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熊云皓：反思“权力”_-艺术家-批判-自由

艺术圈从来就不会平静，2019年1月12日，由中国艺术权力榜组委会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权力榜和第二

艺术圈从来就不会平静，2019年1月12日，由中国艺术权力榜组委会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权力榜和第二届中国设计权力榜颁奖典礼在观唐美术馆举办。而这场自我标榜“探寻艺术与设计、科技、教育等各领域的关联互动，以及艺术对社会、民生、未来积极影响”的典礼却在今年遭到前所未有的抨击和批判。我以为，原因很简单，大抵在于主办方将“艺术”与“权力”这两个概念予以拼贴，并不加掩饰地予以传播。

艺术家朱叶青把艺术权力榜称为“植物僵尸”，并质疑“中国艺术权力榜”的评委们身份的合法性。艺术批评家邵其兵在文章里不无揶揄地写道：“只是，我还是想不通:‘艺术权力榜’这个词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组织方能否给这个词下一个准确的界定，好让我等无知者明了一下，艺术与权力是如何媾和的。”

说实话，如上述两位文字为例，不少艺术家和批评家在对该事件的批判文章中已经能够较为清楚地提出自己的批判观点，愚笨如在下很难再有新的建树。在我看来，关于艺术与权力的话题永远不会停止。虽然从本体价值来进行判断，前者是对后者的反动，但借用贡布里希的名言“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再借用大众俗语“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恩怨情仇”，只要有艺术圈这个江湖，尤其是当下中国艺术圈这个江湖，就必然会书写打着艺术旗号争权夺利的另一种艺术史。

即便真正以艺术为生命，专注于创作的艺术家也很难摆脱对另一种权力的欲望。栗宪庭说过，艺术家的可悲，莫过于太执著于做一个艺术家，这会使艺术家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以大师为标志的艺术史面前，而不是痛感到自己存在于这个活生生的时代中。我以为栗先生的话说得深刻，即便是自我标榜纯粹追求精神自由和主体解放的艺术家面对那厚重沉甸的艺术史时也难以超脱，难以摆脱在其中设法留下一笔的情怀与诱惑。

马克思把权力看做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阿尔都塞把权力解释为一种国家机器、一个机构；福柯则把权力分解为一套难以概括的技术手段、规训方式和身体训练等，他甚至认为被现代启蒙建构出的知识和真理也是权力的代名词，并牢固地掌控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能认知到趋利性是人的基本属性，那就能理解人类自身的狭隘与局限——面对权利，总会产生权力的争斗。

基督教文化强调在超验的上帝面前，人的性恶论和原罪思想。而康德在此基础上却提出了更深邃的思考,邓晓芒在《论康德哲学对儒家伦理的救赎》一文中对此做了清晰的归纳：如果我们把人的自由意志当做人性的普遍性予以承认，那么所有“善”与“恶”的念头也都出自于人的自由意志选择。对于康德来说，人性中的根本恶既然是根本的，就是不可能彻底克服和制止的。或许每个人固然可以通过反省和忏悔而意识到自身的这种根本恶，但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将它从内心清除掉，根本恶时时作为人的本然的罪性而存在于人身上。此外，康德认为这种罪性也并不是只具有消极的意义，而且正是人类道德之所以能够存在和进化的必要前提，因为它时刻调动起人的自由意志来和自身的这种恶的倾向做斗争。真正的道德就是通过这种对自身的不道德的倾向进行反省、忏悔和搏斗而体现出来的，而不是由人的天生的自然本性来保证的。如同我们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选择对“艺术权力榜”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不是以把对方驳臭驳倒进而取而代之为目的，而是基于逻辑理性，以延异的方式进行深度的思考，并以批判者为对象化，藉此达到自我批判和拯救的要求。

此刻我应《中国美术报》之邀，正在撰写关于“艺术权力榜”引发的思考，其实也在凭借批评的权力借助于国家级艺术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输出自己的权力。如果放任自由意志的驱使而不进行理性的自我调节和反思，或许笔者也会不自觉地陷入到今日被批判对象的处境，处处彰显、炫耀权力而忽视了生命主体的价值意义。权利与权力无处不在，或许只有时刻保持沉重的理性思考方能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意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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