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
新政改革具有多方面内容，也就只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新教育体系从上到下建构起来，盛行千年而越来越不合乎现实需要的科举制度波澜不惊地被终结；中国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重建了司法体系，行政官千百年来随意断案的习惯终于被专业的独立司法机构所取代；近代警察体系创建了，城市管理的雏形也出现了。特别重要的是，随着政治变革的进程，政府的职能权限逐渐收缩，社会越来越大，自治的民间组织逐渐主导了社会发展方向。凡此，都是1901年新政所带来的新气象。
新政带给中国许多新的东西，但到了1903年，新政的未来究竟怎样，其实又失去了方向。许多人将先前的发展看作是过去皇权专制主义的延续，以为凭借皇权专制主义才能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动员，更合理地配置国家资源。这显然不对。根据梁启超1901年的介绍，中国人那个时候就知道在世界上至少存在着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治架构。民主立宪不必说了，在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这两者之间，许多中国人其实是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以为中国的方向就是日本，就是通过政治架构的改造，为至上皇权配置两个重要助手，一个是拥有一定权限的责任政府，另一个就是能够凝聚民意的议会。
对于君主立宪的构想，清廷在初期不积极不反对，但内心深处无疑倾向于专制皇权，不太满意于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然而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一个立宪的小日本战胜一个不立宪的大俄国。这当然使朝廷惊醒，特别是这个小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战胜中国和俄国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从深层分析，其政治架构其立宪体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见贤思齐是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在家天下的时代，统治者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强大，在国际上更能受人尊重。所以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刺激后，在东三省治权从俄国人那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之后，朝野上下很受刺激，于是有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些皇亲国戚通过对东西洋立宪各国政治架构与实践的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君主立宪无碍于皇权，反而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消弭革命，有利于抵御外患。君主立宪既然有这样多的好处，又是皇亲国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到了1906年秋，清廷郑重宣布争取用九年时间走完日本二十几年走过的路，将君主专制改造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
两个致命失误
清廷启动九年预备立宪，意在消弭革命，所以当清廷委派五大臣前往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时，革命党人吴樾在前门火车站用自杀性攻击进行抗议。只是这个行动不仅没有阻止五大臣的决心，反而将先前还有点儿犹豫的清廷一脚踢进了预备立宪的不归路，因为清廷最高统治者意识到，君主立宪可能是个正确方向，否则革命党为什么阻止呢？
革命党始终不愿承认清廷立宪的诚意，在后来的几年，革命党一方面用武装起义激励追随者，另一方面就是调动舆论批评清廷立宪的虚伪、欺骗及不可信。只是在百年之后公平地看，在涉及国家体制方面的改革上，清廷是不敢拿大清江山开玩笑的，他们的立宪不是真诚与不真诚的问题，而是必须成功，必须将大清带到现代民族国家，重构国家体制，前提当然是大清国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大清国，江山不能易主，但江山必须改变，必须尽快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一境界和地位上。
基于这种视角，我们看到清廷在短短几年时间确实作了不少改革，重建了中央及地方官制，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关系，地方自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各地的发展、竞争和相互模仿，也就成为那时各地发展的常态，地方的活力与激情真的被激活了，国家的精神面貌也就不一样了。到了1908年，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将一个美好的未来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起来，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不曾有的事情，确实意味着中国有可能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中国的未来就是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过去许多批评者由于不太明白清廷内部结构，以为这是年迈的慈禧太后使的损招，大意是慈禧太后同意用君主立宪限制皇权，是因为她自己已经年迈，用九年预备进行拖延，当宪法必须实施时，她个人已经不在。这个说法其实没有道理。
实事求是地说，在光绪帝亲政后，虽然发生过垂帘听政，但皇权中心并没有偏移，清廷的政治权力始终就在她们母子两人手里，那时的光绪帝年龄不过38岁，按照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的经验，光绪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他们存心不想将这个宪法付诸实践，他们完全可以在这个时候坦然拒绝，大清国说到底是爱新觉罗家族的。
治国当然不是儿戏，走上君主立宪在朝野各界经过充分讨论，所以清廷在启动之后只能按照计划继续执行。只是计划跟不上变化，《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的是一个强势的君主立宪状态。在那个框架里，虽然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但皇权依然是政治的中心，皇权至高无上，因为年轻的光绪帝雄心勃勃，他以明治天皇为榜样，希望成为光绪大帝。
光绪帝没有想到他在颁布了这个宪法大纲后不久却突然去世，更想不到他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也随之归天。清廷由此进入一个比较弱势的权力架构，光绪帝的弟弟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监国，光绪帝的隆裕太后被尊为隆裕皇太后，享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特别是否决权，载沣年幼的长子溥仪被立为皇帝，领入宫中进行培养。
新的权力架构显然没有办法与光绪帝及慈禧皇太后的组合相比，因而先前以皇权为中心的宪法构架就显得有点问题，一个弱势的皇权如何保证国家利益，尤其是在外交连连失败，东三省危机一波接着一波的情形下，这不能不引起忧虑。被预备立宪激发起来的各省立宪党人对此忧虑重重，他们连续请愿，希望朝廷遵从民意，调整先前九年预备立宪规划，早日立宪，以一个民选的议会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去协助皇权中心，维护国家利益。
经过交流和博弈，清廷同意修订预备立宪规划，将九年预备改为五年。也就是说，到1913年的时候，中国就将进入一个立宪国家，而在这种调整作出时已经是1910年，剩下的时间确实不太充分。
清廷的宣布平息了立宪党人的情绪，也使革命陷入空前困境，孙中山等人在策动黄花岗起义后流亡国外，或潜伏国内，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出现革命高潮。国人的情绪被立宪充分调动，都在静等国家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
按照规划，进入君主立宪时代的第一项宣布是组建一个责任政府，这标志着国家进入君主立宪门槛。然后由这个政府负责国会选举，等到国会正式召集时，就标志着国家进入完全立宪状态了。这是一个稳妥的政治日程表，然而想不到的是，等到清廷宣布责任内阁名单时出了差错，一个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13个阁员竟然有9名来自皇室或皇族。更为离奇的是，新内阁成立第二天又出台一项新政策，宣布将各省民营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各省民营资本的股权由朝廷使用向四国银行团贷来款项统一赎回。这两项重要宣布无疑是两个巨型炸弹，原本充满希望的中国立马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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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改革具有多方面内容，也就只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新教育体系从上到下建构起来，盛行千年而越来越不合乎现实需要的科举制度波澜不惊地被终结；中国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重建了司法体系，行政官千百年来随意断案的习惯终于被专业的独立司法机构所取代；近代警察体系创建了，城市管理的雏形也出现了。特别重要的是，随着政治变革的进程，政府的职能权限逐渐收缩，社会越来越大，自治的民间组织逐渐主导了社会发展方向。凡此，都是1901年新政所带来的新气象。
新政带给中国许多新的东西，但到了1903年，新政的未来究竟怎样，其实又失去了方向。许多人将先前的发展看作是过去皇权专制主义的延续，以为凭借皇权专制主义才能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动员，更合理地配置国家资源。这显然不对。根据梁启超1901年的介绍，中国人那个时候就知道在世界上至少存在着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治架构。民主立宪不必说了，在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这两者之间，许多中国人其实是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以为中国的方向就是日本，就是通过政治架构的改造，为至上皇权配置两个重要助手，一个是拥有一定权限的责任政府，另一个就是能够凝聚民意的议会。
对于君主立宪的构想，清廷在初期不积极不反对，但内心深处无疑倾向于专制皇权，不太满意于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然而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一个立宪的小日本战胜一个不立宪的大俄国。这当然使朝廷惊醒，特别是这个小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战胜中国和俄国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从深层分析，其政治架构其立宪体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见贤思齐是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在家天下的时代，统治者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强大，在国际上更能受人尊重。所以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刺激后，在东三省治权从俄国人那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之后，朝野上下很受刺激，于是有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些皇亲国戚通过对东西洋立宪各国政治架构与实践的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君主立宪无碍于皇权，反而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消弭革命，有利于抵御外患。君主立宪既然有这样多的好处，又是皇亲国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到了1906年秋，清廷郑重宣布争取用九年时间走完日本二十几年走过的路，将君主专制改造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
两个致命失误
清廷启动九年预备立宪，意在消弭革命，所以当清廷委派五大臣前往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时，革命党人吴樾在前门火车站用自杀性攻击进行抗议。只是这个行动不仅没有阻止五大臣的决心，反而将先前还有点儿犹豫的清廷一脚踢进了预备立宪的不归路，因为清廷最高统治者意识到，君主立宪可能是个正确方向，否则革命党为什么阻止呢？
革命党始终不愿承认清廷立宪的诚意，在后来的几年，革命党一方面用武装起义激励追随者，另一方面就是调动舆论批评清廷立宪的虚伪、欺骗及不可信。只是在百年之后公平地看，在涉及国家体制方面的改革上，清廷是不敢拿大清江山开玩笑的，他们的立宪不是真诚与不真诚的问题，而是必须成功，必须将大清带到现代民族国家，重构国家体制，前提当然是大清国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大清国，江山不能易主，但江山必须改变，必须尽快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一境界和地位上。
基于这种视角，我们看到清廷在短短几年时间确实作了不少改革，重建了中央及地方官制，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关系，地方自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各地的发展、竞争和相互模仿，也就成为那时各地发展的常态，地方的活力与激情真的被激活了，国家的精神面貌也就不一样了。到了1908年，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将一个美好的未来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起来，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不曾有的事情，确实意味着中国有可能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中国的未来就是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过去许多批评者由于不太明白清廷内部结构，以为这是年迈的慈禧太后使的损招，大意是慈禧太后同意用君主立宪限制皇权，是因为她自己已经年迈，用九年预备进行拖延，当宪法必须实施时，她个人已经不在。这个说法其实没有道理。
实事求是地说，在光绪帝亲政后，虽然发生过垂帘听政，但皇权中心并没有偏移，清廷的政治权力始终就在她们母子两人手里，那时的光绪帝年龄不过38岁，按照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的经验，光绪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他们存心不想将这个宪法付诸实践，他们完全可以在这个时候坦然拒绝，大清国说到底是爱新觉罗家族的。
治国当然不是儿戏，走上君主立宪在朝野各界经过充分讨论，所以清廷在启动之后只能按照计划继续执行。只是计划跟不上变化，《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的是一个强势的君主立宪状态。在那个框架里，虽然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但皇权依然是政治的中心，皇权至高无上，因为年轻的光绪帝雄心勃勃，他以明治天皇为榜样，希望成为光绪大帝。
光绪帝没有想到他在颁布了这个宪法大纲后不久却突然去世，更想不到他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也随之归天。清廷由此进入一个比较弱势的权力架构，光绪帝的弟弟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监国，光绪帝的隆裕太后被尊为隆裕皇太后，享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特别是否决权，载沣年幼的长子溥仪被立为皇帝，领入宫中进行培养。
新的权力架构显然没有办法与光绪帝及慈禧皇太后的组合相比，因而先前以皇权为中心的宪法构架就显得有点问题，一个弱势的皇权如何保证国家利益，尤其是在外交连连失败，东三省危机一波接着一波的情形下，这不能不引起忧虑。被预备立宪激发起来的各省立宪党人对此忧虑重重，他们连续请愿，希望朝廷遵从民意，调整先前九年预备立宪规划，早日立宪，以一个民选的议会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去协助皇权中心，维护国家利益。
经过交流和博弈，清廷同意修订预备立宪规划，将九年预备改为五年。也就是说，到1913年的时候，中国就将进入一个立宪国家，而在这种调整作出时已经是1910年，剩下的时间确实不太充分。
清廷的宣布平息了立宪党人的情绪，也使革命陷入空前困境，孙中山等人在策动黄花岗起义后流亡国外，或潜伏国内，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出现革命高潮。国人的情绪被立宪充分调动，都在静等国家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
按照规划，进入君主立宪时代的第一项宣布是组建一个责任政府，这标志着国家进入君主立宪门槛。然后由这个政府负责国会选举，等到国会正式召集时，就标志着国家进入完全立宪状态了。这是一个稳妥的政治日程表，然而想不到的是，等到清廷宣布责任内阁名单时出了差错，一个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13个阁员竟然有9名来自皇室或皇族。更为离奇的是，新内阁成立第二天又出台一项新政策，宣布将各省民营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各省民营资本的股权由朝廷使用向四国银行团贷来款项统一赎回。这两项重要宣布无疑是两个巨型炸弹，原本充满希望的中国立马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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