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侯样祥：释读“文化自觉”_文化自觉-费孝通--斯诺-觉悟-都是

编辑：杨晓萌来源：《贵州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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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至今已有整整20年。20年来，“文化自觉”研究一直成为学术热点。然而

摘要: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至今已有整整20年。20年来，“文化自觉”研究一直成为学术热点。然而，不对“文化”和“自觉”进行概念性的约定，会使研究十分尴尬，讨论无从进行。本文试图释读“文化”、释读“自觉”，进而释读“文化自觉”。

承蒙心峰先生抬爱，约我写篇关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文章。诚然，无论文化自觉，还是文化自信，都是超级大的文化学术命题，在一篇文章中试图论述清楚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不大可能的。更何况，还要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贯通起来论述？或许，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及其内在逻辑关系等分别地进行论述，会是个不错的选择。本文将在重点释读“文化”、释读“自觉”的基础上，努力对“文化自觉”作个大致的诠释。

一、“文化”和“两种文化”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语境中，或者过于深奥，或者极其含糊，“文化”这个词早已被滥用和用滥。因此，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但凡要讨论文化问题，尤其是要以文化为学术研究对象时，如果不事先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大致的合理的限定，结果一定会陷入南辕北辙、似是而非的尴尬境地[1]。论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及其内在逻辑关系，当然也必须进行这样的限定。

“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被认为是当下对“文化”最全面、最权威的定义。然而，每每看到这个定义，尽管其附加有“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内容，我仍会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糊涂——因为当一切都是文化的时候，即意味着一切又都不是文化，即使其有“特指”也无济于事。因此，关于文化，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比较而言，我还是钟情并选择了C.P.斯诺的发现[3]和论断。

（C.P.斯诺）

斯诺（1905—1980年），英国人。他既是科学家，也是小说作家。作为科学家，他“从最逼近处看到了全部物理学发展中最富于创造性的时期”[4]。作为小说作家，他撰写、发表、出版有十多部小说。因为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等原因，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斯诺经常往返于科学家和小说作家这两个团体之间。甚至“曾有过许多日子”，他“白天和科学家一同工作，晚上又和作家同仁们一起度过”[5]。因而，他“拥有许多科学家和作家的密友”[6]。在与这两个团体长期的密切的接触中，斯诺敏锐地发现：科学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智能可以互相媲美，种族相同，社会出身差别不大，收入也相近，但是几乎完全没有相互交往，无论是在智力、道德或心理状态方面都很少共同性”[7]。据此，斯诺做出基本判断：他们已经“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人文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8]而且在斯诺看来，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裂痕已经十分严重，一方面其分裂史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 9]，另一方面其分裂度“就像是横渡了一个海洋”，甚至“比渡过一个海洋还要远”。[10]基于这一重要发现，斯诺深切地意识到，“文化”已经随着科学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分裂，而被割裂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分裂会在短期内得到弥合。

斯诺最早于1956年公开提出了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当年10月6日，他的文章《两种文化》在《新政治家》得以发表。此后，他又先后于1959年和1963年分别发表了《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和《再谈两种文化》等重要文章，以及其他相关论述[11]。在这些文章中，斯诺除了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两种文化”论之外，还试图为分裂程度有日益严重之势的“两种文化”寻求弥补“裂痕”之道。他认为，必须在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桥梁，以使“两种文化”进行适时而有效的对话与融通；为此，又必须彻底改革我们日益加强而不是弱化的过于专门化的基础教育制度……[12]

毋庸讳言，在“两种文化”论提出六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看来，随着科学文化的更加强势，人文文化的日益走弱，斯诺当年所担忧的事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不断加深之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斯诺的“两种文化”论断，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值得学术界密切关注与深入研究。

毫无疑问，斯诺的发现与论断都是伟大的。其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第一个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实际存在，更在于他还发现并阐述了科学文化的重大价值和历史意义。斯诺的发现，无疑彻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延续数千年的以人文文化为主对文化进行的定义，使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更加丰满、合理与完整。当然，理性而客观地讲，斯诺的“两种文化”之理论体系并不完备，甚至可以说离形成完整的学术理论体系还有较大的距离。其一，他对科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偏爱；其二，他对人文文化的论述严重不足；其三，他对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特点及其关系，尤其对两种文化的失衡，论述得更是肤浅……

尽管如此，对斯诺的发现，对斯诺的“两种文化”论，我还是由衷地欣赏与敬佩的。理由有：其一、斯诺是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了四百多年之后，第一个提出“科学文化”概念的人；其二、斯诺的理论来源于他对社会现实长期的观察、思考、比较与总结；其三、他的论断有着常人所不及的看社会文化问题的独特视角；其四、从“两种文化”论出发，去研究作为人文文化核心内容的艺术，会觉得趣味无穷……所有这些，都是我在思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时，面对难以算计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时，最终还是选择了斯诺的“两种文化”论来定义“文化”的根本原因。而事实上，将“两种文化”论引入到文化研究，确实增加了论述的直观性、清晰性、便捷性以及可把握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两种文化”研究方面，我们的文化研究大大落后了。纵观中国文化数千年学术研究史，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学者每每涉及“文化”两字之时，往往论述的都是人文文化，而以科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极少极少。这种思维方式，在科学文化发展水平整体低下的古代社会当然情有可原、无可指责，但在科学文化大发展、科学文化内容十分丰富的今天，则不可原谅、必须指责。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学术界曾在二千年前后，对“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以及“两种文化”关系等问题展开过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并曾一度形成过学术热潮[13]，但文化研究界似乎对此麻木不仁、无动于衷。难以想象，在当今时代，缺失科学文化的文化研究，其学术的公正性、客观性、全面性、合理性还会有多少？理性地讲，斯诺“科学文化”概念的提出已经大大落后于科学发展实际了，而我国不少文化学者至今仍然在延续数千年以来只有“人文文化”的文化概念，对“科学文化”或视而不见或一窍不通。显然，这种“迂腐”的学术研究思维与态度不能再延续了。

二、“觉”与“自觉”

事实证明，从词语发展史角度去追溯“觉”或“自觉”等相关词汇的来龙去脉，不仅有利于理解“文化自觉”乃至“文化自信”，而且会使学术研究趣味大增。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语境中，“觉”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且内容十分丰富的词汇与概念，尤其是被广泛使用于佛典翻译之后。

在佛典里，“觉”直接对应的梵语是bodhi。bodhi，也可直译为“菩提”，意思为“觉悟的境界”。显然，在提倡心性至上的佛教里，能够充分彰显心性状态的“觉”，其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当然，bodhi也曾对应过“道”。因为早在东晋时期，bodhi即被天竺高僧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翻译成了“道”。将bodhi译成“觉”，至晚在隋代时期已经完成[14]。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在佛经里，许多情况下，“道”即是“觉”，“觉”也是“道”。这是阅读、理解佛经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在佛典里，我们还时常会发现，从词义上讲，“觉”即是“悟”，“悟”也是“觉”。因而“觉”与“悟”常被相提并论。仅举两例。南朝宋谢镇之《与顾道士书》有言：“若深体三界为长夜之宅，有生为大梦之主，则思觉悟之道，何贵于形骸。”《隋书·经籍志》也有载：（释迦）“舍太子位，出家学道，勤行精进，觉悟一切种智，而谓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15]在佛家看来，只有会得真理以开真智，方为“觉悟”。

无疑，对“觉”之内涵与外延的诠释，是佛典的重要职责与内容之一。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比较而言，觉得隋代高僧净影慧远（公元523—592年）对“觉”的诠释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释慧远，俗姓李，祖籍敦煌，出生于泽州。他13岁出家，法名“慧远”；16岁赴邺学法，博读大小乘经论等佛典；学成后回乡，创立道场，讲经说法……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他被选为统管天下僧民之事的六名德高望重者之一；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又敕其主译经文、刊定辞义等。十分遗憾的是，他于这年圆寂于净影寺。故有“净影慧远”之称。净影慧远一生勤奋好学，广疏佛典，著述颇丰，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学问僧。《大乘义章》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16]他对“觉”的诠释主要集中在这部著作中。

在《大乘义章》卷二十中有言：“觉察名‘觉’，如人觉贼；觉悟名‘觉’，如人睡寤。”[17]在净影慧远看来，“觉”应该从“觉察”和“觉悟”两个角度来理解更合适。觉察者，即察知恶事也；觉悟者，乃开悟智慧也。即是说，只有在“察知恶事”和“开悟智慧”两者双双具备之时，这个“觉”才更加全面而完整。如果我们将“觉”比喻成硬币的话，那么“觉察”和“觉悟”则便构成这枚硬币的两个面，具有不可分离的相互依存性特征。

值得重视的还有，净影慧远还依据“觉”的深度和广度，而立有“三觉”，即“自觉”、“觉他”、“觉行穷满”。即是说，即使都是bodhi，即使都是菩提，其“觉悟的境界”并不都是相同一致的。在《大乘义章》卷二十里，净影慧远高僧即有言：“道言‘自觉’，简异凡夫。云言‘觉他’，明异二乘。‘觉行穷满’，彰异菩萨。”[18]即是说，“自觉”者，“简异”于凡夫也；因为凡夫迷沉，全然不能“自觉”。“觉他”者，“明异”于二乘也；因为二乘只自求出世，而无兼利之心，当然难以“觉他”。“觉行穷满”者，“彰异”于菩萨也；因为菩萨无明未尽，法性未圆，难以“觉满”……在净影慧远看来，“觉”之所以可以立“三觉”，恰恰是因为人具有凡夫、二乘、菩萨等不同的心情境界所致。毫无疑问，在“三觉”之中，相对于“觉他”，尤其是“觉行穷满”，无论深度，还是广度，“自觉”既是层次最低的，又是整个“觉”之大厦的基础。显然，从“自觉”到“觉他”再到“觉行穷满”，正是人之觉悟的全过程。它呈现的是一种不断层层上升、无限接近穷满的递进过程。可以说，这是任何试图修成正果者的必经三步。净影慧远还说：只有“既能自觉，复能觉他，觉行穷满”者，才能名之为“佛”。[19]作为修行圆满者的佛，与凡夫不同，他能朗然大觉；与二乘不同，他能大悲普度；与菩萨不同，他能道穷妙觉……如果说菩萨离成佛只有“觉行穷满”一步之遥的话，那么二乘离成佛则相差着“觉他”和“觉行穷满”二大步，而凡夫要成佛更是要经历艰难的“自觉”和“觉他”和“觉行穷满”三个全过程。

由此可见，在净影慧远“觉”之体系里：“觉察”是“觉”，“觉悟”也是“觉”；“自觉”是“觉”，“觉他”也是“觉”，“觉行穷满”还是“觉”。即是说，“觉”既有角度的不同，又有层次的差别，是个立体的综合的系统的概念。净影慧远“觉”之体系明示我们：任何事物，当然包括文化在内，只有在既“察知恶事”又“开悟智慧”之后，方能实现“自觉”；只有在“自觉”的基础上，进而完成“觉他”和“觉行穷满”，方能到达“觉”的最高境界。

在此，顺便澄清一个严重的误读。在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前，无论是“觉”，还是“自觉”，早已成为中国固有的词汇，并非像有些人所言的那样，它们皆为因佛教而生的词汇。各举两例为证。《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曰：“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来，人未足，而盱有余。’叔术觉焉。”[20]《论语·宪问》有：“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21]《孔子家语·致思》：“吾有三失，晚不自觉。”《东观汉记·李通传》：“出门顾见车，方自觉，乃止。”当然，不可否定的是，“觉”、“自觉”等词汇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尤其在中土得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皆与佛教的大力推广关系密切。这一现象也表明，在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佛教文化在“儒释道”三大文化支柱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三、“文化自觉”

众所周知，早在二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即提出了“文化自觉”[22]这个重大文化学术命题。作为“问题提出者”[23]，费孝通先生已然具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学术地位。然而，从费孝通先生诸多相关系列经典论述中也不难发现，他给学术界继续探讨“文化”、追溯“自觉”，尤其是释读“文化自觉”等还是留有不小空间的。[24]这，正是本文撰写的初衷。

本文认为：没有科学文化的文化一定是跛脚的文化；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构建当代文化大厦不可或缺的两大基石；唯有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共同“觉悟”，文化才可能顺利走向“自信”。本文还认为：文化从“自觉”走向“自信”，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期间必须经历“觉他”和“觉行穷满”等，任何一蹴而就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正所谓“一夜可以培养一个百万富翁，三代才能培养一个绅士”，是也。因此，无论文化个体，还是文化群体，都必须十分清醒：一切觉悟都应该从“我”之“觉察”和“觉悟”开始。唯有既察知“我”之“恶事”、又开悟“我”之“智慧”，方能实现“我”之“自觉”。然，仅有“我”之“自觉”还远远不够，走出“只自求出世而无兼利之心”，超越“二乘”的狭隘，帮助“他”实现“觉悟”，同样不可或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我觉”，还是“他觉”，毕竟还是心性“觉悟”。唯有从心性“觉悟”中走出来，使无明尽、法性圆，实现“觉悟”与“行动”的高度一致，即“觉行穷满”，才能超越菩萨、达到“佛”的最高境界。至此，文化自信即已水到渠成。这，不正是“文化”从“自觉”到“自信”的内在的基本的逻辑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