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李昌菊：新的文艺体制对美术工作者的创作有何影响？_-全国-文艺-美展

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

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初，油画作为改良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引进中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几代油画家的努力，油画已成为本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中，李昌菊大致依循20世纪前期（1900—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1949—1978年）和新时期以来到世纪末（1978—2000年）三大部分，探讨中国不同时段的油画本土化现象。本篇文章为第二篇《学习苏联与自主发展》（1949—1978）的第一章节《接受体制规范》的第二节内容，阐释了新中国建立后，文艺体系的建立，以及美术工作者如何适应这一新的体制，并在党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创作。

第二节 纳入体制

新中国建立后，文艺家被纳入全新的艺术体制，并在其中获得新的身份。对于美术家而言，首要的组织机构便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同时，其他相关的美术教育机构、展览计划、出版系统等相继建立，组成了一个从创作、教学、研究到展示、宣传的全面体系，这些部门的分工、合作保证了新中国美术的有序发展。进入了该美术体制的油画家，则开始接受思想改造、创作指示、进修学习等各种安排，成为新中国的美术工作者。

在新的文艺体制中，画家的身份既然是政府安排的，就需要接受文艺部门的统一指挥和行动，积极参与到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中去。在此之前，还必须完成思想改造的环节，通过上山、下乡，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彻底改造自己的灵魂与创作立场，与工农兵思想一致，感情一致，以此达到确保“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美术家们在自觉改造中融入新体制。

图2–1–5 1950 年4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正式成立

文艺体系的建立

为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需要将全国人民组织在党的周围，将其组织化，以接受党的思想与领导。关于这一点，文艺界已提前开始。在1949年7月2日的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作报告时说：“文艺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众团体方面也好，我们都要来有计划地安排。”“不仅我们要建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像总工会的样子，下面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1］很快，在会议结束之日的7月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一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宣布成立，24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同一天，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等也宣告成立，之后各类相关的文艺协会，音乐、舞蹈、美术、戏曲、曲艺、电影等协会纷纷成立。［2］这样一来，各专门协会就高居在各专业的终端，转达政令，下达任务，协调关系，监督业界状况，成为重要的组织部门，而艺术家则主要在各协会的安排下开展创作活动。

美术方面，除了负责创作安排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关于创作的展示平台也随之建立。新中国美术的全国美展体制，起源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举办的美术展览。1949年7月2日，全国文代大会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开幕，展出木刻、素描、国画、油画、雕塑、漫画、年画、画报、窗花、剪纸、水彩和洋片等556件，展览会于16日结束。鉴于此展属全国美协和全国文委（中国文化部前身）共同筹备和举办的综合性、全国性大展，后被界定为“第一届全国美展”，从此，全国美展作为中国规格最高的国家级综合美术大展，成为体现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举办到1966年间，全国美展先后举办了四届。［3］全国美展建立起新中国最权威的展览平台，成为了美术界踊跃参与的最高级别展览，展览的主题与评价机制，直接影响着美术家的创作，包括油画。

​图2–1–6 1950 年2月《人民美术》创刊号

美术人才同样需要不断培养，在原有艺术学校的基础上，新中国调整、配制了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以及其他美术学院陆续建立，［4］使各地美术人才的培养得到了保证。专业期刊和出版社是新中国美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2月，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创办了机关刊物《人民美术》［5］，其办刊方针为：“以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美术普及工作为编辑方针；以创作研究、问题讨论、运动报导、经验交流为基本栏目；以广大美术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该刊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贯彻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初期还有其他刊物相继创刊。［6］作为美术作品与艺术思想的传播载体，新中国美术专业期刊与出版机构的创建，为新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倡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美术家获得美术资讯与创作风向的重要来源，引导、指导着画家的创作观念与方法。这一系列体系的建立，为美术乃至油画创作、展示、教学、出版提供了制度的保障，推动油画按新中国既定的文化目标发展与前行。

身份立场的转变

在政府安排下，美术家开始获得全新身份，他们进入专业机构，在体制的网络里拿国家的工资，为党和人民工作。当时美术界的组织形式，“分三大系统——美术家协会、画院与研究院、美术专业院校。全国重点美术专业院校和国家级的画院、研究院，其人员完全职业化，专业性强，从属国家文化部，各个艺术专业协会是社会群众性组织，从属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国家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均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这是一个大金字塔结构，充分体现行政权力的作用，体现‘党管文艺’的基本原则。”各个省份的组织形式依此类推，如：省委宣传部分管省文化厅和省文联，省文化厅分管艺术教育、群众美术、美术展览等；省文联分管美协分会、画院等。到了各个县、市，再如此形成第三阶梯的小金字塔管理体系。“整个体系实行上下纵横的网络化管理。从县级、省级文化部门到国家文化部，中央宣传部，从县级、省级美协分会到中国美协，中国文联，中央宣传部，都存在着政治上和业务上的管理关系。每一级宣传、文化部门对各美术专业组织都构成一个局域网，各个局域网又和中央构成一个上下统一管理的集权体系。党的各种文艺方针政策，党对美术理论和创作方面的指导性意见，党对美术人员政治素质的培养以及对队伍的清理整顿，都是通过这个操作性很强的网络进行。”［7］

分布于各艺术部门的画家虽然还是从事绘画，但实质上身份已经发生一个重大变化，在各种艺术机构的重组中，他们由个体的自由画家成为新中国的美术工作者——美术家，更恰当的说法，是“党的文艺工作者”，这一称谓无疑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标示了艺术家的人身依附性。确乎如此，他们的身份归属于既定的组织，行动要听从统一的指挥，要随时接受工作调配，并需要完成分派下来的各项创作任务。“比如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等院校的教师，五六十年代几乎全被组织起来，为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以及各地的博物馆绘制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8］这些供美术工作者容身的体制中的单位：美协、美院、美术展览馆和出版社等，有着各自的分工与合作，它们保证了美术作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借助国家政权力量，对社会进行了全国的革命性改造，而知识分子（当然包括艺术家），就是需要改造的重要对象。

作为知识分子的画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与拥护，自觉参加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并通过参与一系列社会改革实践促成思想感情上的变化，转变了思想立场。“1949年12月中旬，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发起，北京高校700名师生分赴京郊参加土改。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桦、董希文、李可染、叶浅予、滑田友、周令钊、艾中信等参加了土改工作。他们以毛主席、共产党派来的工作队员的身份，与基层干部一起，睡土炕，吃粗米，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召开控诉大会，斗地主，定成分，分田地。通过社会实践，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乡村的落后，封建土地制度的危害，了解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中农在革命中的动摇、贫苦农民觉醒后的伟大。正是通过激烈的现实阶级斗争和复杂无比的内心冲突体验，使他们获得了政治上的新认识。”［9］

以董希文为例，北京解放后，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阅读体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王朝闻的《新艺术创作论》等，他常说：“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需要改造，不改造，不会有进步，跟不上时代，就不可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在土改工作中，他深刻地体会道：“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0］吕斯百在建国时与一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被派往北京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他曾表达这样的感受：“我认为艺术应为人民服务是必然的，而我继续为人民而做教育工作的愿望也更为深切，这也是我来华大最愉快的信念。”［11］

画家们表达的通过专业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说明画家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引导和教育下，体认了自己的文艺新身份，通过思想改造，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身份到立场的确认过程，从政治、思想、学术上积极融入了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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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菊简介

　　湖北荆州人。1994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2000年获该院美术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文理学院美术史系访问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在《美术》《美术观察》《中国文艺评论》等专业刊物上独立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民族化再探索——1949至1966年中国油画的重要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人民出版社，2017年）。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艺术学青年项目1项，2篇文章分别入选第十一届(2009)、第十二届全国美展(2014)“当代美术创作论坛”。曾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奖(2008年)，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014年)，2016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评论作品，“历史与现状”首届青年艺术成果优秀论文奖（2017年）。

注释：

［1］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2页。

［2］1949年7月21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选出41人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徐悲鸿当选为主席，江丰、叶浅予为副主席。1953年9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由郭沫若致开幕词，周扬作《为创造更多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至10月6日闭幕，茅盾致闭幕词。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期间，9月25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由江丰作《四年来美术工作状况和全国美术今后任务》的报告。10月4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工作总结报告和章程决议，协会改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并选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会理事62人，推选齐白石为美协主席，江丰、叶浅予、吴作人、蔡若虹为副主席，华君武任秘书长。

［3］1955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周年在北京苏联展览馆举办第二届全国美展；1960年为庆祝10周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乾清宫东西两殿、帅府园中国美协美术展览馆、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即“第三届全国美展”）；1964年9月至1965年7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美展”分地区在国庆期间同时展出，随后分别进京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4］1949年12月，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与解放区的华北大学第三部美术科合并，1950年4月正式成立中央美术学院。这是新中国最具权威的高等美术教育学府。1950年原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8年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创建，这是中国最具权威的高等工艺美术教育学府。由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部分师生参与创建的东北鲁迅艺术学校，于1958年更名为鲁迅美术学院。1952年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和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1959年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1953年，由华南人民文艺学院、中南文艺学院和广西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合并成立的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于1958年迁校广州市，1959年更名广州美术学院。1953年，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科和实用美术科与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美术系合并成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59年更名为四川美术学院。1948年在晋绥解放区成立的西北人民艺术学校，于1949年迁西安改建为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1957年其美术系独立组建西安美术专科学校，1960年改建制为西安美术学院。至此，新中国初期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在全国形成。

［5］《人民美术》为双月刊，共出版发行6期。《人民美术》停刊后，于1954年更名《美术》出版，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机关刊物，是新中国历史最长的专业美术期刊，它是新中国现实主义美术与主流美术的主要阵地。

［6］1950年华东美术工作者协会机关刊物《漫画》创刊，1951年《连环画报》半月刊创刊，1956年《版画》双月刊创刊，1957年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美术研究》创刊，1958年《中国画》季刊创刊。专业美术出版社主要以1951年创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主干，1952年朝花出版社在北京建立，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上海建立（1955年更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4年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成立，等等。

［7］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艺术的现代化》，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240页。

［8］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9］周功华：《“油画民族化”：董希文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05年，第32页。

［10］龚产兴：《董希文》，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0页。

［11］《吕斯百自传》1949年10月2日，江苏省档案馆，转引自关红实：《在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情境中的吕斯百》，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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