之进步，必由此道。”王国维自是有心人，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属于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而在此之前，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埋头著作《广艺舟双楫》，起初也是缘于沈曾植的建议。

尽管沈、王交往之间也有龃龉和别扭，甚至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有指称沈氏“非精神异常，又何至于此”之类字句，但不久逢沈曾植七十寿诞，王国维撰写了著名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盛赞沈曾植：“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龚自珍、魏源），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戴震、钱大昕），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922年11月，沈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国维撰《挽沈乙老联》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大诗人，大学人，大哲人，这是王国维眼中的沈曾植。拿当下眼光去看，沈氏当年拥有的法学（主要是对汉代以后历朝法律的汇总研究与纠正）、地理学（开边疆地理研究之滥觞）乃至文史研究的价值已经日渐减弱，他的书法成就却具有长久价值。在他身后近一百年时间里，其书法因风格偏于古奥，而曲高和寡，约半个世纪陷于沉寂，到了当代，即便是文化界之人，对沈曾植书法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逐渐深入的缓慢过程。早些时候，沈曾植的书法只是作为其政治、学术的附庸被介绍，到了当代，其书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才被充分挖掘出来。近十几年随着“民国书法收藏热”升温，沈曾植这个晚清大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新发现”。但是，当沈氏在世时，其在书坛的地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沈曾植在世时书名之盛，不下于康有为、李瑞清、郑孝胥等人。只略举一例便可见一斑：有“清末四公子”之称的吴保初于1913年逝世，章士钊请康有为书写墓志铭，不料康氏一再婉拒，并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后经章氏协调，最终由康有为撰文、沈曾植书丹。此事当时广为传知。

沈曾植治学领域之广泛，“趣博而旨约”，又能打通各种学问间的壁垒，融会贯通，这在书法上也有诸多体现。比如，他喜欢用书法来论诗歌：“盖诗家句法，即书家笔法也。”又如，他谈书法书理，话头会一下伸到禅理与外交策略上去：“无往不收，无垂不缩，书家秘旨也。已进不退，已伸不缩，禅家密语也。神明于此，可得外交政策之要。”

马一浮谈论书法说：“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沈曾植曾说：“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陧不安也。”乍看两位的表达，似乎是同样意思，其实不然。沈曾植的自我要求，是对字的结构的严谨要求，因为书家一旦放松对结构的要求，特别是草书，尽管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在所多见，但另一方面，点画的位置、用笔的轻重也会因细微差别，而将此一字误书成其他字，以致笔下出现错字。他要求每字皆有来历，是写字严谨的表现；马一浮要求“无一笔无来历”，则是在不必要严谨处提出过苛要求，有胶柱鼓瑟之嫌，而这一要求即便做成，也未必是佳书。大凡书家写字，其实不必“无一笔无来历”。严格一点说，只要大致结体、主要笔画能将自己学习古人书法精华的收获写出来，其他一些笔画就会自然而然地从笔下流出，整字乃至整幅作品也便和谐一致，足矣。再者，一个人写字的水平，通幅作品之中，各字的书写质量与全幅的整体水平其实大体一致，如果看人书法只细析其个别笔画精彩与否，而忽视整体水平，就只见树林不见森林了。

当代章草巨擘王蘧常先生曾回忆当年目睹沈曾植作书的情景：“先生作书，速度极快，笔力奇重。曾云：‘作字须胆大’，执笔在手，盘旋飞舞，极其灵动，甚至笔管卧倒于纸上，厚如玉版宣亦常被打去一大片。他作书主转指，转指时最用力，要求笔笔送到。”如将张宗祥《论述绝句》注中的两句话与此相参看，更可见出此老可爱之处：“培老作字，喜人从旁赞叹，则逸兴横溢，挥洒淋漓。若一行之后，观者不语，则停笔索然，或易纸更作矣。”于此，一派天真、酣畅的书写状态已在纸上复活矣。

沈氏晚年仕途失意，隐居沪上“海日楼”，以诗书遣日。郑孝青、王国维、罗振玉、李瑞清、张元济等名人都是座上宾。海口楼中的四壁、桌上全堆满了各类杂书，书高数尺，朋友进门，往往难见其人，直到高喊一声，才见沈老不知从哪一堆书后悄然探出身来。尽管拖家带口居上海大不易，他却自甘清苦，直到临去世之前一年，方正式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可见其书法受欢迎程度。

沈曾植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作书，写成三联。其中一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念兹在兹者，依然是书法，是书法史上精彩瞬间与遗迹在眼前的纷呈。

对沈曾植书法的评价，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之《沈曾植评传》说：“包、康（包世臣、康有为）尊魏卑唐之说，在先生若无闻之，故其所成，较包、康为大。”自清代崇尚碑学以来,习书者大多从魏碑楷书入手，行草书则易露窘态。沈曾植的高明在于,不像包世臣、康有为那样偏激地尊魏而卑唐。他的书法一如其为人之沉潜自晦，结体、点画间凝练而气势铺陈，灵光内蕴，骨力畅达。康有为对沈氏十分服膺,曾跋其绝笔书云：“若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杨少师争道，超轶于苏、黄（苏轼、黄庭坚）。”沙孟海《清代书法概说》认为沈曾植“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将沈曾植与吴昌硕、康有为并列为清末民初书坛三位巨擘，沃兴华《插图本中国书法史》则称沈曾植为“当代书法第一人”，“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类似于西方绘画史上的塞尚”。

李一先生说到沈曾植晚年书法，“于章草用力尤劬，别出机抒，与古为新，遂驾赵松雪、宋南宫而上之，远绍史游，近启王鲁生、王瑗仲、郑诵先诸子，坠绪重拾，古道复兴，蔚成一代新风”。又说，“近世章草即以寐叟为不祧之祖”，李先生以章草名重当代，对沈氏这一评价当为不刊之论。

2017.5.5

（注：原标题为《书家沈曾植（1850—1922）：晚清通人之最，近世章草之祖》，现标题为编者自拟。）

王谦简介：

王谦，教授，美术学博士。山东曲阜人，现供职于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2019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美术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书法创作与技法研究，导师李一先生）。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文章150余篇。博士论文《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获首届“沈鹏民生奖学金”特等奖。《沈曾植碑帖题跋札记辑释译论》2020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更多内容尽在[王谦专栏]

关键字： 内容标签：章草,之学,书家,书法 沈曾植章草 之学 书家 书法 沈曾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