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出疑古”与三个命题
综观李先生8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大领域:一是古代文明研究,二是古文献研究,三是学术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领域,他都提出一个相应的口号:一曰“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二曰“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三曰“重写学术史”。这三个领域及与其相应的三大主张互相关联,彼此互动,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而其总体特色,一言以蔽之,曰“走出疑古时代”。
(一)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1981年,在《人文杂志》社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联合召集的第二次先秦史学术讨论会上,李先生作了题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发言,发言稿收入1982年出版的《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后又收入《李学勤集》,1989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先生在发言中指出:“建国迄今三十多年,考古工作的收获,不是以往所能比拟的。考古学新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已经提出很多有深远意义的课题,这必将对人们关于古代的认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现在业已成熟了。”[4](P15)
“重新估价”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时间和发展的程度,这也是80年代以来李先生一切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李先生认为学术界对此普遍流行的估计是偏晚、偏低,而新出土的考古材料说明这种偏晚、偏低的估计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明的实际。流行的观念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于商代,但是从最近的发现看,作为文明形成标志的一些要素,“在商代以前已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古代文明是否迟到商代才形成,值得重新考虑”[4](P16)。李先生认为新发现的考古材料显示,中国古代文明不仅在商代以前更早时期既已形成,而且其发展程度非常之高。
那么,“为什么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呢”?李先生认为,“这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应该从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求答案”[4](P22)。寻求的结果,李先生发现原因有两个:一“是不适当地套用了外国历史的观点”[4](P22),二“是盛行一时的经学今文学派的影响”[4](P23)。而李先生关注的重点在后者。其批评的要点是:第一,批评今文学派“门户之见”太深;第二,批评今文学派对古文经《左传》、《周礼》及其他古书的怀疑,辨伪过头,造成不少“冤假错案”;第三,批评今文学派“对古书的形成传流没有足够的了解”,导致辨伪过头。李先生认为,大批古籍遭到怀疑的结果,是使古代历史文化“归于茫昧”,其极端就是所谓“东周以上无史”论。而新出简帛佚籍,为平反这些“冤假错案”提供了条件。李先生说:“用新的眼光重行审查古籍,会使我们对古代文明研究的凭借更为丰富和广泛。我们主张批判地研究古代文献,反对一味信古,也反对一味疑古”;“我们认为现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是不够的,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4](P23-26)。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在这里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但终于没有明确提出,或许是感到在这方面“时机”尚未“成熟”吧?李先生自己曾说:“《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写于1981年,粗略地勾画了我对中国古代文明几个重要问题的见解。其他好多文章,都不妨看作该文所提观点的具体引申。”[4](《自序》)事实的确如此,除了“走出疑古时代”,“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两个命题显然也都已蕴涵其中,只不过尚待进一步明确和补充而已。
(二)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
1986年,李先生发表《对古书的反思》[脚注: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论”(1986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提出“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这个重要命题,其含义即是《重新估价》中所说的“用新的眼光重新审查古籍”。
李先生一直认为,是疑古思潮对古书的怀疑“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2](P39)。他不无感慨地说:“大家都记得,这一思潮怎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中国古代的形象,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可说是对古书的第一次反思”[4](P41);第一次“对古书的反思,仍然是就书论书,一般只能是揭示古书内容可能存在的种种矛盾。考古学的成果则在书籍之外提出客观依据,特别是近年,从地下发掘出大量战国秦汉的简帛书籍,使人们亲眼见到未经后世改动过的古书原貌,是前人所未曾见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将能进一步了解古籍信息本身,知道如何去看待和解释它们。这可说是对古书的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古代文化的再认识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能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4](P41-42)。李先生认为,清代以来疑古辨伪的“一些局限性延续到现在还有影响。今天要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从这些局限中超脱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在文化史研究上也有方法论的意义”[4](P46)。“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和“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其实是一事之两面:一方面是“疑古”的“辨伪过头,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另一方面自然就是对“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4](P23)。两方面合二为一,就是从观点到方法否定“疑古”、“走出疑古”[脚注:“二次反思”由个别翻案到全盘否定“疑古”的倾向非常明显,如李先生所言:“古书辨伪于古有之,宋代尤为兴盛。到了晚清,结合于疑古思潮,我称之为对古书的第一次大反思,在文化史、学术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现在经过层出不穷的简帛书籍(以及其他古代文献原本)的发现,大家由个别古书真伪的重新考订,逐渐走向对辨伪方法本身的再认识,这可以说是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今后的学术的发展有深入的影响和促进。”(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13-14页)而一些支持李先生的学者指向更加明确,如郑光先生说:“考古实践愈是发展,愈是证明许多古文献不仅其本身,而且它所载的许多历史材料都是真实的,或可靠程度相当高,这正是疑古派怀疑、否定古史、古书之否定。”(见《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冤假错案”和“平反”两个概念的使用和流行,凸显出“第二次反思”的“翻案”色彩。
“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在李先生整个“走出疑古”的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既可使“走出疑古”最大限度地获得学术界的支持,又可将古文献学界,特别是简帛学界的研究成功导向瓦解“疑古”、“走出疑古”这一目标。
众所周知,“疑古”的辨古史以辨古书为基础,在不少学者看来,只要推翻了“古书辨”,其“古史辨”也必随之倒塌,五千年历史文化自然会重新获得“丰富和广泛”的“凭借”[4](P25)。有了这些凭借,所谓“重新估价”就可以在连考古学暂时也无法确定或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定的问题上大有作为了。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正如李先生所说:“疑古的一个主要内涵,是对古书的怀疑,而简帛书籍的发现,确实给了大家很好的机会,对疑古思潮所达到的结果进行衡量。”[5](P294) 可见,作为“客观依据”,出土简帛对“二次反思”是多么的重要。对“考古获得的东西”,李先生有个很著名的观点,即这些东西使我们“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2](P6)。他的本意可能是想强调“走出疑古”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有着客观、可靠的考古学基础,以此来反衬“疑古”“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及“客观的标准不足”等“根本缺点”。但是,如此一来,他就必须承认“古书是历代被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2](P6),这就等于“明白无误”地承认“对古代遗传下来的书,必须有辨伪的问题了”。既然如此,那么,“怎么又说‘和疑古思潮相反’呢?”[6]李先生的这一矛盾对“走出疑古”不仅有潜在的威胁,而且有滑向“考古”的危险,而这当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二次反思”最重要的成果是“对古书形成过程的认识”[7](P12),李先生“研究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相对比”,概括出“在古书的产生和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曰“佚失无存”;二曰“名亡实存”;三曰“为今本一部”,四曰“后人增广”;五曰“后人修改”;六曰“经过重编”;七曰“合编成卷”;八曰“篇章单行”;九曰“异本并存”;十曰“改换文字”。李先生“希望读者由此能认识到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如果以静止的眼光看古书,不免有很大的误会”;“对古书形成和传流过程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大多数我国古代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4](P42-46)。可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认识。但熟悉《古史辨》的人应该记得,古书在形成和传流过程中其载体及所载信息发生的种种变化正是“层累说”成立的前提,也是“疑古派”对古书古史的真实程度发生怀疑的根据,所谓“东周以上无(信)史”论,即是在疑点丛生的情况下对古书古史的一种存疑态度。在当时没有其它更可靠材料的情况下,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态度。李先生既然发现了古书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流变现象,甚至还以实例证明有些经过后人“修改”的古书“不只是文字内容加多,而是在观点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4](P43),那就应该承认,起码在穷其“流变”这一点上,他与“疑古”的“层累说”之间并非隔若鸿沟。然而,李先生不仅没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与“疑古”进行有益的沟通,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借助这个“新认识”去“走出疑古”。结果就发生了如下奇观:面对共同认可的古书流变现象,“疑古”的顾颉刚“存疑”之后继之以“订疑”,方法是“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时代。然后通过这种分析而确定每一层文献的历史涵义”[8](P516)。所谓“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并非不求真,而是所谓“真”只有在穷究史料的“流变”过程后才能逐层确定,否则,就会发生时代错位,导致错误的结论。与此相反,“走出疑古”正是抓住古书的形成和传流过程这一点来祛除对古书的怀疑,平反古书冤狱:“辨伪有时会过了头,每每是由于对古书的形成传流没有足够的理解。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我国的书都是用简帛抄写甚至依靠口传的,经过若干世代的流传,编次的变化,文句的更改,后世词语的羼入,都是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由于发现了这一类现象,就斥为伪书。”[4](P24)对古书形成和传流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甚至是观点上“根本性的变化”,李先生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处理方法,反而提出一个所谓“方法论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方法论问题。我们不能企望古籍记述的所有事迹一一取得地下的证据。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文物,终究只能反映古代的一小部分。对于一种文献来说,如果其中某些关键的因素得到证明,或者许多要点反复经过印证,就应该相信这种文献整体大概是可信的。”[4](P4)看来,李先生对“考古学的局限性”也是有认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觉得考古所不能全部证明的文献,应该由那些被“一小部分”文物证明了的“关键要素”和“要点”来确定其“整体大概是可信的”。但所谓“关键要素”和“要点”的标准是什么呢?如何确定文献中哪些是“关键要素”和“要点”,哪些不是?古文字的特点李先生比谁都了解,有时一字之差,甚至句读不同,对某句、某段、某篇,甚至某部书而言,都是至关重要之点,更不必说整句、整段、整篇的“变化”、“更改”和“孱入”[脚注:整部伪书在特定时代以特定方式“孱入”到传流着的古书群体中来,这种现象也不罕见,只是“走出疑古”派一直竭力回避此点,在他们心目中,“年代考”和“真伪考”的不容,根本原因在此。只有回避甚至取消整部“伪作”现象,才能使许多伪书借着“对古书形成和传流过程的新认识”还魂,如伪古文《尚书》即是]。所有这些,岂能因为含糊难言的“关键要素”和“要点”的证明,就“相信”其“整体大概是可信的”?可见,李先生一直强调的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处”,“用新的眼光”对古书进行更“深入”、“更严密、更实事求是的考订审查”,其结果实在不能不令人“危惧”。
但是,随着大批简帛佚籍的频频出土及继之而来的对“古史辨”的巨大“震撼”和“冲击”,不仅李先生“二次反思”的主张越来越坚定,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也纷纷加盟其中,“走出疑古”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走出疑古时代”所以从80年代初酝酿,到90年代初提出,而在上世纪末如烽火燎原,势不可挡,除了前述思想文化上的背景之外,其学术上的主要凭借就是简帛佚籍的出土问世。但是,出土简帛的意义究竟何在?具体地说,出土简帛究竟从哪些方面对“第一次反思”造成了“冲击”?“冲击”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古典学”应走向哪里?这些问题恐怕都还有待于冷静细致的研究之后才能判断。在此之前,无论“冲击”看起来有多大,都不过是基于一系列个案引发的初步观感,很难说就是出土简帛真正意义的体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疑古”主体理论的“层累说”有着远比古书真伪和年代考定更为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由古书到古史,其间也还隔着许多环节,古书真伪结论的改变及古书年代的重新考定,对古史“层累演进”的序列肯定会有重要修正,但未必能够全盘推翻。从这个意义上说,“疑古”能否或应否“走出”,实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事实上,“二次反思”和“走出疑古”进行到现在,期间出现的一些全盘否定“疑古”和走回“信古”、“复古”的倾向,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警惕,并曾作出严肃批评。[脚注:如裘锡圭先生在《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曾严肃指出:在古书真伪问题上,“目前国内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学者对古书辨伪的已有成果不够重视”。他说:“疑古派以及其他做过古书辨伪工作的古今学者,确实‘对古书搞了不少冤假错案’。不过他们也确实在古书辨伪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有不少正确的、有价值的见解。真正的冤案当然要平反,然而决不能借平反之风,把判对的案子也一概否定。对古书辨伪的已有成果,我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决不能置之不理或轻易加以否定。可是现在有一些学者所采取的,却正是后一种态度。虽然他们多数只是对古书辨伪的一部分成果采取这种态度,在学术上的危害性也还是相当大的。”(见氏著《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他举《列子》和伪古文《尚书》为例,批评某些学者不加考辨即滥信滥引此类伪书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对个别学者运用简帛印证古书时置重要的反证于不顾,只强调于己有利的证据的做法也提出批评。他强调说:“我们走出疑古时代,是为了在学术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千万不能走回到轻率信古的老路上去。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包括古书辨伪在内的古典学各方面的已有成果,从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继续前进。只有这样做,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才能正常地顺利地进行下去。”(同上,第14页)在《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裘先生一方面纠正了顾颉刚对一些古书和古史传说发生时代定位过晚的错误,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顾氏认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帝王世系并非实录,而是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在各族不断融合、各国不断并合的形势下逐渐形成的”见解(同上,第27页),“应该是相当接近事实的”。新出竹书《容成氏》,“讲尧之前历史的部分,竹简残损较严重,但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五帝德》所说的那种五帝系统。这也是对顾说有利的”(同上,第30页)。由此可见,裘先生虽然赞成“走出疑古”,但作为一位笃实严谨的学者,他的旨趣和“走出疑古”的主流明显不同。又,郑良树先生“综观目前学术界的流向和趋势”后,也“认为这个’复古’的趋向是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领域领域内’回头走’的方式及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并且强调说:“我们走出’疑古’的限囿时,更应该讲证据、讲方法、讲理论,在检验及反思古史辨学派诸多说法时,才不会盲目地、情感地回头走。如果我们只凭情感,不讲证据、方法及理论,就彻底回头走,试问与当年古史辨彻底往前冲又有什么不同呢?”(见氏著《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作者:杨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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