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绪拥着我，我的智慧挤着我，
我要放开喉咙歌唱，我要开始我的吟哦。
我要歌唱民族歌曲，我要吟哦人民传说。
——引自芬兰史诗《卡莱瓦拉・第一篇》
那是2008年10月10日至12月31日，我的剪纸个展《传唱——乔晓光《く卡莱瓦拉〉剪纸艺术展》，在芬兰东部与俄罗斯相邻的库赫莫( Kuhmo)的尤明凯科(Jumineko)中心举办。
尤西斯（Jussi Huovinen）的家在库赫莫，紧靠俄罗斯边境（他在50多岁时自已建造的）（乔晓光摄影 2008年）
秋天的库赫莫（乔晓光摄影 2008年）
库赫莫尤明凯科基金会的外景（乔晓光摄影 2008年）
展览与库赫莫有着独特的缘分。库赫莫是芬兰东部一座边境城镇，是芬兰最大的自治市。东芬兰古老的乡村地区，被认为是芬兰传统文化的中心，这是一片曾经充满了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的地方,也是卡累利阿人生活的地方。在二三千年之前，芬兰民间口头流传的诗歌就产生了，这些代代相传、口授沿袭的诗歌经过渔猎、农耕不同时期劳动人民的不断传承和创造，直到19世纪初仍在芬兰东部的卡累利阿地区一些老年歌手中传唱记亿着。100多年前，芬兰民俗学者、语言学家埃利亚斯・伦洛特正是在卡累利阿地区风尘仆仆地抢救搜集了10年，最后才整理出今天这部2万多行的史诗《卡莱瓦拉》(又名《英雄的国土》)。
与库赫莫“卡莱瓦拉基金会”在尤西斯房前合影（恩梯摄影 2008年）
2008年10月，在库赫莫拜访史诗《卡莱瓦拉》最后传人尤西斯时的合影（刘云摄影 2008年）
《卡莱瓦拉》最后的传唱人尤西斯为我们演唱（乔晓光摄影 2008年）
史诗《卡莱瓦拉》由50篇诗组成，22795行诗。作为英雄史诗所叙述的三个主要人物全是普通劳动者的形象，老者万奈摩宁是个农夫，壮年汉子伊尔玛利宁是个铁匠，年轻的勒明盖宁是个猎手。史诗的内容正是围绕着三个劳动者朴实而又带有非凡色彩的生活故事展开的。
由于《卡莱瓦拉》史诗历史内涵丰富，艺术上如何表现出视觉形式的时间感是突出史诗特征的关键。因其对于芬兰语及芬兰国家独立所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如何通过剪纸艺木的形式传达出史诗的精神价值也是创作的难点。
为《卡莱瓦拉》最后传人尤西斯创作的剪纸肖像（110厘米×68厘米 2009年）
《卡莱瓦拉》展览海报之一（110厘米×71厘米 2008年）
《弹琴歌唱的尤西斯》（110厘米×60厘米 2009年）
《史诗传人尤西斯》 （65厘米×42厘米×2幅 2009年）
在如何表现《卡莱瓦拉》史诗叙事的整体性上.我选择了史诗中“三宝磨”的故事主线，这个主线贯穿整个史诗的主要篇节，涵盖了三个英雄劳动者的主要生活情节。“三宝磨”的故事也反映了史诗主要的文化主题，如狩猎、农业、文化造物、生活习俗、情感世界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邪恶的斗争等一系列生活与英雄的事迹。
《三宝磨・卡莱瓦拉英雄传》选择了很长的篇幅，剪纸在形式语言表现上借鉴了汉画像石及民间剪纸语言符号程式化、重复等手段，以及苗族剪纸三段式形式结构和摩梭人宗教美术的叙事手法。剪纸的画面把人与物、人与事交替并行如复调音乐一般展开。
材质上选择了灰白色手工土纸，这种材质的土纸颇似100年前芬兰乡村的土制布衣色彩。这幅6米长的剪纸以负空间三段式结构表现了史诗的时间感和文化气质。简约的程式鲜明地刻画了三宝磨主要人物及故事情节，展示出一幅古老神奇而又单纯朴素的图形诗篇。
如何表现《卡莱瓦拉》的精神价值以及对芬兰民族独立所起到的伟大历史作用，我选择了最具芬兰民族及国家代表意义的国旗和地图作为视觉符号的原型，运用中国古老的经纬编织手法，以九宫色彩的抽象形式，把芬兰国旗中的十字形符号编织成飞翔之鸟的形象。
色彩选用芬兰国旗的蓝白色，以象征史诗活的灵魂。这种半具像半抽像的手法，不仅是对国旗的结构特征的表现，同时也是对芬兰著名音乐家西贝柳斯《芬兰颂》音乐的一种视觉表达，《芬兰颂》被视为芬兰独立前最具芬兰象征的代表音乐。
在画室创作《卡莱瓦拉》（刘云摄影 2009年）
画室中正创作的《卡莱瓦拉》作品（乔晓光摄影 2009年）
库赫莫卡莱瓦拉基金会《传唱——乔晓光<卡莱瓦拉>艺术展》开幕式（刘云摄影 2009年）
在库赫莫卡莱瓦拉基金会《传唱——乔晓光<卡莱瓦拉>艺术展》展览现场 （刘云摄影 2009年）
《卡莱瓦拉之母》这幅剪纸选取的地图如同少女的形状(芬兰人也把地图叫作芬兰姑娘)，把地图形状转换换成《卡莱瓦拉》创世神话中空气女儿的形象，空气女儿与海上潜鸭及其孵的七个蛋，构成了创世神话主要故事要素的表达。
《地图之歌・英雄的国土》则利用地图的原形，把《卡莱瓦拉》史诗中的故事情节与芬兰现代生活场景以及圣誕老人的故事融合在一起，以突出英雄国土上代表性的文化内涵。这幅人物众多的地图剪纸以不同色纸的相同纹样的错位套贴，造成重复的动感，象征时间的流动。衬纸是九宮式，暖灰色，古朴庄重的，烘托出一个朴素而又温情的国土意象。
《传唱・卡莱瓦拉之歌》也是一幅大型剪纸作品，画面采用了中国竖条屏风式的排列，大刀阔斧地剪出不断重复着的传唱人形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听觉的感染，以象征《卡莱瓦拉》之歌的代代相传。
在库赫莫展览展出的几天里，和芬兰人不仅围绕着《卡莱瓦拉》讨论，我也作了“中国多民族剪纸传统及其田野现状”的演讲。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基金会专门安排我去拜访了当地最后的《卡莱瓦拉》传唱人尤斯西。
在展览现场为芬兰儿童介绍剪纸（刘云摄影 2009年）
展览现场（乔晓光摄影 2009年）
这位“国宝”一样的老人住在紧靠俄罗斯边境线上的木屋里，那是他一辈子生活的地方。尤斯西的家距库赫莫市60多公里，我们驱车经过了松林密布的柏油路，路旁是连绵不断的大小湖泊。最后是森林里的土路，路旁围着圈鹿的铁丝网。终于来到了尤斯西的家，这不是一个村庄，只有几间木屋排列着，屋后是茂密的草和松散的树，相邻着一条不宽的河流。这条河对岸就是俄罗斯。
尤斯西年轻时是个木匠，这里的房子多是他建造的。他自己住的这座灰蓝色的房子是他50多岁时建的。旁边那座新建的大木屋是基金会请尤斯西根据回忆建造的卡累利阿传统的老式样木屋，木屋从里到外，住室、火炉、仓房一切都是照老样子做出来的。走进这间笨重宽敞溢着木香的朴素大木屋，就像走进了卡莱瓦拉的世界。屋内挂着东正教的圣像，窗上有传统的挑花窗帘，地上有手工的麻布织毯，还有一些老式的生活用具，让人可以充分感受到卡累利阿传统的乡村生活。
尤斯西一个人住在他建造的木屋里，住在他童年起就熟悉的卡累利阿之地，他喜欢这样。实际上生活中传唱的《卡莱瓦拉》早就濒危了，基金会里那些图书上的文字和磁带光盘的《卡莱瓦拉》只是一种文本的史诗，而尤斯西和他木屋旁这片长满草丛和有森林小鸟的故土，才是真正活着的《卡莱瓦拉》。尤斯西老人84岁，身体不好，只能坐在轮椅上。他就那样为我们唱了《卡莱瓦拉》史诗的片断，他那双大手轻拨着传统的康特勒琴，声音低沉而又轻缓，仿佛那遥远时代的风中之歌。
《传唱》 （72厘米×52厘米 2008年）
《向埃利亚斯·伦洛特致敬》（72厘米×52厘米 2008年）
《传唱·卡莱瓦拉之歌》之二 （150厘米×40厘米×10幅 2008年）
《卡莱瓦拉第十九篇·铁匠伊尔玛利宁的铁鹰在多尼拉的河中捉到了大梭子鱼》之一 （87厘米×70厘米 2008年）
《卡莱瓦拉第十九篇·铁匠伊尔玛利宁的铁鹰》（87厘米×70厘米 2008年）
《卡莱瓦拉·万奈摩宁诞生》 （110厘米×89厘米 2008年）
《卡莱瓦拉之鸟》 （88厘米×67厘米 2008年）
《芬兰颂》（125厘米×190厘米 2008年）
离开库赫莫，在赫尔辛基受芬兰国家电视一台之邀，我做了10分钟“中国剪纸与《卡莱瓦拉》”的专题电视节目。并在 Dalian画廊的恩悌先生的引荐下拜访了芬兰《卡莱瓦拉》协会，在协会里我看到了收藏的世界不同版本的《卡莱瓦拉》，看到了100年前芬兰最早有关《卡莱瓦拉》的绘画。数百年来，芬兰设计家、建筑师、作曲家和作家的创作灵感一直受到了《卡莱瓦拉》的激励，《卡莱瓦拉》是他们民族情感的源泉。
而在芬兰展出的40多幅剪纸作品，我用剪纸表达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对《卡莱瓦拉》的理解、感悟、想象与祝福。许多芬兰人走进这个大木屋展厅的剪纸艺术空间里，他们说虽然这些未曾见过的剪纸方式陌生而又新奇，但是渐渐远去的《卡莱瓦拉》故事似乎又回到了他们的身边，剪纸上传达的信息复活了史诗淳朴的“真实”。中国的剪纸像一个简约到极致的“空筐”，但恰恰是剪纸的局限性，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无限性。生活或许也是如此，当物质的繁华与修饰消解到极致的朴素，内在的生命精神才悄然丰满地显现出来。
（注：文章原载自乔晓光著作《空花——用中国剪纸讲世界的故事》）
关键字： 内容标签：史诗,传唱,木屋,剪纸 《卡莱瓦拉》史诗 传唱 木屋 剪纸 《卡莱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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