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王犁:小镇文艺青年的天空_小镇文艺青年的天空-排岭-王犁--千岛湖-画画-自己的

编辑:邹萍 来源:雅昌网 
 
王犁小镇排岭,后改名叫千岛湖镇,但我仍然喜欢称之为排岭,有点时间的沉淀,有点历史感,与自己的成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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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

小镇排岭,后改名叫千岛湖镇,但我仍然喜欢称之为排岭,有点时间的沉淀,有点历史感,与自己的成长有关。

改名有改名的好处。没有改名前,外地人去千岛湖,会有两个地址:一个是建德的白沙镇,另一个就是淳安的排岭镇。升格为建德市的白沙镇,大家也叫新安江,交通比排岭便利,占尽了千岛湖的地利天时。但自从排岭改成千岛湖镇后,只到建德市,没有到千岛湖镇,肯定不算到过千岛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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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排岭(千岛湖)十字街口

我心中只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排岭,整个小镇也就一个十字路口加一个丁字路口,接着是夹杂在山岭松风间各个单位的住宅区,实打实一座山城小镇。从轮船码头向左,粮油食品站门口的丁字路口,对门新安大街过去几十米是林业局和县府。或许是上下班经常经过有所感触,诗人方向在那个年代就写下口语化的作品《新安街粮食局门口》。再过去已经是小镇边缘的东瓜坞。从丁字路口往里走是粮油加工厂的油车湾、工会、邮局、新华书店、百货公司。从工会开始街道就有坡度,到东风旅馆开始下坡,斜坡下和十字路口之间有一个三角地带,靠现在的外高桥一边是一排老式的二层楼店面,从修鞋、修伞开始到面馆、包子铺,拐到鱼味馆对过是第二百货。十字路口东南角是五层楼的淳安饭店,这可是1980年前后在排岭镇上算是最高的房子——记得我还在农村上小学一年级时,课间操后,一位到县城刚开完会回来的民办教师欣喜告诉我们说,咱们县也有高楼大厦了,什么叫高楼大厦,就是抬起头来看屋顶帽子会掉下去的那种房子,现在我们县的十字路口旁也有了。淳安饭店一楼北端临街是饭店的大堂,穿过大堂是冷饮门市部。十字路口往北是李家坞,李家坞有个拘留所,于是那个时候“李家坞”就几乎成了拘留所的代名词。李家坞口是排岭汽车站,大段拐弯的上坡后是排岭林场的枇杷园,已到了排岭镇的最北端,但散落在山岭松林间得还有汽车运输公司的修理厂。十字路口往东不远处是城建局、消防队,消防队门口斜坡下去就是西园码头,去建德或者金华都要从这里乘船到毛竹园。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十年,数西园码头的变化最大,它一直往东填湖湾,使码头移到现在的位置;十字路口往南是鱼味馆的岔路口,一边行车的斜坡是银行、电影院、派出所,最后再到到塘边,另一边是台级步道拾阶而上到塘边,步道中间有曾经改制成中医院的镇医院。塘西参天的法国梧桐林中有老县府、公安局等衙门,这一带水塘有两口,两口水塘之间的主干道往上是县府招待所、人民大会堂,主干道两旁有两排参天的苦楝树,密得可以遮阳避雨,而另一口水塘则绕过县府招待所一直拐到镇小的操场边。接着依次是党校、体委、广播站、开发公司和无线电厂;广播站前和金鸡弄之间,八十年代中期还搬来了文化馆;过了无线电厂都叫火炉尖;火炉尖有邮局、如意馆、酒厂、淳安中学、二中、印刷厂、排岭林场,一直到里杉柏应该已经是排岭的郊区了,里杉柏的住户上街,都说去排岭。轮船码头向右是茅柴站、货运码头、灯塔,茅柴站向上是县人民医院。就这样不大的区块,山岭间有小道穿行往来,雨后岚岫纵横,层峦叠嶂,颇有排岭这个名称的意像。排岭,在我的心中,应该是她永远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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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山城排岭(千岛湖)的雪

1980年到县城排岭读小学三年级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外婆家。千岛湖当时叫新安江水库,我生活的这个乡村叫光昌边,在库区深处的湖畔。从光昌边到县城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船,柴油船来回在河道两岸码头停靠,从中午上船到县城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当船拐进可以看见县城房子的湖区时,湖面忽然开朗起来。八十年代的排岭虽然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但由于是山城,哪怕一两层楼的房子也会层层叠叠的,在夕照下特别耀眼壮观。码头尽头白色瘦瘦两层高的灯塔,更是标志性建筑;它深深地印在年少的脑海里,颇似后来看科波拉的《教父》抑或瑟吉欧·莱昂的《美国往事》里,电影开始一个西西里小男孩经过千辛万苦抵达纽约后,在移民船上看到纽约曼哈顿的自由女神像时的那份耀眼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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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附中暑期的培训班,对于我这个年龄听过马玉如老师上的素描课,想来都是一种荣幸!

胡济民

县城有两所小学,镇小和新安江开发公司职工子弟学校,父亲在新安江开发公司工作,我自然进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从住的机关大院到学校有二三里地,途经无线电厂、火炉尖邮局、如意馆、酒厂、酒厂的锅炉房、印刷厂、农机局、开发公司招待所,在开发公司招待所边往下有上百级台阶,走过这些台阶后就到了我读的小学。当然也可以往如意馆边的胡同里走,穿过酒厂宿舍区还有县房管局所辖的房子,再经过自来水厂门口到那百步台阶。百步台阶以下的区域叫里杉柏,分布着子弟小学、罐头厂、冷库、造船厂、木材加工厂、水产科技研究所、职工医院、捕捞队码头等开发公司所属的单位和居民居住区。该区的通用语言有排岭话、船上话、杭州话、以及半土半普的官话,因为是捕捞队的码头,所以这里居住的大部分是船上人。船上人基本上多会讲岸上的排岭话,但岸上人很少会讲船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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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消失在城市建设中的排岭码头

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叫王忠英,由于其与父亲的名字只相差一个字,故记住她的名字。刚到县城上学,还算努力。记得一次学校安排看中法合拍的儿童电影《风筝》,班主任还特意把我和女班长安排在她身边,此景却成为日后文化课成绩日落千丈的我难以再获得的崇高荣誉。

胡济民老师是小学的体育教师兼美术老师,上完体育课,一身蓝色的运动服,臂上两侧还有两条白杠杠,拿着一盒粉笔和美术课本走进教室,那精神气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个刚从农村来的孩子。至今还记得胡老师领着我们爬上百步台阶,画自来水厂附近的风景时伸出双手、眯起眼睛,教我们怎样取景,让我体会到与农村一学期难得有一次美术课不同的绘画教学。小学美术课本上有一节铅笔淡彩写生,课本上的范画为《校园写生》,近景是黑板报,中景是几颗大树和教学楼,远景是蓝天白云。范画的下方有绘画的步骤,先用铅笔构形、深入,上彩先从天开始往下画。我用这个方法画了两张写生,被选送县里文化馆举办“六一”儿童节美术作品展览,当时姐姐王牮在同一所小学的五年级,也有作品参加,由于名字字型接近,我的作品被误挂在姐姐的名下,一同获得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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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1980年前拍摄的灯塔

当时的文化馆,在工人文化宫下油车湾口的大马路边。一栋三层的楼房,外面围墙上有临街的橱窗,我们的画展就陈列在橱窗里。为了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入选,我在六一节的前一天就过来观望,直到傍晚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布置完,才发觉自己和姐姐的作品都挂在玻璃里面,不禁一阵激动!再一看,自己作品的作者姓名竟然是姐姐的名字,心中不免一阵纠结,但却不敢找文化馆的工作人员理论。回来的整个晚上我都很郁闷,姐姐知道这事就说给母亲听,还是母亲开导我说:“你三年级的画可挂在五年级的姐姐名下一起得奖,是好事情!说明你有这个水平啊!”我一听又开始高兴起来,但内心深处仍然为这次难得的展览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感到遗憾!

一直记得老师上课的情景,有一段时间已不记得胡老师的名字了。近几年碰到当时的校长方光银老师,聊起少年往事,又续上这段记忆。

洪勋

正是这次“六一”节少儿美术展览,县文化馆在节后举行颁奖式,姐姐得到了获奖通知,我也犹豫要不要去看热闹,那种纠结的劲儿不是现在可以感受的,最后还是被刚来县城的好奇心所吸引,跟着姐姐去了。颁奖仪式在晚上,先在一间教室颁奖,再到一楼门厅看两位一等奖的作者现场画画,一位是比我还小的小孩画了一只写意的公鸡,一位是比我大几岁的少年画了一匹徐悲鸿的马,两位一等奖的作者画完后,还有一位老画家画了一张大白菜和香菇。第一次看到水墨在纸上滲化的样子,我好奇地挤到用乒乓球桌支起的画案前,伸手去摸了一下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会滲化的纸。

颁奖式结束后,年少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县城里的那种自己也讲不清楚的氛围,不知道是激动还是迷茫,在现场迟迟舍不得离开,仿佛一离开就会失去这不属于自己的现实。最后,在大家快散尽时,我和姐姐跟着那位老画家和他获奖的孙儿一同离去,仿佛这样就可以延长刚感受到的不同于以往的氛围。老人和蔼可亲,边走边问,从十字路口、电影院、塘边,知道我们住在开发公司,就告诉我们,他们住在火炉尖的行岗路,以后有空可以去玩。实际上行岗路也是八十年代后期才有的命名,那时只有一个大概的土地名,再就是什么单位的房子几单元几号。从此就认识了我们县城最年长的老画家洪勋先生,虽然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去洪勋先生家的情形,但从那时起一直到高中毕业后的十年中,我一有空就会去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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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洪勋画展左一傅明元、刘永航、胡红英,左四洪勋、右一唐新华,“洪勋画展”四字为孙鲁旭手笔

行岗路的房子,应该是八十年代初排岭最好的居住区,两排左右两个单元四层楼的房子,在山坡上南北向一字排开有很多栋。往里俯瞰火炉尖山坳老居民杂居区,后面整片的马尾松林,松风一片,从南面几栋三楼以上透过自来水厂的山洼可以看到湖面和远处的龙山岛。洪勋先生家在后排,与儿孙一起生活。进门口堆着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都有的煤饼,门口正在烧着那年头每家每户都有的煤饼炉,右进是客厅加餐厅,西面厨房的窗外就是松林,洪老师住左进东向的房间,大概十二三平米,进房间门口靠墙是床,干干净净的垫着很厚的棉被,每次去都觉得整整齐齐。床对面,临窗放着两张办公桌拼起来的画案,这个房间除了床和画案以外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空间,进门这边与墙之间放着一张藤椅,从包漿来看已经用了很多年,藤椅后也就是靠窗的左侧墙上,挂着一张四尺竖对开细细瘦长的立轴,一块石头上蹲着一只公鸡,公鸡是他孙子洪浩童年时画的,下面爽快的几笔大写意石头,应该是洪勋先生手段,题目《报晓》沿边一排行书小字。有时去也会看到换成一张四尺竖三开的竹子,瘦竹三两杆,轩朗有致,清气逼人。里墙正对画案放着一老式的大衣柜,大衣柜与床之间是一床头柜,柜上压着玻璃台板,台板上放一只小台灯,台灯边是一叠这一年的杂志,有《美术》、《书法》、《新美术》,洪先生告诉我:“《美术》是美协的机关刊物,有很多信息;《新美术》是母校的校刊,有感情,总想看看;《书法》是自己学习需要,每期都有古代的经典可以看。”从我认识先生到他过世近二十年,先生一直订着这三份刊物。确实在三十年前的排岭,想看到外面的资讯,订阅杂志是较为便捷的途径。记得到八十年代后期,我和施勐卿想获得一本颜真卿的《勤礼碑》,还是托黄艺老师到杭州书画社买的,为了一本字帖的归属,我们在晚自修教室外面争论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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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白蕉题签的《潇湘雨竹》33×94cm水墨纸本1964年洪勋

先生的画案上,放着笔洗、笔架和几支用得脱毛的笔,还有一只矮矮粗粗的笔筒里也稀稀拉拉的插着一些笔。每次去,都会看到他在临帖,一叠四尺六裁的宣纸,已经写了无数遍,直至写成黑纸,接着再一遍一遍地用水写,后来才知道洪勋先生这个节省材料的方法是受老友余任天影响。过年的时候,画案上会多一盆水仙,这些细节,每每会让初到县城的我感到新鲜。洪勋先生说:“画画不一定每天都画,但字一定要每天写。”每次去看洪勋先生,都看到他在临帖,主要是王羲之的草书《十七贴》,有一段时间还写过祝枝山的草书;记得八十年代后期《书法》杂志上刊登一期文征明的小楷,他也写过一段时间。他还告诉我,练习的时候毛笔可以挑的差一点,增加控制笔的难度,等到正式用的时候,用好笔会更顺畅,就如练武的人腿绑沙包,取下即可健步如飞。现在看来倒不同意他的观点,不管画画还是写字,纸和笔尽量用好一点,这样才可能悉心体会材料的敏感性,掌握工具的性能,发挥材料的表现力。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到为了考大学离开排岭,几乎隔三岔五去洪勋先生家,短则每周都去,长则一个来月。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没有直接向他学过什么绘画技法,只是喜欢去他那儿听他聊与美术相关的事,在他那儿知道了美术学院、中国画、潘天寿等等。洪勋先生是浙江浦江人,早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专,国立艺术院第一年秋季班的学生;他平凡的人生经历,却成为我成长过程中接近艺术最动人的故事。认识洪勋先生时,先生已经退休,生活很有规律。每天的上午八九点钟、下午三点钟后、晚上七点半后都可以去他家找他。到他家敲门,有时是他媳妇洪浩的妈妈来开门。这是一位城里长大的女人,漂漂亮亮的或许当过演员,开门的时候总会笑笑,指着洪老师的房间门说:“他在......”就转身去忙自己的事。我侧身进洪老师的房间,有时他刚午睡起,有时刚画完一张画,把画夹在床里墙的横线上,跟我谈字题在什么地方,并告诉我理由。也会碰到很难题字的构图,此时就可以先挂在那儿多看几天,或者在纸片上试试,粘在想题的位置,看合不合适?再不行只有题穷款了。记得一次过年前后,家里挂着很多过年的东西,什么粽子、腊肉,以及凉台上晒的衣物,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他说从中可以找到梅花的竖构图,生活中很多东西可以启发自己。洪勋先生给我印象是一位很慈祥、很随和、很实在的老者,白白的头发,衣着整齐干净。说起自己,总是说自己不是有才华的人,只有靠努力,你看!到这个年龄了,努力也来不及了,愧对原先教过自己的师长啊!经常谈起国立艺专上学时候的故事,还有他的亲戚一位早夭的天才郑祖纬的故事,郑的早逝对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损失,不然就会有很好的榜样引导他前行。还说起毕业后在老家浦江任教的时候,画过一个手卷《百虾图》,曾经带到杭州给潘天寿先生看,希望潘先生题上几句,潘先生估计看了后不满意,将画又卷起来了,没有题。洪勋先生感叹说:“潘天寿先生是一位要求很高的人,说明还是不满意啊!”

先生告诉我,画画要先工后写,先收后放,这样才有一定的基础。我曾经问他,他的孙儿浩浩怎么不从“工”开始,一上手就是大写意?因为问得不是一个时间段,老先生也没有连起来想,说什么叫基本功,画多了,有了自己的积累,有了自己的体会,就是基本功,大写意有大写意的积累,工笔有工笔的积累。当时听了很困惑,总觉得前后有矛盾,现在想来确实是这么回事。

洪勋先生从来没有主动送过画给我,但每一次带纸去请他画,你想要什么,都会给你画上几笔,还对纸质评论一番,告诉我喜欢画厚的生宣。其实哪怕带去最差的油光纸,他也会涂抹几笔。我经常带一些朋友去他那儿,只要带纸去求画,没有空手而归的。多年下来,虽然很熟悉,假如有什么书想看,他也不借,但会表达得很委婉,让你自己感觉有点为难。他从来不藏否人物,很善意!很真实!有女婿在《杭州日报》工作,偶尔在《杭州日报》副刊上,可以看到他的画作。由于那个年代交通着实不便,从杭州到淳安排岭,仿佛到了路的尽头。不是单位工作的需要,几年也不会出去一趟,就洪勋先生的性格,更疏于与外界的朋友联系。假如主动联系他,也会有几分高兴。记得一年元旦,当时挂历才出现,国立艺专的老同学徐天许,从武汉给他寄了一本挂历,他拿着挂历开心地在我面前讲起这位老乡和老同学的情况,并感叹他们的成绩,觉得自己没有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在千岛湖拍《绿色千岛湖》,其中美工严颐先生来我家做客,看到洪勋先生的画,说自己也是国立艺专雕塑毕业,与浦江人张岳健一届,提出去看看这位前辈,我便带过去拜访。严颐先生回沪后,把洪勋列入上海的国立艺专同学会名录,经常寄来现在看来印制简陋的会讯,老人会高兴的在我去时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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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术馆捐赠证书

1992年考上美术学院后,我每次假期回去都会上他家转转。1998年大学毕业后两年,租住在西湖边的金沙港,一天下午,突然感觉洪勋先生的经历做一个文字访谈,会很有意义,于是起身就回千岛湖,用了两个下午的时间,写下《绘画只是一种需要》,1999年刊发在《新美术》的校庆专题上。后来听他的儿子洪馗说,老人收到刊物后特别高兴!可惜这期文字没有配上洪勋作品的图片,否则,可以让大家看到有这么一位校友的不懈追求。老人是2001年过世的,享年89岁。

在人生道路的每个阶段,总有那么一个人,从精神上对你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洪勋先生就是八十年代这个成长的十年对我影响深远的人。就像近几年与朱豹翁的交往,虽然没有具体学画,但言行精神会影响我对未来的选择。

胡则周

上初一时排岭还只有一所淳安中学,初一五个班,一、二班是重点班,三班是体育特长班,四、五两个班是普通班,我在四班。校园在火炉尖山下、印刷厂边,有两座教学楼,初中两层的教学楼前还有其他老居民的住户,水井边杨柳依依。排岭最早开始考美术院校的华小卫,就住在其中一座房子里。小卫的父亲是酒厂的长途货运司机,不知道哪里的关系,认识一位浙江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工,在我等还不知道素描怎么回事的时候,华小卫已经开始临摹石膏像,准备报考美术院校。其实,他画的最好的是钢笔风景写生,手头有一本当时邮购的《钢笔风景写生》,学习得很透,还能够用在对景写生上,让我等着实佩服。

初一的美术老师姓蔡,已经不记得他教我们的情景,真正让我难忘的是兴趣小组的辅导老师胡则周先生。初中有两个美术兴趣小组,一个是水彩,一个是国画。其实在那个年龄段,谁分得清楚是水彩还是国画。分组那天,胡则周先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国画常识。由于自己受父亲的业余爱好影响,曾用磨平的瓦片刻印章,我就问刻印章与什么有关,胡则周先生说:“诗书画印,跟中国画有关。”我就报了由胡则周先生辅导的国画组。胡则周先生当时在教务处,主要负责教务教学的安排。平时喜欢画画,画中国画梅兰竹菊中的梅花,业余从剪报上收集了大量的梅花图谱,后来知道他还收集和撰写了大量与梅花有关的诗歌;从传统文学修养来看,胡则周老师应该是一位不错的语文教师。

已经不记得胡则周先生给我们上兴趣小组的情形。初中一年级后,淳安中学就分成两所:淳安第一中学和淳安第二中学,我们五个班,重点班到一中,另外三个班留在二中。胡则周先生随着教务处去了一中,一中就在二中对面的山坡上,原来卫校的旧址,胡则周先生的宿舍就在卫校医务室三楼的两间房子里,一间住着子女,一间是自己的卧室加画室,有时架起板后还是裱画室。八十年代初的排岭,会裱画的人不多,胡则周老师自己边看书边琢磨,居然学会裱画的一套工序,还会做高难度的册页。自从初一课外兴趣小组认识后,虽然不在一个学校,我还是每一周去找他,把临摹的画给他看,他总是会把每一张画认认真真地改一遍。一些并不完整的小画,在老师的修整下略显形制,自己看看,多有点成就感。慢慢知道胡老师毕业于梅城的严州师范,严师毕业后一直在淳安从事教学工作,从山村到县城,兢兢业业。偶尔从木箱里摸出祖辈抄的医书,小楷严整,看得出梓桐源老山乡,还保留没有因为水库移民折腾而流失的文化渊源。

方新成

新成立的淳安二中,又来了一位美术老师。上完开学第一节美术课,放学后我去交作业。由于我的图画簿姓名栏盖着一方自己刻的葫芦形姓名章,美术老师方新成就问这是谁刻得,我说是自己,他就简单问了一下我的情况,无谓乎父母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说一起去我家见见我父母,说着就跟我一起回家了;初二那时我家已经搬到金鸡弄,翻过无线电厂到金鸡弄有几步路,老师沿途又鼓励了我一番。

那时的方新成,刚从农村调到新成立的淳安二中,工作积极热心,并用他极富有煽动力的话语,吸引了二中大批同学走上美术爱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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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新成,摄于1986年前后的黄山

方新成老师上美术课引人入胜。当时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内地还没有兴起,不知他在《古今传奇》还是《武林》杂志上看到的连载《射雕英雄传》,每节美术课的最后一点时间就说上一段,并在关键处停下,让同学们期待下节课分解。这让班上无论喜不喜欢美术的同学,都盼望下节美术课尽快到来。至今我现在还记得方老师说江南七怪烟雨楼大战丘处机眉飞色舞的情景。

当时音体美在同一个办公室,我有空就去窜门。有一次门口经过,他把我喊进去,一拍桌子,说我们也有出头之日了,指着《大众美术报》上刊登“东方美术电视函授大学”的广告,告诉我文化课成绩不好也有读大学的机会了。那个年头广告不多,分不清楚什么是函授大学、什么是电大,方新成老师就积极行动起来;当然,我肯定是他的得力干将;他说一定力争组织到有面授机会的人数,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也有机会见识一下什么叫大学教授。具体时间我已不记得,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除了我等几个铁杆美术爱好者以外,还有职高部幼儿师范班一批女生和县工艺美术厂的几个工人听到消息,也来找关系加盟。我和姐姐王牮在父亲的支持下,都参加了这个“东方美术电视函授大学”。为此,父亲决定为了方便我们的学习,家里应该考虑买一个电视机。借假期到杭州看郑宗修老师的机会,托他帮忙买了一个西湖牌黑白电视机,回来的路上为了保护这贵重的家电,郑老师特意多买了一张座位票。当有人说你东西还要占一个座位时,郑老师会拿出票来说,这是买过票的;提意见的旅客,也无话可说了,只有悻悻然地说哪有东西多买票的。东方美术电视函授大学其实是杭州与浙江美术学院有关的几个同志搞起来的一个靠函授教学盈利的学校,请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录制的教学片,在中央电视台每周日傍晚播放,实际也为那个年代美术爱好者贫瘠的学习条件起到一定的帮助。

应该还是我初中的阶段,方新成接到通知,组织学生参加一个中国和印度少儿美术比赛,通知上还有很多什么尊重宗教信仰什么的要求,方新成老师鼓励我参加,并帮助我借来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刘永航画的新安江水库新貌的山水画做参考,他说不要参考正规出版书上的,一临摹别人就知道,学本地画家的就是多临摹一点别人也不知道。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最后画了什么,反正没有获得入选资格,但假如获取入选机会,可是轰动山城朋友圈的一件大事。

这几年不时会想起方新成老师,听说他随着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下海经商,搞过劳务输出,当过鱼味馆总经理,经营过小水电,在排岭这个小山城的老百姓眼里,肯定是挣了不少钱。我倒是特别感谢他,在我青黄不接的年龄,用他个人的魅力,保护或者鼓励了我对艺术的兴趣,度过了那个不容易坚持但容易放弃的阶段。

孙鲁旭

孙鲁旭与方新成是老乡,都是大市人。方住在银行宿舍,鲁旭住在电影院侧面的二楼,看得出他们两个人来往很多。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到方老师家,我去时看到一个老师同辈的人,在与老师聊天,伸展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修边幅,这身打扮在那个较为闭塞的县城肯定属于另类,倒合后来说的“布波族”。方新成用他热烈而夸张的话语介绍我:“这个小孩不仅画画画得很不错,也很了解美术史,什么扬州八怪是哪些人,弄得比我们还清楚!”真感谢师辈的厚爱,其实扬州八怪什么的,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清楚,但这种夸奖方式倒很满足我那青春期的虚荣心。

认识鲁旭以后,只要经过电影院,就会去串门,或聊聊天,或蹭几张好看的海报。鲁旭也很好客,只要不是橱窗换季布置,都会有时间与我这样的小屁孩说上几句。到吃饭的时间,还会留下我吃饭。当时鲁旭也才结婚没几年,家里还有婚后的喜气,夫人在东风旅馆对面的二轻局五金门市部工作,看我们来到家里时,都会很热情得离座再去厨房多添几个菜。中学的年龄就与施勐卿私下里聊起过孙夫人,说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贤惠吧!

因为是电影院的美工,鲁旭什么画都会来几下,特别是大幅海报,用大排刷几下就一个形象,写美术字也是好手,这种徒手的本事,拿到现在应该可以上达人秀。听说他以前还在城建局工会呆过,也是因为这手本事,调到电影院的。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县第一届文代会分组讨论,为美协一些章程的设定,本来大家都知道是过过场的事,他会故意认真地提出些问题,调侃一下气氛,这时老先生洪勋都会看看他,再会心一笑,仿佛在说:“这年轻人真够淘的。” 在那时我的眼里,觉得鲁旭这个人真好玩真过瘾!

由于“习相近,性相随”,一直与鲁旭聊得来。

唐新华

唐新华是教师进修学校的美术教师。淳安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刘永航,为人宽厚热情,自己热爱绘画,对美术教学也非常支持,使教师进修学校成为排岭最早有石膏像的学校,什么拉尔孔,什么大卫、荷马,摆放在专门的美术教室里,教师进修学校自然成为那个年代排岭的美术中心。

认识唐新华与方新成有关。有一天方老师告诉我,灯塔边的教师进修学校从杭州买回了一批石膏像,排岭画画的朋友,晚上都在那里画画,让我也去看看。最早在那里画画的是排岭画西画的那批人,有印刷厂设计室的商荣胜、申屠、老傅等,电影院的孙鲁旭,还有工艺美术厂的应建民等,再是比我高几年级的高考前辈如夏利新等。

教师进修学校在茅柴站和灯塔之间的山坡上,门前临湖,中心湖区龙山岛一览无余。去进修学校有两条路,一条是从自来水厂下去,到医院太平间前一条松间小道,另一条是从茅柴站与灯塔之间的胡同里。走出胡同爬上一段台阶,边上是县百货公司的批发部,再是校门,进校门是进修学校的食堂,再有一个圆洞门,写着“桃李满天下”之类的对联,上去是操场,操场边南北向有两层,南边低一层是一栋两层的教学楼,北边是一栋平房。八十年代美术教室就在两层教学楼底楼最南面的房间,九十年代又搬进了靠北平房最南面的教室,在这两栋教学楼之间,是学校上下走动的主干道。经常有教工看到一群校外的人在学校画画,曾多次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说唐新华利用学校教室教具挣钱,还好校长刘永航通达,了解情况后并没有阻止县城画画的朋友来这里聚会。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合理利用公共资源回报社会。

八十年代的排岭一直比邻县的建德滞后,美术事业也是一样。县里美协开会,总会说起邻县的建德有几人考上美术院校,有几人的作品参加市里、省里的美术展览,还请他们美协的负责人吴承斌来介绍经验。九十年代改变了这个局面,一群学画的朋友陆续考出去,这离不开唐新华和教师进修学校的支持。唐新华老师,典型的小眯眼,自己有时会开玩笑的说,我的这两只眼睛呀,就当是茅草在脸上拉了一下才有了这两只眼睛。唐新华与方新成、管樟平三人同时毕业于杭州幼儿师范学校,方在二中,管先在文化馆,后来去了《淳安报》,唐先在镇小,后来到了教师进修学校。他们三人从直接参与教育,到影响周边环境,在排岭渐成鼎足之势。唐老师总谦虚地说自己,什么都会来一下,但什么都不精。其实这也是当时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假如有一门精了,也不能够什么都会来一下。我至今还记得八十年代中后期,每个星期天晃荡到教师进修学校画画的情景,老老少少的,谁早到谁去唐新华老师家取教室的钥匙。唐会一大串连同办公室的钥匙扔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自己取热水瓶到食堂打水;他早饭后也会加入我们画画的行列,大家嘻嘻哈哈的就是愉快的一天。半夜画累后,走出教室,迎面就是千岛湖夏夜灿烂的星空,或许是青春荷尔蒙的作用,夏利新会突然引亢高歌,那种声嘶力竭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仿佛利器划过湖面宁静的夜空。

黄艺   

正真给八十年代的排岭美术带来学院气息的应该是黄艺老师。

淳安画画的与学院有关系的不多,大部分是自己骨子里喜欢,通过自己摸索走上绘画道路的,俗话说自学成才吧!老傅经常在别人看他的画时说:“我们都是野路子!哈哈!”洪勋是一位老牌国立艺专毕业生,但他的大写意阳春白雪,其学术价值,还不为大家真正理解。另一位是陈起轰,福建人,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在县文化馆工作,恪尽职守;由于性格内向,言语不主动,没有对我们后学造成太多的影响。只记得一次文化馆的美术展览,他拿着手电筒,用光束指着我两张在杭州美术培训班画的色彩写生说,色调画得不错,我说附中培训班的老师施绍辰改过,他说:“噢!难怪!”还有一位是淳安中学的美术教师蒋光照,听说是曾考上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因为家庭实在困难退学的,现在中国美术学院为校庆编辑历届入学名单上可以查到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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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后的我与詹黎平、施孟卿在西园码头合影

邻居施勐卿也喜欢画画,比我低几年级,在一中的初中部上学。有一天他跑过来告诉我,他们班上来了一个同学,爸爸是画家,不知道是从山海关还是嘉峪关调来的,我就问是不是专业的,他反问我什么叫专业?我说就是整天画画,以画画为生,工资是靠画画赚来的;他说应该是。当时我们还分不清装潢和画画的区别,但这个消息如同一道闪电击中我的内心,于是,就知道排岭有专业画家了,并期待有机会见到他。

第一次见到黄艺老师就是在那次第一届文代会的分组讨论上,他好像晚来一些,瘦高个,尖尖高耸的鼻梁,架着一副细边眼睛,北方口音标准的普通话,一出声和几个微笑,就吸引住我们几个学画的山野小子。边上带着他的小女儿,大概小学一二年级的年龄,短头发,假小子的打扮。黄艺老师笑说是他的小儿子,开始我还就真这样记住了,后来才知道是他的小女儿。黄艺老师的女儿,长得有点混血,流露出城市的气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那个“淳普话”的环境里,简直就像是英语中的牛津口音,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俗的气质,虽然比我们几个学画的少年小很多,但总被我们在无师辈情况下赞叹,夏利新曾感叹说:“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小女孩!”每每在外国电影里看到不俗的女孩,我们都一致地想到黄家闺女。

其实黄艺老师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的初中部,从小接受良好的美术训练,一直在甘肃的嘉峪关支援西部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调回内地到了淳安,创建淳安广告装潢公司,使山城排岭开始有现代意义的装潢广告。自从黄艺的到来,排岭画西画的朋友自然地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周围,也说明排岭人的质朴不排外,看到更优秀的人才自然就围拢过去,并表达同行的尊敬。他在八十年代中期组织排岭画西画的朋友如傅明元、胡田力、应建民、孙鲁旭等去桂林等地写生,使排岭画西画的老师画出一批不俗的油画、水粉写生。黄艺老师谈对绘画的见解时富有魅力,那种高调的姿态,仿佛天生就是艺术家。黄艺老师在党校后面一楼、采光并不好的住处,成为我们常去的地方。每到周末该处不时会高朋满座,应该是当时山城高规格的沙龙。

潘景友

二十年前的排岭,基本上是一个较封闭的小世界。要说在外地还有一点知名度的画画的老师,估计只有潘景友先生了。

潘景友是武义人,在塘边的县科委工作。与家父是老乡,故有机会较早接触到。家住在行岗路斜坡最西端的五楼,与洪勋先生家是一排,再过去两三栋的样子。家父大学毕业分配到淳安后的第二年就认识他,听父亲说,潘景友先生很用功,看书学习做了上万张的读书卡片。记得刚到排岭时,东风旅馆柜台的后墙上和淳安饭店一楼冷饮门市部墙上挂着洪勋先生的《迎客松》。过了几年,到八十年代中期,百货公司的橱窗、鱼味馆等一些餐饮店里挂着的是潘景友的作品。在黄艺到排岭有正式的广告装潢公司前,基本上是潘景友和他的学生李小健、郭继跃的团队在接这些对外橱窗布置的活,但其布置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装潢,仅仅是在橱窗里用自己的眼光摆放商品,背景画上自己擅长的山水,但那也让当时山城的人们耳目一新。

去潘景友家虽然没有去洪勋先生家的次数多,但半年一年也会去一次。每次都看到他在用功画画,边画边告诉我,最近又在某地办画展回来,反响空前。每到一个地方都很辛苦,那里的领导都很喜欢他的画,天天晚上有三套班子中的领导到他住的饭店求画。说完很开心,会哈哈哈舒心的笑,但都不会停止画笔。看我带画过去请教,也会掀起他的画作,停笔帮助我看看,指点不足之处,并抽出一张裁剩的宣纸,演示一遍各种山水画的皴法。看得出来,先生对山水画的技法作过系统的梳理,而且对山水画发展的基本脉络谙熟在胸。

在我认识洪勋先生和潘景友老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已不往来,彼此亦无微词。记得一次与洪勋先生散步,看到鱼味馆新楼刚开业,侧面银行对面上海人来开了一家超市,潘景友先生在柜台里的墙面挂了一些画,有简历照片,算是一个小型个展,洪先生驻足看了一番,看到潘的简历上“全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栏说,不管是市的还是县的,只要是美术家协会会员都是中国的美术家协会会员,算是我听到性格较为温和的洪勋先生,对潘景友老师较为张扬一面的不同意见。

潘景友老师大概在八十年代后期调到杭州西泠印社办公室。我美院快毕业时,在湖滨杭州书画社的门口碰见他。他风尘仆仆地告诉我,刚从深圳办画展回来,还告诉我在《新美术》上看到我画的速写,问我还画不画山水,让我有空去九莲新村的家里玩。

刘涌

刘涌是北京人,其实不属于排岭,1988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专业,分配在杭州教育学院美术系。那年分配到杭州各个大专院校的教师,按教委要求都要到各地锻炼,被安排在淳安教师进修学校从事教学一年,同时还有其他专业的大学老师,记得二中还有浙江医科大学的梁国庆等。他们的出现改变了当时排岭的美术氛围,特别学院的思考方式和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一点大学期间养成的不羁,借助自身青春荷尔蒙的发酵,彻底改变了我们固有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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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家女张瑞霞》67.5x50cm刘涌1990年

他们除了既有的教学任务作为锻炼的要求以外,学校也没有过多的工作安排。业余生活几乎是大学生活在这个山城的延续,学英语、听音乐、看书、画点小画,随着天气的变化可以游泳、钓鱼、下围棋。记得刘涌老师扛着钓鱼杆,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地在我们校园出现,不时还喊出一声声嘶力竭的“西北风”,让我简直是从里到外的崇拜和迷恋;不光是学习绘画,整天都想与他厮混在一起。记得梁国庆还善意地提醒我,不要整天的混在刘涌老师那儿,他也有自己的事情,假如请教绘画,他肯定很欢迎,但你自己也要学会安排时间,有作业了再去请教。其实在高中的年龄,听得懂梁老师的意思,内心不免有一点失落和担心,生怕刘涌老师不欢迎我们。但我们没到可以换位思考的年龄,注意了没几天就又杂堆到刘涌那间二楼的宿舍里。刘涌老师对艺术一直有独到的见解,在我们还不熟悉艺术史的前提下,他就用他那独特的方式和审美眼光来选择性地谈论他对经典的理解和看法。现在想来那时我们也仅仅听听而已,其实并不怎么理解。

刘涌刚到排岭时也没有画什么画,只记得和唐新华他们去过一次临岐,在速写本上随手勾画的钢笔速写,仅一些细线的穿插和一些细点就会把山乡田野的场景移进本子。还有在办公室聊天时,随手在小纸片上就勾画出唐新华的儿子唐翔,小孩的精神气跃然纸上。到了下半学期,刘涌开始画一些水墨,也会以去进修学校画画的学生为模特,给我示范水墨人物写生。看我喜欢画山水,还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去美术学院找他的同学朱红,我胆怯地去南山路的校园找过几次未遂,近几年还跟朱红提起这茬事。由于刘涌的出现,我慢慢的地从野路子的山水往水墨人物方向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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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涌老师离开排岭后,仍然有信必复辅导我画速写,时间大概是1990年或者是1991年吧!

广告公司的黄艺老师还请刘涌题过“西园农贸市场”和“新安路农贸市场”的字。为了这几个字,刘涌特地从学校图书馆借来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等字帖临了几天,他说是找找手感。他把毛边纸上每个写得较满意的字撕在一起,一叠交给黄艺的儿子。市场顶棚上有机玻璃做起的集字,虽然没有落款,仍然可以看出几分书写者自身的潇洒。刘涌在排岭呆了一学年走后到1991年我去杭州学画的两三年,几乎每个月我把自己的速写寄给他批改,他总是很认真的在每张速写上指出不足,提出修改意见后再寄还给我,成为我真正的函授老师。

刘涌的出现,对我和胡雪晴的成长影响最大。刘也常想念起在排岭的日子。前几天去北京,相约在人大的徐悲鸿学院见面,他还提起那时的人和事,也聊到当时校长刘永航的善意和通达以及对他们年轻不羁的宽容,说一定找机会去排岭看看刘校长。

方向

或许由于文字相对形而上,只要认识上有高度,不像绘画有地域性的局限。诗歌由于方向的出现,会同他身边文学同仁李明书、詹黎平、王国年等的努力,使八十年代的排岭形成与国内文化热同步的文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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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方向(1962-1990年)留下为数不多的照片,印在胥弋编选的诗集《挽留》的封底

我是在淳安第一届文代会上见到方向的,会议结束后的会餐在县府招待所的餐厅举行,一个县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齐聚一堂,有一桌喝白酒的叫“四特酒协会”,我也初生牛犊不怕虎地挤进去凑热闹。后来知道方向毕业于湖州师专,在校园就写诗颇有名气,大学毕业后先在县教委,文代会前后调到文联当秘书长。长发,一身仿佛长年不洗的牛仔服,经常在县城的小街晃荡。后来又在县广播站的李明书的宿舍碰到,听两位前辈谈文学,谈对时代的看法,这样算是认识了。

知道方向住在塘边炮楼的二楼,最靠塘边这头的宿舍。一次从孙鲁旭家吃完饭回家,走到塘边突然晃荡进炮楼,想看看方向在不在家。穿过堆满杂物黑乎乎的走道,敲敲门,方向在。屋内光线昏暗,床、衣柜、一张写作的办公桌,办公桌上一盏台灯,算是房间最亮的地方。方向醉醺醺地迎我进去,桌上一瓶虎跑泉、一叠武侠小说、一摞稿子、一碟花生米,已经酒气熏天,他告诉我为什么头发不剪衣服不换的理由:“这个年头心灵都洗不干净,还洗什么衣服。”并聊到一些我那个年龄似懂非懂的工作上生活上的事,还有诗歌。桌子的墙上贴着杂志上剪下来的北岛的照片,还有一张西方雕塑天使的照片;无意间天使的照片贴在北岛的上方,于是写下了《天使与战士》的诗歌。说到诗人昌柏松,感叹他的优秀,感叹他这么年轻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诗歌。还说起梦到自己在田埂上走,走了好久,在没有人迹的山谷里,看到一座小木屋,推门进去,看见一位瞎眼白色长发老者对镜梳妆,正是后来读到《挽留》这首诗的意境。那天晚上边陪他喝酒边聊天,一直到临晨三、四点钟。一早起来回家的路上,碰到晨练后买豆浆回家的父亲,问我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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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过世后,由济南诗人胥弋编选的诗集《挽留》(香港金陵书社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在高中毕业后离开排岭到杭州学画前,曾和方向、孙鲁旭在我独自的小房间聚过一次,喝了点酒,还是最便宜的虎跑泉,自己买了一些熟食,还把中学生不多的零化钱充大款地给他买了一包那时认为的好烟“红山茶”,并留给他一把自己房间的钥匙,说有朋友来可以住。

老傅

老傅叫傅明元,也是排岭画画人里面的老前辈,大概除了洪勋和傅昆两位画国画的老人,就数他年龄长了。老傅是港口人,港口这个地名已成过去时,近茶园镇,已在水下。早年毕业于杭州商业学校,我与他认识时,已经在印刷厂设计室工作。印刷厂设计室在传达室后的两层楼的二楼,两间办公室的小作坊,三五个设计人员,虽都不是科班出身,由于老傅的人格魅力,也形成不错的美术气氛。

刚从农村到县城时,就常在排岭的一些地方看到几个人在写生,偶尔会有外地来的画家,但大部分是老傅带着本地画西画的朋友。在我的记忆中,一次从新华书店回来,在工人文化宫后面的山坡上,几个人架着画板,在画近处的山坡和远处的千岛湖,中间还有一个女孩,侧坐着带着草帽,花格的衬衣,带着一副眼睛,抬头看景,低头画画,不时在水罐里洗洗笔,不时对景睨视片刻,那种异性的美丽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个刚从农村来的男孩。后来知道哪个大姐姐叫胡红鹰,在无线电厂工作,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对面斜角的房子里。有一次从影剧院回来路过,看到一间房间没有拉窗帘,里面有画具,还有一尊持琴少女的石膏像,估计就是她的房间,于是每次经过都会留意几眼。隔了很多年,我已经美院毕业后一次回千岛湖,与老傅他们聚会还聊起这段少年的记忆。

认识老傅也是那次文代会,但真正熟悉起来是我高中毕业前,跟他和唐新华、应建民去唐村的金家坳,几天的相处,唐新华还开玩笑说瘦瘦的我有点像老傅,我就开始喊他“干爹”,回来就熟悉起来。老傅业余除了画画,就是游泳,每年四月下旬开始一直游到十一月下旬或者十二月初。按他说的理由是:“这么好的湖水,不游白不游!”老傅是我看到从骨子里喜欢画画的人,也没什么理由,随时随地可以取出画具写生,他外出的小包里,随时可以取出简单的不能简单的画具。按他的说法是:“一画起画来人就很舒服!”

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傅丛文气一些,学化学,本科毕业以后在淳安化工厂工作,在县级小化工厂倒闭潮来临前,考上硕士离开淳安,硕士毕业后分配去北京工作,近两年听老傅说又取得了博士学位。小女儿笑一,从小是游泳运动员,性格外向,一直游到初中毕业,老傅觉得再游下去怕没出息,让她从省队回来读书,后来读的是杭州大学的外语系,还经常冒充业余选手去拿游泳奖杯,现在上海做外经贸工作。由于叫老傅“干爹”的关系,与他两个女儿玩得像兄弟姐妹似的,老爹喜欢游泳,两女儿都被带的像浪里白条,我问老傅:“女儿的名字怎么取得这么有感觉?”他说,取自毛主席诗词《咏梅》一句“它在丛中笑”,先取了大的“丛”,后面笑一出生了一个“笑”字觉得不好听,又加了一个“一”字”。

和老傅关系很好,打心眼喜欢这个老头,现在还常来往。由于每年要带学生下乡,方便时就骗老傅一起去。老傅身体好,退休这么多年了,画起画来比我的学生还用功。   

詹黎平   

认识方向前,就听李明书说起,无线电厂的詹黎平与方向来往最多,认识詹黎平应该在认识方向以后。离开排岭前还去他无线电厂的宿舍喝过一次酒,坐在地板上,一点小菜,当时的詹黎平还不会喝酒,想想詹黎平现在的酒量,可以知道喝酒也是可以练出来的。正是那次见面,他送给我他写的油印诗集,署名“达达”,也流露出小镇文艺青年对超现实主义的向往。

在排岭的时候应该是与李明书来往较多,与詹黎平的来往还是在离开排岭之后,每次寒暑假回排岭总会去找他闲聊,那时的詹黎平阅读量奇大,国内的文学期刊上的优秀文学作品没有一篇离开他的视野,于是我也同步阅读到张贤亮、张炜、苏童、马原、余华等成名时期的作品,现在还记得在广播站后面财税局宿舍满窗松影的书房里,听詹黎平推荐余华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时的情景。美院本科四年假期回排岭的时间,在詹黎平的推荐下,几乎成现当代文学恶补的档期,这种对当代文学阅读的喜好一直延续到现在。

詹黎平对当代文学和诗歌的阅读判断和认识水平,可以跟大学中文系的专家对话,使我感到只有认识是没有时间地点局限,让思想长出翅膀,在小镇的天空飞翔。

絮絮叨叨写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县城排岭的人物,在资讯相对闭塞的时间,交通没有现在便捷的地点,他们的言行举止,对于成长过程中的我来说,如同现在媒体絮叨的名家大腕,形成小城的文化生态,影响那个年代更稚嫩的思想,形成我心中“八十年代”排岭灿烂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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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岭的天空》王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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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书桌画案》王犁著,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2011年9月26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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