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现代化战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次重新面向西方国家,“中化”、“西化”的问题从而也再度出现在中国知识界面前。但是,这一次“西化”vs“中化”的争论,更多地表现为“美国化”vs“中国化”的争论。“西方化”与“反西方化”,或者更具体地说,“美国化”与“反美国化”,再次成为目前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极端,而其影响所及则已经远远超出意识形态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出版,直至人们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
近几年“中国模式”之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化”与“西化”的思维逻辑。“中国模式”本来是一些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但最后却从学术话题转为政治话题。从其学术本义来说,“中国模式”只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系列别具特色的制度、政策和策略的总和。它是一个工具性的分析范畴,无所谓褒贬。“中国模式”既有成功之处,亦有惨重教训,而且尚未定型,处于形成之中。但当“中国模式”转变成政治话题之后,含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赞成者眼中,“中国模式”似乎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已经完全定型,无需改进完善;不仅可以拯救中国,甚至可以拯救世界。相反,在反对者眼中,“中国模式”则简直一无是处,它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源泉,从而对“中国模式”形成口诛笔伐之势。
四、走出传统的“中西之争”,是现时代对待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态度,也是中国新型文化的重要特征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大讨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极端的观点日益少见。虽然他们在根本立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无论是中化论者还是西化论者几乎都不再因为自己主张西式现代化或中式现代化而绝对排斥中国传统或西方文明。
从先前的两个极端逐渐走向折中,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表明他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历史趋势: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得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变得日益频繁,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渗透日益明显,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这是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同时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意识却日益增强,民族文化的特征日益被人强调,全球化不是消灭民族特征,而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完全的闭关自守和彻底地放弃民族特色都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已开始认识到这两种并存的看上去似乎矛盾的趋势,但他们对此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在争论和反驳时也常常不得要领,甚至自相矛盾。
20世纪80和90年代以后,人类开始逐步走进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时代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化正在并且必将逐渐改变“西化”、“美国化”、“中国化”等语境,为各种文明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影响提供一种新的语境。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不等于“西方化”,反之,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也不等于“东方化”,正如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并不表明中国社会的“西方化”或“美国化”一样。全球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是相辅相成的,中国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文明,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而言之,中国要真正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就必须充分发扬自己的独特优势。总之,正像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和美国化一样,全球化也绝不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国化,任何设想中国参与全球化就会被“美国化”或“西方化”的企图和担忧,最终都将证明是短视的。
(作者:俞可平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摘编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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