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观众也不用换台了。黄一鹤说:“大概是1986年以后,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有了指示,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制播同类的晚会节目。”其中原委与两届成功一届惨败的经验有深刻的关联,前两届春晚的巨大影响力大概远远超出了一台晚会所预期承担的责任,影响力越大,有效掌控的力量随之增长,而1985年的失败所招致的民愤更加深了对失控的担忧。
从此,央视春晚形成制度性垄断,优势变质为强势。
本来各地春晚如同文化“庙会”一样,央视春晚是“庙会”之一,而且是最好的,人气最旺。20年后,除夕之夜,当我们拿着遥控器轮番转台,则好像遇到了如来佛手掌,总是看到不同的电视台转播着同一台晚会时,“庙会”就成了殿堂。
而“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除夕之夜,一般人是不想去殿堂的。
在垄断的强势中,安全、稳妥必定会压倒创新、娱乐,唯一的选择是不出错,经不起包含任何控制之外的轻松快意、即兴真情。规划、设计越来越精心,节目选择和策划越来越神秘,审查也变得越来越细致。而1987年春晚的总导演邓在军曾说,那时节目基本由导演定,她定了的节目很少被毙,不会像现在这样反复修改。黄一鹤说:“1983年,刘晓庆在晚会现场表达对父母的想念之情完全不是出自台本,她只是事先有这个申请,导演组批准了。那一年现场直播临时发挥的内容大约占40%左右。多数歌曲都不是为春晚定制的,语言类也不是按晚会的主题定制的,就是要有意思的节目而已。”
为什么越精心反而越少共鸣?“全家围炉守岁、只看春晚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不是春晚的悲哀,而是一个国家文化多元发展的必然。”今年春晚导演郎昆为春晚处境的如此维护不无道理。在前10年的春晚时,娱乐业还没有真正形成,娱乐活动相对匮乏。但有一点不能无视的是,早期的春晚与时代气息的一致,与民情的相通,与春节生活的合拍。即使在娱乐多元的当代,新的社会理想也能带来新的创造精神。
到了2004年,北京、西安等地有些媒体曾传出“春晚央视不再包办”的消息说,2005年将会采取新的市场运作方式,节目从创作到排练完全由公司单独运作,央视只负责最后的审查。但这个消息立即就被央视否认,央视有关负责人很不屑地批评这个消息的编造者“根本不明白央视春晚的性质”。央视春晚的性质是什么?“央视春晚要表达央视的主流文化意志,而不是全国好看的节目的大杂烩。”
近于官则高调,春晚为观众增添喜庆气氛的原始义务替代为代表观众表演快乐的权力,由权力表演出的快乐必定高调而空洞如《今儿真高兴》这样的歌。这首歌1995年登上春节晚会的舞台,也许可以算做春晚的一个坎儿,从此以后,为春晚定制的类似歌舞越来越多。而同时期娱乐业的兴起更衬托出春晚的乏力和虚妄,只能越来越依赖声、光、电多媒体技术,或扩大规模,从600平方米的演播厅开始的春晚,经过1000平方米,扩大到在近3000平方米的大厅里上演千军万马的祥和仪式。不需论证,纯娱乐如《吃鸡》、《吃面条》之类的节目没有了,讽刺如《开会迷》、《电梯奇遇》、《着急》之类的相声更不符合祥和仪式的严格规范。
在这样的仪式中,晚会与观众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被不讲道理地颠倒了,背离了春节祈福求祥的生活传统,在视觉上的铺张狂暴也背离了时代的进步思潮。它企图在道德和情感上领导人民的节目挑选方式则背离了国家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导向。(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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