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ulio Carlo Argan “Ideology and Iconology” in W.J.T. Mitchell The Language of Im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本文作者阿尔甘为意大利学者，罗马大学艺术史教授，主要著作有三卷本关于近代艺术的专著，研究弗拉·安杰利科、波提切利、博罗米尼、布鲁内莱斯和格罗皮乌斯等艺术家。《意识形态与图像学》一文最初以意大利文发表于阿尔甘担任主编的《艺术史》(Storia dell’arte)杂志，后收入《图像的语言》一书。此书是一部有关图像研究的文集，由美国著名图像学者W.J.T. 米歇尔主编，198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当代批评理论中最早的图像研究论文集之一，对当代视觉文化研究具有理论奠基的意义。
阿尔甘长于古典艺术研究，也相应对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方法和理念有深刻理解。但是，阿尔甘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古典艺术，反而是进一步主张将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应用于古典艺术之外的实用艺术和现当代艺术研究。更重要的是，此种自我超越，使图像学应用于视觉文化研究得到了理论的匡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阿尔甘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的具体切入点，是艺术史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本文首先说明，艺术史是有秩序的，这不仅仅是图像的视觉秩序，而主要是图像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阿尔甘指出，艺术史上某一图像的出现和发展，例如圣母怀抱遇难的基督，将艺术家的个人创造纳入了图像创造的集体历史中。艺术家及其创造的某一图像，是该图像之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种认识，就是图像学研究中的一个历史意识问题。
阿尔甘的文章，是对潘氏图像学之意义和价值的阐释与发挥。他认为，在潘氏图像学之解读图像的三个步骤中，意识形态属于最后步骤，是艺术史研究的最重要步骤。在第一步骤之“前图像志”阶段，研究者对图像的分类、综合、描述等等，其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要在第二步中解读这一图像，而是要在第三步中从这一图像里找到或总结出某种历史特征。
正因为预设了这一前提，潘诺夫斯基才说图像学不是形式主义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但事实上，图像学的确研究形式，如构图、用色等视觉形式。只不过，图像学的形式研究，最终目的是为了企及意识形态层次的理论总结，例如对艺术史之秩序的总结。
这一总结是简化和抽象的过程，虽然艺术家在生产图像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具体材料，但研究者在进行最后一步的理论总结时，要从具体的个别现象中，发现一般的共性。这个发现和总结的过程，是简化和抽象的归约过程。这就是说，那些貌似毫无关联的艺术，实际上可能存在着某种历史联系，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如果看不到这一联系，便会制约潘氏图像学的应用空间和价值意义，而正是这一联系，才使潘氏图像学获得了未来的发展可能性。
就今日的视觉文化研究而言，图像学的意识形态意义使其得以超越视觉形式的分析。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这使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得以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批评相贯通，从而使图像学不局限于对古典艺术之图像进行研究，而可以对其他视觉现象进行研究，例如实用艺术、当代视觉文化等。阿尔甘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就是扩展潘诺夫斯基图像学在当代学术语境里的应用价值。
2011年3月，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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