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巴老与我（2）

　1991年2月初：我又两次走进巴老的家 

　　1991年2月1日上午，为了解《巴金全集·集外集》拟收文章的情况，以及老人生平、创作中的有关问题，我同思和一道去巴老家。到的时候，老人正借助练步器在走廊练习走路。这次见面，我还就回族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马宗融的有关情况，向巴老请教。趁便，我提出请巴老为我选编的《巴金谈人生》写几句话，巴老应允了，要我给他一份纲目看看。这次谈话近3小时，是时间最长的一次。 

　　2月4日我一个人又到巴老寓所，这次是专为送《巴金谈人生》纲目而来。这一天，家中只有巴老和他的九妹琼如老人，十分安静。满头银发的巴老，端坐在我对面的高背木椅上，双腿间架放着一根手杖，身着略显臃肿的栗色茄克式棉衣。老人举步维艰，但脸色红润，神态安祥。我们在由阳台改成的狭长形房间里谈话。初春天气，乍暖还寒。阳光穿过婆娑的树叶，再透过门窗的玻璃，斑斑驳驳地洒进没有取暖设备的房内。阳光虽未增加多少暖意，却平添了几分明亮。我坐在老人对面，真真实实地感到一种宁静，一种镇定，一种充实，一种信任。老人对我说：前言一定写，只是身体不好，可能短一些。我说：哪怕只写一句话也好。接着，我又补充询问了有关马宗融的一些情况。说完“正事”，我又同老人谈了些别的事情。老人主动拿出两件材料给我看。一件是浙江嘉兴县志办公室据1923年手稿打印的《嘉兴杂忆》残稿，另一件是65年前写有《春梦》片段的练习簿。为了不多占老人的时间，我进屋后一直没有取下围巾，脱去大衣。翻看那极其珍贵的稿本时，我显得笨手笨脚。身旁的巴老慈祥地看着我，不时轻声说几句话。看着老人双腿间的手杖，身上的棉衣，我突然涌出一个念头：老人那衰老的身躯也需要支持，老人那燃烧的心也需要温暖。翻看材料的我有点走神了。我离开时，巴老交给我两包书，托我带到北京，一包转王仰晨，是编译文全集用的，另一包是送给马小弥的原版外文书。他为带书增加我的负担再三表示歉意。想不到这次难忘的谈话成了我与巴老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1991年2月14日(农历除夕日)：巴老为我编选的小书写《前言》 

　　2月19日我在北京收到巴老来信。我急切地拆开老人亲笔写的信封，内中是老人一笔一画写成的两页《前言》。文末署“91年2月14日”，这一天是农历庚午年的除夕日。《前言》的全文是： 

　　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只想活到四十。”过了六十二年，我在回答家乡小学生的信中又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八十七岁的老人回顾过去，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我老老实实地走过了这一生，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有时走得快，有时走得慢，无论是在生活中，或者在写作上，我都认真地对待自己。我欺骗过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惩罚。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享受。人活着正是为了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将憔悴地死去。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 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读罢在人生途程中跋涉87个春秋的老人的自白，面对工整而苍劲厚重的手迹，蓦地，我眼前化出一幅景象：在人们忙碌地准备迎接新岁的时候，巴老静静地坐在临窗的小桌前，手中那管显得万分沉重的笔，在纸上艰难地缓缓移动，移动……我的双眼模糊了。幻象消失了，眼前是实实在在的写着400多字的两页稿纸。放下稿纸，我感奋，我崇敬，只是不知怎地，感奋中含着些许酸楚，崇敬中搀着几分感喟。我默默地对自己说：这就是巴金老人！这就是巴金的精神。 

　　《巴金谈人生》是我为青年朋友选编的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力图通过书中精选的巴老有关人生的方方面面的言论，展现他数十年来所倡导和实践的一贯思想：人应该追求真诚的、充实的、有理想的、有奉献的生活。将巴老的手稿复印交出版社以后，我在《后记》中写了一段有感而发的话：“最有资格谈人生的人应该是严肃地对待人生的人。巴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怎样说就怎样做，至少是努力这样去做。正因为这样，在80岁的时候，他才能这样说：‘我绝不写文章劝人“公字当头”，而自己“一心为私”。自己不愿做的事我也决不宣传。我的座右铭就是“绝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我们的确见过那种‘论’人生时头头是道，‘过’人生时则背道而驰的人。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与言善行恶、口是心非，其美与丑、高与低，真是泾渭分明。”我向青年读者们建议：“读巴金谈人生的书，还应了解巴金这个人。只有把书和人联系起来‘读’，才能真正认识巴金并理解他对人生所说的话语，受到更大的启迪和教益。对于其他谈人生的书和人，也应如此。” 

　　1986年-1993年：巴老多次致信王仰晨要我和陈思和协助全集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巴老开始编辑自己的全集。在全集准备、编辑、出版过程中，巴老与责编王仰晨主要通过书信商讨交流，留下了200多封谈有关全集事宜的信函。令我惭愧的是，在通信中，巴老十余次向王仰晨提到我的名字，要王仰晨找我和思和协助。在巴老的这些信中，第一次提到我是1986年1月。1981年，我发表了《巴金著译六十年目录》和考订巴老笔名的文章，又披露了巴老早期的一批新诗；1985年，出版了三卷本《巴金研究资料》。巴老显然注意到这些材料。因此，才对王仰晨多次提出让我和陈思和帮忙，出主意，提供线索，搜集集外文章。这些信件，我是在全集出版后才看到的。 

　　令我惭愧的是，在全集编辑过程中，我帮忙不多。如果说做了一点事，主要是与思和一道搜集汇总集外佚文(即第十八、十九卷)。此外，协助征集了少量书信，代王仰晨查过一些人名注释所需的材料，回想起来，真的有愧于巴老的期待。我之所以说起这件事，是企望透过这一角，看一位文学老人、文学大师对自己、对文学、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 

　　我还编写了一份《巴金著译年表》附于全集骥尾。1993年4月16日巴老致王仰晨的信中说：“《年表》我提不出具体意见，我只改了几个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我只能保证没有差错。但这是存光写的，我不能要他照我的意见写，我想在《全集》中收入《年表》是为了便利研究工作者，我只是同意借用它作为‘附录’给读者一点方便。我还想将来《全集》再版，我或者自己写一篇类似《年表》的东西。”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的原因，巴老未能如愿写出自己的年表。 

　　2003年底，一位记者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巴金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同时有人说，巴金一生的追求，是20世纪乃至现在，中华民族的追求的缩影。您认为这种说法准确么？”我愿用我当时的回答来结束本文。 

　　我说：20世纪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种种重大的社会政治变迁，经历了多次升沉起浮，在每一次重大的变迁之后，总是有的高升，有的沉沦，有的叛逆，有的妥协；有的高升后沉沦，有的沉沦后高升，有的叛逆后妥协，有的妥协后叛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坎坷，太多的沉重，太多的无奈，太多的抗争。如果说巴金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不如说他是20世纪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缩影。我用的是“正直”这个词，而不是“优秀”或“精英”。所谓“正直”，并不抽象，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时期，居于什么地位，从事何种职业，隶属何种党派团体，秉持何种思想观点，他们能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他们咀嚼的不仅仅是一己的悲欢，他们向往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安乐，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贫乏但心灵永远丰富，他们愿意脚踏实地去做一些有益社会人生的事情。作为“缩影”，巴金只是20世纪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缩影。巴金几乎亲历了20世纪中国所有的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其间或升或沉、或“红”或“黑”，或激烈反抗社会或委屈妥协，他经受过世间顺逆处境的种种揉搓磨练，尝遍了人生酸甜苦辣各种况味。因此，在巴金的百年经历中，可以最充分地看到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曲折痛苦的人生之旅，更可以看到他们思想选择和心灵搏斗艰难悲壮的历程。 

　　从青年时代起，巴金就追求祖国安定、繁荣、富强，世间平等、自由、幸福，人类善良、互助、和谐。他急切地接受外来思想，他渴望投身于实际斗争，他不顾健康夜以继日地写作，他呼号，他揭露，他控诉，他呐喊，他歌颂，都是为了追求和实现美好的理想。尽管他走过不少弯路，他有过诸多失误，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追求。他的理想，难道不正是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矢志不渝的理想吗？他追求理想的漫长过程和不懈精神，难道不正是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追求理想的过程和精神吗？在这个意义上，说巴金的追求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缩影，应该是确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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