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1997年——西装革履_王府井种庄稼（方案）_-村庄-方案-作品

　　——1997未实施方案　　西装革履　　1980年代初，穿西装在祖国大地迅速风行，开始的时候它象征

　　——1997未实施方案

　　西装革履

　　1980年代初，穿西装在祖国大地迅速风行，开始的时候它象征着一种身份和地位，到后来穿得多了，只能解释为一种文化态度，再后来满大街都是，身份、地位和态度都找不见了，到处都是荒诞。

　　这样的形容并不为过——上身是西装，下身是免裆裤，腰里扎着草绳子，头上顶着瓜皮帽——不管舒服不舒服，尽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拿来就用。

　　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文化冲突的极端表现，其实是一个关于文化样式与生命本质之间关系的思考题。

　　方案：带服装师，去西北边远地区选一个村子，进行《西装革履》的作品实施。

　　第一步骤选一个家庭——

　　服装师为所有家庭成员量体，确定每人全套衣服及鞋袜的尺寸，将数据发回工厂配备制作。

　　在此期间与家庭所有成员接触，说明这个行为的意图，并为家庭成员拍照——全家福与个人全身像。

　　新装到位，带全家人到就近的都市洗澡理发，换穿全套西装。回村庄，再次为家庭成员拍照——全家福与个人全身像。

　　以上活动均作摄影、录像和笔记，此后一年的时间内，间隔一个月来这里做一次纪录(摄影、录像、笔记)。

　　一年以后，用一套新的西装(或者这个家庭成员所喜欢的样式)换取原来的西装，这全套西装上留下这个家庭成员穿着的痕迹，作为行为结果。

　　第二步骤整个村庄——对像由一个家庭扩展为整个村庄，实施细节同上，可能会为全村人拍照大合影。

　　时间：1999年——2001年，共2年。

　　可能：

　　适应与对抗——对于这个家庭或村庄来说，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生活形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导致的对抗与矛盾心理，在一年的时间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背景的反衬—— 一个家庭(或村庄)西装革履与一个村庄(或区域)平常衣装的关系失衡，对一种“文化样式”推行的影响干预。

　　错位与磨合——在文化样式与生命实体的错位中，是否会发生改造与改良的现象，比如形体动作在制约中的变化、或者当事人对衣装的改良。

　　体验与选择——对一年的体验所产生的感受，由他们自己做出结论。

　　理由：所有中国人都未能摆脱农民的心理身份，但所有中国人都企图摆脱农民的身份;中国正在追逐西方现代文明，但目前仍然没有达到西洋现代文明的水准;问题其实已经在现实中发生，在农民中的这个“艺术实验”，实际上是现实的浓缩，从实验结果中可能暗示出现实问题的未来走向。

　　求援：1、世界著名品牌服装公司的名牌黑色西装若干套，包括内衣、衬衣、红色领带、西装童裙等，数目视村庄的具体人数而定。2、世界著名品牌皮鞋，袜子。3、比较有实际经验的服装师一名。4、作品实施中所必需的经费。

　　展出：展出是试验或行为的结果。

　　图片——原着装与西装新装、旧装三张全家福的照片为一组，展出出全村各家各户的照片;个人不同着装的照片;全村不同着装的大合影。

　　录像——村民在两年之内生活、劳动的实况;村民说一年内的故事及体验与感受。

　　实物——村民穿过一年的全套西装。

　　这个作品方案1997年作出，我一直不肯放弃，曾到处给人描述，寻求援助和实施的可能。中国自己生产的西装价格低廉些，按说容易找到，但都不肯轻易出手，而我当时追求“世界名牌”，也没有下更大的功夫争取。转向国外，却更感到自己“游说能力”的不足，在美国一家著名服装公司工作的学生岸青回国的时候来看我，听说后觉得这个方案很好，但他们的公司不是做西装的，而且还没有开拓中国市场的打算，他答应回国后向另外的服装公司做些试探，但后来也没有结果，想是知音难遇。

　　当时想，如果这个作品能够实现，另一个方案《美化乡村》或许可以在同一个村庄完成。

　　王府井种庄稼

　　冯博一策划的一个在王府井首饰店的展览参展方案

　　1997年，我曾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叫是石的学生来信，他说读过《觅魂记》，理解了我的作品，但对现代艺术还是有着诸多的不理解，比如装置、行为、表演等形式及其以表达“观念”为目的的普遍倾向，他认为这损伤了视觉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他在信中不无气愤地说：如果说这样的东西可以叫做“艺术”，请问，我在王府井大街种玉米、高粱、大豆，也可以叫做艺术吗?

　　后来，我请这位关心艺术的同学到家里来聊聊。

　　他锲而不舍，找机会挑起论争，我只得仓皇应战，每每在我说过之后，总会惹出他更多的引经据典，越发觉得自己有理，情绪就越发愤慨。

　　让他沉静下来的倒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说：其实呀，你说的“在王府井大街种玉米、高粱、大豆”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艺术作品方案，你想想啊——王府井可称为商业文明中心，在这条繁华大街上行走的人们肯定都遗忘了，这里原本就是长草长庄稼的地方，人类把青草和庄稼都践踏得没有了……如果你用艺术的名义，在这里如海市蜃楼般重现庄稼地的景观，这将是一件很美的艺术品，也会给人们提示出很多值得思悟的问题。

　　他沉静了不大一会儿就说：一切都明白了。

　　其实，文明的无奈使艺术的空间越来越狭隘，艺术的失业者们也越来越需要精神产品的滋补。难道不可以点燃一支蜡烛，给沟通之路照个亮儿吗?

　　1990年农历正月，我与台湾《汉声》杂志一行四人去山东嘉祥采风，由当地的学生接应，没想到“中央美术学院”的身份败露，当地官员纷纷要我“留下墨宝”。我不擅此道，却又无力脱身，因为县委办公室主任姚富举受命于各级领导，已经在我的面前摆好笔墨纸砚，总不至于翻了脸皮吧。

　　我示意让学生张嘉明 先画，他惯了这样的“应酬画法”，很快画了三张。我也有了主意，叫周围伺候笔墨，脱下鞋子，蘸上浓墨，在六尺三才的长条宣纸上印上一行清晰的脚印，周围观者愕然。我却依然认真经营，用淡墨在画幅上书写“姜嫄入野，见巨人迹，心怡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这是《史记"周本纪》中的一段话。

　　之后，又画了几张让大家觉得更像画的画。

　　该往上添加藏画者的名字了。姚主任说自己拿不准，让我替他选一张最好的，我说你可不要后悔，他嘴上说不，心里却乱扑通。全场的眼睛都随着我的举动往墙上看，当我拿下脚印的一张时，大家都笑了，因为大家感觉姚主任怕的就是这一张。姚主任此时满脸是汗……

　　据说，那天晚上他久久不能入睡，他老婆对他说：

　　“瞎琢磨什么!这还不明摆着——县里对吕老师招待得不好，人家这是跺你们八脚嘛。”

　　他又把我的学生叫来仔细是问，学生找来美术杂志等刊物，向他介绍我的剪纸作品《彳亍》，又给他看一些评论文章，他心里踏实了许多，说这张画很深，要慢慢理解，遂把它挂在办公桌的对面。

　　过了半年，我收到姚富举的来信，说自己越看越喜欢这张画，并从其中感受到生命现象的偶然与必然，定为自己的最佳收藏，从此后再看别的国画觉得没意思了。又过了些日子，他专程来北京要我在上面钤印，因为当时他没拿着当一回事儿……

　　两个事情让我想到两个问题，一是感觉到文化主流阶层对现代艺术的陌生程度之深之普遍，连北京大学的文科学生都会有这样的误解，连县一级官员中的美术爱好者都有这样的误读，何况广大的公众?二是认为这样的隔阂并不难填平，艺术家应该相信群众的理解水平，采取主动，向公众推广解释自己的作品，不要坚持“自己说不明白必有深奥”的理论。

　　于是，1998年我想到《街头即兴》的方案，在北京街头人流密集的地方做即兴艺术活动，并向周围的公众作关于现代艺术形式的介绍。为了开始的活动能有保证，我并不依靠“即兴”，先是做了几个较为具体的方案准备使用。

　　1、在长安街东段街心花园做“种植玉米”，从5月到10月连续进行种植、田间管理、收获，计划与北大的那位学生一起实施。

　　2、“与出租车司机谈艺术”，出租车司机是见多识广的一个人群，他们又有极广泛的传播渠道，与他们谈艺术并作录音记录，寻找对“艺术”问题的相互磨合。我已经在平时做过多次的尝试，各不相同，很有意思。

　　3、在北京民居拆迁的废墟上作“曾经在这里”的录像投影，这不但可以缓解人们情感的突然转折，还可以为到处裸露着的废墟在夜晚变得有声有色。

　　4、北京的新建筑如雨后春笋，但远不如春笋那样好看，特别是一些居民小区，刷的颜色要么妖艳无比要么清汤寡水，房子盖得偷工减料，外墙鲜亮不几天开始掉墙皮，就像张牛皮癣，惨不忍睹。和我住同一小区的美院毕业生吴学夫也有同感，我们想做一个“遮丑”的艺术行动，在已经显露丑态的居民小区外墙绘制都市山水，让人们的眼睛少受污染。

　　……还有一些，不说了。

　　有朋友听说我想做艺术普及的事情，就说我太笨，这些作品即使实现了也只是在小范围内有效。现在是“信息时代”，要做普及需要依靠媒体，而最广泛有效的媒体是电视，如果与电视结合，可能会更快地产生实效。我厚着脸皮跟一位在电视台作策划的朋友说了，希望促成这样的机会;后来，“美术星空”来做我的专题片，我跟编导张京平先生也探讨一番在这个栏目作此类节目的可能性，后来都没有回音。

　　在那时候，有关部门对实验艺术很是警惕，许多场馆明确规定不许展览装置与行为艺术作品，怕误了国家大事。我除了理解，只能瞪眼看着这些方案过烟瘾，至于想取得中央电视台的支持与配合，“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关键字： 内容标签：村庄,方案,作品,村庄 方案 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