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杨卫：批评之路_新青年-栗宪庭-艺术批评-高名潞--鲁迅-中国-古希腊

鲁迅在他的小说《故乡》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是一位特立独行

鲁迅在他的小说《故乡》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他对生命的理解透彻而深刻，完全超出了一般性的认识。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普遍的道理，不过，这种普遍性并不是一般性认识的结果，而是由鲁迅的独特视角总结出来的。这个视角即是一个批评家的视角。

鲁迅

批评家虽然跻身于人群之中，却不是随波逐流的一员，而是人群中的异类，甚至是人群中的“敌人”。当然，这个“敌人”不是真正地指向人群，而是为了挑战某种习惯势力。鲁迅后来之所以没有继续他的小说创作，而是彻底转向了批评，就在于他要打破某种既定的思维惯性，向民族劣根性开刀，以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国民。这是鲁迅的清醒与卓尔不群，也是他用全部的思想和人格确立起来的一种批评价值。尽管批评不可能指出一条清晰可见的道路，却能够对曲折的道路起到某种矫正作用，抑或可以提示出未来发展的参考方向。

据现有的文献考证，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类准批评家，应该说还是古希腊的那些喜剧作家们。与古希腊悲剧作家关注永恒的题材不同，古希腊的喜剧作家是以议论时事见长。他们喜欢高谈阔论，在剧场里开各种市井的滑稽玩笑，或指东家长，或揭西家短，以此带给市民社会一面道德观察的镜子，不仅发挥了民主的监督作用，也活跃了城邦里的自由空气。如果我们把古希腊的那些喜剧作家跟今天做一个比较，其性质有点接近于从事社会评论的新闻工作者，只不过今天的社会评论多取于严肃题材，而古希腊的喜剧作家们则更愿意从玩笑的角度进入。当然，从更加严格的意义上说，古希腊喜剧作家的放言高论与滑稽玩笑，还不能算真正的批评，因为他们常常缺乏批评的论点，也少有价值的立场。应该说，真正开启了批评的先河，并对今天的批评仍然具有价值启发的，还是古希腊哲学派别中的诡辩派，而集大成者恰恰是与诡辩派为敌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曾经这样评论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顾物质世界，把他的研究限于道德问题，企图在这个领域中寻找普遍性，他是第一个致力于定义的人。”这位第一个在普遍意义上致力于定义的苏格拉底，就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批评家。

苏格拉底

事实上，苏格拉底的一生，正是为他所认同的批评价值不断辩护的一生。作为城邦势力最不安分的异己，苏格拉底喜欢东游西逛，到处发表意见，直至被城邦势力视为眼中钉，最后将其处死，他仍在审判席上慷慨陈词，针对一切指责与诽谤，而竭力反驳。有人把苏格拉底说成比诡辩派更加诡辩，似乎很形象，但苏格拉底的诡辩，不是为了诡辩而诡辩，实际上在其背后蕴涵了对真理的憧憬。正是因为有前面的苏格拉底为认识真理扫除障碍，后来的柏拉图才发现了一个神奇的道德理想国。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终生敬仰者，他在继承苏格拉底的同时，进一步将道德问题引向了审美领域。柏拉图相信人通过理性能够获得真知，把追求“真”、“善”、“美”作为思想的目的，发现了“相”的世界，由此确立了美的本体论。后来，柏拉图的这些思想再经由亚里士多德的完善，逐渐发展出一个认识的体系，从而将原始哲学对道路的发现引向形而上的层次，也由此把批评的传统借助于这个认识的天梯，推到了理想国的建构之中。

中世纪以后，教会势力兴起，把哲学带进神学领域，以虚无的天国价值来制约灵动的世俗价值，更是屏蔽了世俗社会的认知与进取之路。西方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们，普遍都把中世纪视为“黑暗的时代”。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共识，就是因为教会势力对思想的垄断，掩埋了人间的声音。尽管中世纪发展出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和形象，也有人发出过与教会势力意见相左的批评之声，但在一个全社会都仰天追神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微弱而零星的批评之声，对世俗社会的唤醒，无异于杯水车薪。

批评的再次觉醒，应该是在“文艺复兴”时期。14世纪以后，伴随着世俗社会的壮大，人们开始重新溯源古希腊的精神传统，神教地位由此而动摇，人性解放的话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也就发展出了诸如莎士比亚的追问，批评的价值正是随着这种追问而重新复苏。此后，经过启蒙运动的推波助浪，更使得批评成为一把解剖人与社会的利器，拓展了人文主义的视野。比如，笛卡尔就是以“我在怀疑”来确立他的存在意识，并诞生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哲学理论；而卢梭更是以自我忏悔，牵动着人文反思的脉搏，开启了人类解剖自我的另一个精神维度。当然，这之后的集大成者，还要首推黑格尔。

黑格尔

正是黑格尔系统地总结了哲学的形而上传统，将其作为一种审美形态联系起人类的普遍价值，才致使哲学传统再一次向人间回归。黑格尔既是一个传统哲学的终结者，同时，也是一位近代哲学的开启者。黑格尔把艺术的最高形式跟宗教的最高形式统一起来，推演出艺术的终结论，不仅为“美”确立了崇高的标准，而且也为这种“崇高美”的丧失之后，逐步引向人的观念世界开辟了门径。

现代意义上的批评，应该说是得益于过去的这样一些认识传统。正是因为有了过去形而上的知识建构，有了崇高价值的参照，才使得批评对世俗社会具有了某种观念上的矫正作用。现代社会的批评，正是从这里又经历了一场“认识论的转向”，不仅把人文研究提升到了哲学的层面上来审视，同时，也把哲学的视野伸展到了人文研究的各个领域。至此，批评才真正走出形而上的哲学范畴，发展成了一种关系到人类文明与社会生活的学问。尤其是随着后来的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学科的出现，不断扩充自我审视与社会观察的视野，更是丰富和充盈了批评的触角，使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方式，与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追求构成了一个人文发展的整体。

中国的批评现象非常滞后，大概是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古代中国没有真正文化意义上的批评概念，只有上疏与进谏。因为古代中国推行的是王道政治，从文化源头上并无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更是缺乏公民的参与意识。在王道的大一统之下，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道德观念的束缚，由下而上只可以小心谏言，并不能发出格外的批评之声。而意见是否被采纳，也只能仰仗于圣王明君的出现：明君审一，万物自定；昏君当道，则暗无天日。当然，中国历史上，顶风而上、冒死进谏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屈原、司马迁等，就属于舍身求法之士。但他们的结果都是悲剧，无不殃及自身。所以，“遇治则仕，遇乱则隐”，便成为一个明哲保身的文人传统，致使批评之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式微，退居到了边缘。

中国古代的文化史，基本是以考据替代批评的历史。自孔夫子创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到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万世一系，后面便几乎没有了批评之声，有的只是故纸堆里的查找与考据。鲁迅早就批评过埋首故纸堆，曾尖锐地指出这种考据的学问，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是不敢直面血淋淋的真实人生。事实也正如鲁迅看到的那样，中国古代的文人史，基本上是一段批评家缺席的历史。尽管这中间也有过像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等这样的准批评家出现，但他们的批评方式仍属于注释的范畴，既没有发展出一种批评理论，也没有引伸出一种价值立场。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动摇了天朝的秩序；而后，门户洞开，更是打碎了中国人的壶中世界。通过东西方比较，中国人意识到了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从而将其转化为新与旧的关系，催生出了诸如梁启超的“新民”之说。再后来，“五四运动”一声号角，拉开新文化的帷幕，陈独秀等人引进西方的“德”、“赛”二先生，并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就是为了塑造文化上的“新人”。这个声音成为时代的强音，无疑，也唤醒了一个批评的春天。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不少活跃的批评家，比如陈独秀、鲁迅，等等。这些批评家以打造中国的新文化为己任，在批判腐朽而保守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发挥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关照到了审美文化。如陈独秀呼唤“美术革命”，就是企图把文艺作为了革命的武器和启蒙的工具；而鲁迅更是明确地提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坟·论睁了眼看》)

正是因为“五四”的批评家们在改造中国文化时，吸收了西方的审美价值，从而也为中国的新文艺批评确立了求真的人文意识与崇高的美学标准。后来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即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之所以文艺和报业得到空前繁荣，就是得益于“五四”奠定的新文化基础。事实上，即便是烽烟四起的战争年代，无论是在国统区的重庆，还是在解放区的延安，“五四”价值也一直在延续，且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批评家。较为代表性的人物，有解放区的王实味和国统区的胡风，等等。不过，1949年后，随着国家对知识分子进行统战，也就削弱了批评的声音，使其又回到历史的老路上，变成了建言献策。再后来，国家进一步实施政治对文艺的挂帅，全面清算隐藏在人民内部的“敌人”，尤其是揪出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大肆批斗，更是割断了批评的喉咙，使整个社会沉浸于“形式一片大好”的欢呼声中，丧失了思想的活力。

王实味

批评在中国的再次复苏，是“文革”结束以后。伴随着上层的“拨乱反正”，民间的批评之声也如潮水般涌动，构成了一道集体反思的时代流潮；而随着1977年国家重新恢复高考，大批青年学子得以进入知识殿堂，更是把这种反思跟现代性诉求联系起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启蒙时代。这次启蒙跟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五四”的新文化精神均有某种相似之处，目的都为了解放人性，起点也都是从审美文化开始。所以，大量的西方哲学被翻译过来，启蒙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这套译文丛书分门别类，向我们展示出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以及人类走向“美的历程”(李泽厚语)，不仅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认识世界的天窗，更为重要的是，还引入了一个美的标准，为后来的批评植入了价值内核。

李泽厚著《美的历程》

中国的现代美术批评，正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尽管早在“五四”前后，吕澂、陈独秀、鲁迅等人就曾打破过去画论的藩篱，将美术作为思想革命的武器，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美术批评。但是，由于接下来连绵不断的战争，扰乱了思考的头绪，使“五四”建构的批评价值没能得以系统化地深入。尤其是后来受延安政治思想的影响，美术批评也和创作一样，基本上沦为了政治的附庸。1949年以后的文艺政策，不仅沿袭了延安的传统，而且还加紧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使得美术批评更加无的放矢，除了迎合政治，就只剩下探讨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了。所以，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批评，完全是处于一种休眠状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即再次受到西方审美文化的启蒙之后，才逐渐得以改善。

事实上，中国最早的一批美术批评家，大都是“文革”结束后头两届的大学生与研究生。“文革”的浩劫，曾中断他们的学业，给他们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使他们跟“五四”前后的知识青年一样，有了一种亟待更新的冲动；而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则提供了他们知识充电的机会，使他们由此找到了现代性的价值参照。于是，受西方现代新思想、新观念的启迪，他们走出校门之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现代艺术。20世纪80年代的“新潮美术”运动，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大批中青年美术批评家的介入，才联系起“五四”的启蒙价值，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代美术批评家当中，有三个人物较为突出，他们的声音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也影响至今，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理论基石。这三个人就是栗宪庭、高名潞和刘骁纯。

刘骁纯的批评方法带有强烈的辩证色彩，这可能得益于他的博士生导师王朝闻。王朝闻是延安鲁艺培养起来的美学家，恪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对新中国美术理论的建构，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刘骁纯剥离了王朝闻的政治话语的影响，而是将其辩证思维引伸到视觉形态的研究中，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批评观。现代艺术正是在刘骁纯极具思辩性的批评视野中，与传统艺术联系起来，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互文关系。由此，刘骁纯的美术批评关联着美术史的形态逻辑，既为现代艺术增加了历史的深度，也似乎解决了传统艺术的断裂问题；与刘骁纯不同的是，高名潞相信“任何事物完善阶段历程总是始于起步，而又终于更高的起步。”(《中国现代艺术展·前言》)这使得高名潞在20世纪80年代为“新潮美术”摇旗呐喊时，又站在了“五四”的文化起点上，在更加深刻地批判传统艺术的同时，联系起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一步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找到了进化论的根由；而栗宪庭与高名潞和刘骁纯则都有所不同。作为一位美术批评家，栗宪庭与其说关注的是审美价值的流变，不如说是在关注价值变化背后的人。正是这种对人的时代命运的关照，使栗宪庭倍加推崇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司马迁，并吸收了某些司马迁之于《史记》的批评方法，即从批评者与批评对象之间共同构成的紧张关系中，引伸出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与精神活动。他的著名论点“重要的不是艺术”，就是试图把现代艺术的新颖形式引向人的精神活动，从而将人从某种桎梏中解放出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人格。

如果将高名潞、栗宪庭和刘骁纯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就像是拉动中国现代艺术的三驾马车，驰骋于荆棘丛中，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立下了开疆拓境之功。虽然，他们吸收的思想养分不同，批评的角度也有所差异，但他们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解开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建构起中国艺术的现代性。无疑，他们是深刻的，这种深刻性不仅反映在他们对现实的理解上，更体现在他们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历史的担当，使他们通过知识获得力量的同时，冲破时代的局限，为中国现代艺术开辟出了一片自由生长的“新天地”。

目前，中国的美术批评家跟其他领域一样，已经发展出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就现实背景而言，现在的批评家无疑是赶上了一个比过去更好的时代。随着社会的开放，批评家自由发挥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经济的繁荣，打破过去政治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批评家依靠资本市场而获得相应的独立空间创造了条件。然而，尽管我们赶上了一个发展的好时期，但由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又形成了新的文化困境。如果说“走向世界”是过去一百年中国人的理想，那么，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出现的“拿来主义”思想，以及文化上的后殖民现象等，已于今天中国越来越突显；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物质文明对精神世界的腐蚀，也正在瓦解着传统的道德底线，并动摇了由几代人努力建构起来的审美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似乎已经造成了某种人文价值的断裂。如何继往开来，承接起过去的人文历史来开创未来的新局面，督促这个社会朝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将是对现在的批评家提出的严峻考验。对于这种考验而言，绝不是喊几句口号，或是造几个“后××”的概念就能够解决的，而需要我们综合历史的整体思考，站在人类的高度上不断反思，不断澄清。

2006．2．22于通州

2019．8．2改于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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