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科技艺术之下_数字艺术还有哪些可能性？_-蒙特利尔-作品-自己的

导读：数据如果自己有生命会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如何重新书写数字、数据多文化历史？谁控制着我们数据的来

导读：数据如果自己有生命会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如何重新书写数字、数据多文化历史？谁控制着我们数据的来源？数据的技术结构如何定义着我们的文化？如果有一天数据系统完全崩塌了，对我们文化的影响是什么？

第三届 EAST-科技艺术季曾以这样的背景展开了讨论，“新时代的全球科技艺术全景”为主题背景下，我们如何“重访数字性”。数字艺术从始至今经历了很多变革，而在当下，我们怎么去应对这样的变革？我们怎么去重塑数字性当下的特性？

Molior馆长兼艺术总监奥瑞利·贝森所在的蒙特利尔建立了一个有趣的数字艺术社区，他们跟不同的国家一起举办大型的展览，在他看来，数字艺术不光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也是不同地域各文化的交流碰撞，也是历史和当下的链接，他认为在当下应该有多元的切入角度，帮助人们提供更多思考。

英国开放数据研究所主策展人汉娜·雷德勒·霍斯有着相似的经验和经历，在研究结合艺术科学和技术这一类的实践项目中，汉娜担任着开放数据研究所其中一个项目“数据作为文化”，如何使用古老而前沿的艺术策略和流程来应对快速发展的创新领域，在汉娜看来，研究所的重心是需要将整个世界上对于数据之间的对话提出问题，去理解所有的这些数据对文化的影响，以及数据对我们的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孙立军在数字发展背景下提及了未来电影的概念。在他看来，假如艺术来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除了这个以外艺术还能做什么？用电影、影像的方式可以反哺生活，我们的作品记录了当下，同时当影片在另外一个地域放映的时候又能够唤起更多人关心这个社会，关心普通人的生活。

奥瑞利·贝森（加拿大Molior馆长兼艺术总监）

Aurélie Besson, Director and artistic co-director of Molior

奥瑞利·贝森：批判性看待技术，尊崇多样化

奥瑞利·贝森：我们在蒙特利尔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艺术的社区。我们机构是有历史的，在1967年的一个展览，是蒙特利尔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像我父母那一代所有在蒙特利尔的当地人，包括在魁北克省都记住了这样一次活动，将我们整个城市的面貌改变了。比如一年之内为了这个活动造了地铁，也代表了当时科技发展的一个水平。实际上我们当时有这样一种非常乌托邦式的方式去实现我们对于科技的理解，对于整个北美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影响的。

现在媒体艺术以及数字艺术在蒙特利尔的机构数量很多，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独特专长的一些领域，有一些是负责先进技术中心，或者说实验室、博物馆等等。蒙特利尔对艺术家来说相对而言是比较喜欢的一个城市，租金相较整个加拿大来讲比较低，所以贫穷的艺术家可以在蒙特利尔非常舒适的居住。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强大而且有潜力的一个国际以及本地的环境，此外我们和策展人一起合作，包括理论家、研究者进行合作。除了技术之外，我们也是非常相信我们的艺术家们，因为他们艺术上有价值的创意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技术还要重要，所以我们不会说策展的时候或者说组织一次展览的时候只是说这个技术到底怎么样，我们想用什么样的技术，而是更大程度上是说我们用技术来体现什么样的概念，体现什么样的创意。我们一定要非常批判性的去看待技术，而不是完全的去拥抱它。我们也希望技术和艺术，数字艺术的历史之间我们也建立一个连接，我们尊崇多样化。

我们在展览中也会关注其他领域的多样化。刚才说过我们没有实体空间，但是没有实体空间的现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自由，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灵活性，不用说一定在一个实体空间进行展览。

比如巴西圣保罗的一位策展人斯利巴昂，我们第三次和他们合作了，这个机构很有意思，在圣保罗有很多展览中心、展览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建筑所在，我们在影院里展览，还有一些在运动场所里进行展览，里边提供的餐饮非常便宜，而且很健康，还有图书馆等等。像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共空间，包括能够容纳老人和小孩子，看到很多祖父母带着孩子都可以去这些地方看展览。甚至泳池旁边我们也会进行一些展览，希望能够触及到公共空间。

我还想分享“RELATION TO”这个项目，它很特殊的一点是我们所去的大多数的地方都是一些日常人们居住的房子，左边是一个来自12世纪的宗教的教堂，中间是苏联的建筑，右边是一个洛可可风格的王宫。实际上艺术家们能够去将自己的作品在不同的场景之中进行展示。而且也是能够和这个城市的历史，以及建筑产生关系。比如说在教堂里面，很多犹太教的重要人士，都曾经在二战期间从这里被驱逐出去，然后被屠杀。但是这里过去有很多年都没有对公众开放，很多人们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后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活动之中，重新开发发掘了这样一个场所。所以在教堂里实际上已经有很强的自己的文化韵味和符号，有一种非常强的冥思、反思的光环和气质，地点非常神秘，在这样一个地方展示我们的作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的艺术家们，他们很希望将自己的等作品在文化遗产的兼硃重进行展示，会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我们还有个项目叫“死亡之堡”，最先在法国展示的，后来去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展出，策展人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互联网真的崩塌了会发生什么？

汉娜·雷德勒·霍斯（英国开放数据研究所主策展人）

Hannah Redler Hawes, Director of Open Data Institute (ODI) & Independent Curator

汉娜·雷德勒·霍斯：跟随科技的脚步思考“数据的未来”

汉娜·雷德勒·霍斯：ODI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的组织以及非政党组织，我们的愿景是希望帮助机构和社区使用数据作出更好的选择。同时，也能够不受任何对他们有危害的影响，通过研究战略开发、政策、事件组织一些事件活动、培训我们来实践上的一些目标，这的确是我们机构在这个领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数据作为一种文化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项目，主要是来关注材料的质量以及它在社会文化上产生的影响，通过艺术考虑一下对数据结构的影响。

它是2014年夏天由朱利-弗里曼所创建。对整个机构来说，这个机构要去意识到数据信息数据基础上做一些知情的角色和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在其中也需要扮演一定的作用。我们创建了一些展览项目、研究项目，此外也和很多艺术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我们伦敦办公室的空间会组织一些活动，也和其他的机构V&A、利物浦等一起在空间里组织一些项目和展览。

弗里曼在2014年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数据如果自己有生命会是什么样的生命？他创作了一件作品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回应，作品包括一系列动画、抽象声音的组成，动态的激活之后，通过实时开放数据，海量的人们在线、在平台上通过点击之后把自己的活动或者是做出一些响应，时实的基础让我们动态来激活。这个工作回应了在机器主导的互联网的流程中，人们怎样能够持续地来作出自己的输入，影响它？

2015年项目启动两年之后，我们也决定把项目更多的是关注在驻地艺术家身上，2015年组织了一次“数据人类学”。当时把“人”放到数据景观或者是整个数据环境的核心里，我们的艺术家基本上都是一些媒体的先锋艺术家，包括汤姆森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摄影家包括Natasha，他的作品关于幻觉、幻想等等一些叙事，他的作品是通过互联网上一些个人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的。

我们在选择他们的时候有一些标准，首先他们的作品是和网络文化连接的、编码、分析，通过在线分析人们的行为、社会的互动，他们的作品要和这些内容相关，同时需要艺术家一定是非常良好的一个合作者，此外他们能够在团队里非常活跃，这样能够创造一些漩涡，能够带来变化的一些人，希望他们自己有现有的作品，把他们的作品放在我们办公室墙上，每年会有很多访客通过这些作品会给大家介绍这些艺术家。

ODI的驻留艺术家，还有探讨数据的信任以及分享，其中有些租聘由英国的数据科技部提供赞助。其中有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是一个傀儡机器人混合的一个作品，让人们能够参与一种对话。我们去讨论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分享什么，以及我们不去分享什么？关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数据、数字的脚印，希望能够让我们去思考自己每天在线上所产生数据的一些益处以及负担，以及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挑战现在的这种数据基础的架构。实际上是指向了我们这些日常使用网络背后的人的运作痕迹，这些对象网上的东西都是有人在控制、有机器去控制的，所有这些情报可能都是会被别人所控制的。

总而言之，数据作为文化做了什么？它会去问一些新的问题，进行一些新的研究。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将整个世界上对于数据之间的对话提出问题，我们要去理解他们对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我们要去理解所有的这些数据对文化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我们的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我们要去理解这些艺术家们他们是对现有的架构提出挑战。

我们非常骄傲的一点是我们的艺术家很喜欢我们。尽管我们是一个工作室，而不是一个画廊，但是我们非常注意我们所展示作品的“空间品质”。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他们能够测试他们的一些想法，走出自己的艺术世界，他们的作品能够被推向不同的一些极限，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域。

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我们而言是要去思考“数据的未来”。我们如何重新书写数字、数据多文化历史？谁控制着我们数据的来源？数据的技术结构如何定义着我们的文化？如果有一天数据系统完全崩塌了，对我们文化的影响是什么？

实际上今天我们还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代表更多人的声音。我们需要去做更多的实验去承担更多的风险，这样才能够追上科技的发展，因为实际上科技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所以我觉得将更多的艺术家带到非艺术的背景里，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是很重要的一步，也是很必要的一步。

孙立军（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

孙立军：数字背景下的“未来电影”思考

孙立军：第三代电影的出现让传统的胶片工业一去不复返，变成纯数字化。交互电影、互动电影是未来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我们电影学院的互动电影实验室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座位的放映机和座位，包括银幕已经不是传统的电影院了，但是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互动电影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有一个故事的开头，有N个故事的结局，这是互动性，观众可以左右情节的发展；第二，是观众既是消费者，同时可以是投资者，看电影可以挣钱的时代到来了。好莱坞几个电影圈的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觉着非常神奇，美国的好莱坞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传统的电影业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而在中国给了我们巨大的市场空间，这是因为我们有世界上排名第一的，超过6万块传统的数字电影银幕；我们是600亿人民币电影产业的总量。

提出来第三代电影是基于一个全新的平台，平台使电影更加个性化、电影的商业化和电影的艺术化，比如央美的同学制作了一些装置、多媒体、非叙事性的影像，在我们第三代院线当中就可以卖钱，而不是仅仅放在美术馆、798的一些公共展厅里边观看。参与式新型电影和游戏化电影化是互动电影一个主要的特征。

我自己在七年前也在尝试未来电影，除了那些有钱的人，大资本，是不是其他的渠道也可以呢？我本人原来是200斤体重，后来因为高血压、心脏病等等袭我而来影响我的工作，就开始减肥，减掉35斤以后，为了使体重控制住，于是开始练习长跑。练习长跑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想法能不能用电影的方式记录我自己，于是有了即兴电影的概念，其实即兴电影这个词汇在电影界、理论界是不被认可的。

但是我自己还好，因为是半个美术家，自己也在创作做油画、水墨、当代艺术、装置。所以胆子比较大，我依然认为即兴电影是有它的生命力的，因为有即兴戏剧、即兴表演，当然也可以有即兴电影，就像我们的绘画圈里面以抽象派为代表的很多即兴绘画。在2014年完成了《十八岁十八天》是我一个人从北京骑车骑到上海这个过程当中完成的一部90分钟的电影；第二年又以公益电影的方式做了《一起走吧》，第三年《疯狂马拉松》等等。

假如艺术来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除了这个以外艺术还能做什么？用电影、影像的方式可能还能反哺生活，我们的作品记录了当下，同时当影片在另外一个地域放映的时候又能够唤起更多人关心这个社会，关心普通人的生活。在我骑行过程中发生非常真实的过程，在我们发达的地区依然有留守儿童，当我把我的一个动画作品给孩子观看的时候，他的父母实际上是废品站的小老板，小女生10岁，一次也没有进过电影院，更不可能看《阿凡达》。正是因为我很偶然的一次骑行路过那儿给她放映了电影，她父亲跟女儿说：“进屋让你妈妈给你洗澡，穿干净衣服出来看。”大家都知道一个废品收购站的小老板，每天盈利就一两百块钱的话，他把电影看成了什么？他一定不认为电影是娱乐，他觉得电影是非常神圣的，他要求他的孩子洗澡、穿干净衣服。

现在的影像，电视的技术已经超过电影的成像技术。比如现在电视屏幕8K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8K内容源还不够，所以现在电影院看的主要是4K或者是2K技术，去年我本人有幸又牵头科研课题，在8K环境下能不能把宣纸真实的物理上的纸质、质感通过电影的方式再现出来，能够使观赏者不仅仅看动画的幽默、趣味，动画的故事之外，还能不能像在美术馆一样看到绘画的这种物理质感？8K技术可以在生宣纸上画出精美绝妙的工笔，这个传统的艺术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实验，我个人认为已经开始有了它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所以我猜想在下一阶段：电影学院和中央美院将来可以建立跨院校联合的实验室，这样才使各自的优势能够尽快的往前发展。

(本文材料由第三届EAST科技艺术大会论坛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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