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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伦勃朗绘画《芭思希芭》（之二）　　从类型符码到意指失谐　　ReadingBathsheba

　　解读伦勃朗绘画《芭思希芭》（之二）

　　从类型符码到意指失谐

　　Reading Bathsheba: From Mastercodes to Misfits

　　米柯·鲍尔

　　Mieke Bal

　　王漠琳段炼译褚素红校

　　原载北京《美术观察》2012年第6期

　　（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译校者）

　　三、为文本而解读

　　根据“文本”的定义，西方传统里最典型的再现式作品(representational works)就面临这样一个难题：自证的文本性(self-evident textuality)是什么?举例来说，如果用我对文本所下的宽泛定义来解析的话，至少没人能否认《芭思希芭》的文本身份。《芭思希芭》的艺术框架使得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归类，其艺术主题又使得我们可以赋予其语义学意义的连贯性，而构图又赋予其正式的艺术结构布局。面对《芭思希芭》，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加之这幅画还充满了各种符号。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此画意义深远。我认为这幅画的文本性，主要是因为三种类型符码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虽然这三种类型符码都适用于这幅画，但彼此之间却无法相安无事。因为《芭思希芭》导致了各种不同模式的解读，因此确实是一幅复杂难解的画作。

　　《芭思希芭》的背景故事尽人皆知，但几乎无人能自文本角度去“解读”这个故事[1]。芭思希芭这个人物的内涵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最严谨深奥的学问，也无法公正地评判这个圣经故事的林林总总。面对这样的文本，看画者需储备一定的文本知识，以便于理解后来的人们强加给此作品的诸多解读。我发现多数人都持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觉得芭思希芭应该对她自己所遭受的强暴负责。人们这种惯常反应说明了成见的危险，因为对某件事情的认可具有外延性。然而，《撒母耳记》下第11章并不赞同人们这样去想，实际上，人们的这种“印象”是以一种非公认的图文互动的方式强加在给故事的。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促使人们一致认为女性应该为自身所遭遇的强暴而受到谴责[2]。

　　乍一看，芭思希芭这一人物的定位，是基于视觉传统，而不是文本传统。但视觉传统和文本传统这二者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如果看画者对视觉传统有足够的了解，那么，用图像学阅读法来确定其主题就会相当容易。图像阅读从能反复诠释文本的图像入手，再从文本到手头现有的图像，来回自由地游弋。《芭思希芭》里的裸体女人、画面背景里隐约出现的屋顶、全神贯注地给芭思希芭洗浴的仆妇、芭思希芭手持的信件(这封信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中并未提及)，所有这一切，都深深植根于绘画传统中。但是，如果我们把图像阅读悬置(bracket)起来不加考虑，仅凭初看一眼，想从叙事的角度来解读这幅画作，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这幅画呈现的是静态的情形，除了仆妇在例行公事地给女主人洗脚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动作。认识这幅画的主题，是由于此画看上去有点别扭，这个逻辑颠倒了视觉前文(visual pre-texts)和文字前文(verbal pretext)的关系。画中的女人确实是裸体，又有人帮她洗浴，这些似乎足以暗示她正在“为悦己者容”。这种联系说明，这幅画应从公众观点的角度来加以诠释。即使没有预设看画者(implied viewer)的评论，我们也会看到，预设看画者的影响力也会左右着芭思希芭的视觉存在。所以，即便有人并不了解芭思希芭的故事，画作中依然有一种强烈的叙事感。所以我认为，芭思希芭的故事，不可能就此而进行单纯的图像认知或主题认知，更不可能只进行叙事研究。至于涉及到圣经故事的前文本是少之又少，我们找不到任何显而易见的符号来说明大卫王曾偷窥他人。也许有人会说，圣经故事里，大卫王派了一个仆人，也就是一个信差，去把这个激起了自己欲望的女子带回来，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一封由信差送来的“书信”。然而，单凭这一点，就把这幅画与圣经故事联系起来，显得过于武断。在圣经故事里，并没有出现信差传给芭思希芭“书信”这样的细节。这封“信”完全不相干，只是一个补充物，一个细节。但是，这封信看起来是如此“自然”，以至于它引起了关注文本的看画者的注意，使看画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画面场景里的那些破坏了画面整体性的不自然的元素上。因此，我把这封信看作“起始符号”(starting sign)。

　　如果没有这封信，而又想要围绕着这幅画的叙事中心来建构起整个故事，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会问：画里的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是在给这个裸体女人清理脚趾甲吗?这个裸体女人是刚刚接到了信吗?她的姿态，她的整个身体，都是略微朝向看画者的，但是她并未直视看画者。这一切，都满足了窥视的企图。这个姿势，也不可能再产生其他的解释或寓言。斯伦杰(Sluijter)曾指出，只有当看画者把大卫王当成偷窥者时，也就是说，芭思希芭的身体是献给了大卫王，又献给了看画者时，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叙事，但是这种说法会把看画者置于尴尬的境地。

　　然而，芭思希芭的确貌美出众。毋庸置疑，她略带忧郁，陷入沉思，从她的头偏向一侧而身躯却没有动的姿态来看，我们就更能看出她的忧郁与沉思。不过，这些特点彼此之间并无关联，也与寓言无关，所以，这些特点都不是叙事性质的特点。画中的芭思希芭看似不愿与看画者有什么交流，这就使得人们对看画者的窥视立场有些怀疑，而这样一来，就有力地冲淡了这幅画中的窥视效果。

　　《芭思希芭》的整体效果好到了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然而，我们觉得这幅画的叙事性好像并未完成，意犹未尽。叙事本应完成而未能完成的这种观看视角让我们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置身于其中去做些弥补，这也使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我们没法用尽善尽美的叙事去解释(填满)作品的文本性。

　　此外，芭思希芭手里的信，又使我们联想到了在胡克(Pieter de Hooch)、波希(Gerard Ter Borch)、维米尔(Jan Vermeer)等人的作品中出现的写信、读信、收信的女性形象。《芭思希芭》的肖像风格和叙事风格，使这幅画的分类界定模糊不清， 我们难以将《芭思希芭》的类别，从历史画转到风俗画。芭思希芭手里的信，起了至关重要的文本解读的作用，这封信正是分类的标志和双关类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解读就非常简单。从肖像画角度看，这封信是代表着偷情的“样式符号”(type sign)[3]，能与画中芭思希芭脸上的忧郁神情联系起来。一旦确认了二者间的联系，我们就能去圣经故事中寻找这一联系(确认芭思希芭收到的信与其神色之间的联系)，这也正是肖像画传统所要达到的目的。也许我这样表述更有说服力：《芭思希芭》的画面，让我们一看就想起这段耳熟能详的圣经故事，这不是我们眼下才刚熟悉的，而是很久以前就知道的故事。如果有人想在这幅画里找到《撒母耳记》下第11章描述这段奸情时所提到的“信”，那么，我们的确能找到它。但是，芭思希芭从未见过那封信，因为那是大卫王写给前线军队首长的信，在信中，大卫王命令军队首长派乌利亚到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去作战[4]。

　　那封信，其实是死亡的预兆。自从大卫王霸占了芭思希芭后，这封信就将我们带到了更为冷酷无情的下一故事情节。把这封信变成罪恶的符号，是我们处理圣经图像的方法之一。这也是当文字叙述变成视觉主题时，图像对故事进行的符号性诠释。这里，故事的构成元素得以重组，具有鲜明作用的作品母题(motif)与对视觉想象有明显影响的母题结合在一起了。这种从视觉角度去解读圣经故事的方法就是并置所关涉的母题，然后再在画里重组这些母题。但这样做会导致我们忽视叙事过程中每个母题暂时的时空位置。

　　因此，芭思希芭“读信”这一形象的视觉化，是在影射置乌利亚于死地的“那封信”。《芭思希芭》的视觉主题是如此通俗化的一个圣经前文本故事，通俗到了我们甚至都不能称其为“文学故事”。有人认可这个故事所涉及的关于性关系的种种假想，从这个角度看，芭思希芭对乌利亚的死确实难辞其咎。

　　把这封信与圣经前文本故事联系起来，有助于看画者理解芭思希芭忧郁的神色从何而来，但是，这样做会把这幅画的意义搅得含混不清。因为若从这种解读去理解，芭思希芭凝视的神情，等于说明她预见到了自己丈夫的死亡。然而，若这样去解读信和画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则会改变两者的实际功能和意图，因为据圣经原文记载，芭思希芭并不知道这封信的作用，实际上，她甚至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封信。而这封信却成了图像文本性(pictorial textuality)的符号，而且还影响了其他诸多跟这封信有关的符号。这封信是叙事中的一个具有误导性的“错误”符号，它影响了人们对芭思希芭的忧郁眼神的解读，于是，这封信自己就变成了文本符号，其出现驳斥了这幅画众所周知的逼真性，并且揭示了画中人物的符号学客体的功能，于是成为赋予这幅画以意义的关键。“为文本而阅读”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挑战了写实主义。

　　四、内涵丰富的细节

　　在《芭思希芭》这幅画里，女主人公手持的信是个显著而突出的符号，它被置于整个画面的中心。周围相对柔和的色调，把信衬托了出来。这封信引发了诸多可能的、同时又具有误导性的联想，它看起来蕴含了诸多意义，但都无法确定。因此，这封信便成为一个文本性的符号。

　　然而，画中还有一个极小的细节：在信的左下角，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红点。这个红点，精确地反映了上述特点。我认为，这个红点既引人注目，又像镜子一样能反映很多问题。这正是伦勃朗的作品区别于其它所有描绘信件的作品的不同之处。它仿佛是想格外强调这封信的中心位置。这个奇怪的红点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封信的蜡还是血迹?如果有人把它当成是封信的蜡，那这个红点就成了提升信件真实性的细节：它成了一个代表真实性的符号。画中的信，作为一个被再现的物体，现在看起来更“像”一封真实的书信了。我们可以用巴特(Barthes)关于真实性效果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说明红点为什么会作为细节出现于画面。可是，当我们更细致地考虑时，就会发现此解释说不通，因为各个类型符码相互冲突。

　　如果这个红点确实是封蜡，那么它的位置不对，不是在信的中央部位(通常都是在这里封住信的)，而是在信的一角。红点和白色信纸的鲜明对比，再加上白色信纸和周围色调的明显对比，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奇怪的红点上。从逻辑上说，如果这个红点不是封蜡，那么就可能是血迹。这种可能性就使得各种猜测又开始鼓噪不休。和这封信一样，这个红点可以被看成是即将来临的兵戈之象的预兆，画家把这种暴力的感觉，给予包含着暴力内容的信件。这个红点也暗示，收到这封信的芭思希芭，将被大卫王暴力霸占，她的丈夫乌利亚将死于谋杀，而芭思希芭由于被强暴而怀上的孩子也将死于非命。

　　红点本身的符号性身份，使它具有自我反射的特点。因为红点本身什么也不是，也无什么正面意义，正因此，就更强调了它的符号本质。红点所反射的，恰恰就是信本身。然而，只有当这封信把前文本里的暴力公诸于众之后，红点才能做到这点。但是，这个红点却又因为视觉传统(非暴力的)中对裸体的定位而产生了变化。其位置激活了信的符号功能，这是因为，红点完全再现了信件在整幅画里的地位，即居于中央但是偏离正中心，而其他所有的细节正是向这封信汇合。但是，如果有人想从写实的角度解读，想要阐明这个红点并非封蜡的话，这个红点就只是一个无名的细节罢了。这个红点之于这封信的其他方面，就像这封信之于整幅画的其他方面、之于芭思希芭的忧郁眼神。除此之外，这个红点所象征的，就是“文本”的征状。

　　因为符号总是蕴含着某种意义，所以，本文所探讨的所有符号、信件、信上的红点、芭思希芭的内省的凝视等等，需要有一种“连贯性”。但这种连贯性既不是通过整个独立的作品来加以证实的，也不是通过参考圣经前文本来加以证实的。事实上，最奇怪的一点是，虽然所有这些符号都具有文本性，但却缺乏连贯性;整幅作品也缺乏某一特定的整体意义;这些符号甚至无法激起看画者看画的兴趣和欲望，也无法激起研究画作与文本之间关系的兴趣和欲望。像这样一看就具有明显意义而又具有迷惑性的符号，我们无法依据任何通常的符号类别，来使这样的符号恢复其原有的功能。这种符号与现实的符号最为相似，而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符号与现实的符号之间的冲突又最为激烈。下面我对此做一简要阐述。

　　五、视线

　　如前所述，《芭思希芭》这幅画激起了人们从写实主义角度去解读的强烈愿望。但在试图通过前文本去了解画中之信的过程中，却产生了诸多彼此抵牾的解读。如果从文本角度来解读，就会使得信和信上的红点看起来彼此孤立而毫无关联，因为圣经原文从未提及芭思希芭拿着一封信的细节。

　　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不是从“信”开始，而是从芭思希芭的“凝视”开始。这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意味的有趣主题。芭思希芭的忧郁眼神，看似无所着落，所以需要心理动机来作铺陈，这也是因为芭思希芭的神情看起来与伺候她的老年仆妇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当两个人面对面时，我们通常会预想这两个人会彼此顾盼，怎么也得有点瓜葛。然而《芭思希芭》的构图强调的反倒是这样一种预期构想：让我们从芭思希芭的头部到仆人的头部画一条对角线，然后再往下画另一条对角线把芭思希芭的胳膊和腿连接起来，而这封信就正好处于这两条线构成的中心点。虽然画中的这两个女人没有交谈，但看起来两人都心事重重，甚至其忧心程度也差不多一样深。这个半遮着脸的老年仆妇，谦卑地坐在芭思希芭的脚边，全神贯注地忙着为芭思希芭洗脚。她的手表现出来张力，我们可视其为“工作”的符号，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仆妇的手认作是写实性和文本性的双重符号。这只手初看起来因其张力而展现了伺候人的“真实”工作，但对这只手的稍嫌过分的刻画，却反过来使其成为一个旨在表现真实性的符号。

　　如果我们继续进行写实主义的解读，那么，仆妇的手所表现的张力，会让我们认为这只手是情不自禁地去“碰触”芭思希芭的脚趾头，并把她从沉思中唤醒。这样的解读只会产生一个展现日常琐碎生活的小故事。但是，芭思希芭否定了上述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从而破坏了人们用叙事模式解读此画的预想。显然，芭思希芭正深深地沉浸在沉思中，她不可能有什么举动。表面上，芭思希芭的坐姿使她“正好”可以直视那个仆妇，可实际上芭思希芭反倒“正好”茫然地凝视着什么。顺着画面的视线来看，芭思希芭的视线被打断了，这封信就正处在打断其视线的核心处。如果这封信没有出现在此处，那么这幅画的视线就会毫无意义。从写实主义角度看，正因为这封信的出现，芭思希芭那被打断的视线才成为一个必须的符号。

　　但是这样就颠倒了前文里谈到的信的功能。我曾谈到这封信唤起了看画者的思考，而不是芭思希芭的凝视唤起了看画者的思考。在这里，是芭思希芭的始终如一的内心活动在其面部神情的体现，使得这封信的出现达到了目的。因此，我们无缘触及这封信的非凡力道，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芭思希芭的神色变成“文本”来解读。接着，从真实符号(sign for the real)的角度看，芭思希芭的凝视是一个符号，同样，这封信也是一个符号。这种解释驳倒了信件具有潜在叙事功能的说法，即认为：信是“凝视”行为的心理动机，从文化的角度看，这被认为是不同寻常且意义非凡的。这凝视是最理想的真实性符号，它强大有力而又势不可挡，这凝视一意孤行，无需别人认同。这样一来，在整体解读或在前文本解读中所产生的全部问题，都被搁置一旁，无需理睬了。对《撒母耳记》下第11章的引用(以及随后而来的认同)，都说明这封信不是行为动机。与芭思希芭的表情相比，这封信更具有符号性，因为信件本身更难以解释，而反射信件的红点又强化了这封信的“符号”地位。所有这些看法，都被对芭思希芭凝注神色的写实角度的研究给扫到一旁并压制住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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