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又是一只周老虎？ 良渚古城被指非良渚文化遗存（6）

为什么至今还残高达4米的“良渚古城”在嘉靖时根本不存在？
明代杭州地方史学家田艺蘅有《□□诸山记》(载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前两字辨认不清，疑为“城北”)记载今良渚遗址管理区内地形古迹甚详，为了不至于让人说我断章取义，笔者将有关章节照录如下：
“稍东游东莲寺，复泛湖□，径蒿山上，有小庵，其北石丘培为畔。□□乌山逶迤。而北为禅智寺，乃唐冯孝女宅。冯幼孤，养母不复嫁。母病思肉，女剐股以进之。母死，庐墓茹蔬，舍宅为寺。长庆中诏赉粟帛，赐额‘报恩’，仍名其地曰‘孝女乡’。宋治平间改曰‘禅智’。《通志》又载，后唐孝女名丑娘，年十二，母病剖腹取肝，和粥以进。母愈而丑娘死，其墓在南。故分为孝女南、北两乡，杭旧志失载。寺东为‘古城头’，上(罗案：当为‘土’字)山曼延，宛类营垒，疑古人屯兵处。盖此路实当独松关要路，乱离时之所必备也。再此过全山，至无诤寺，又北为东岳庙。度安溪桥，溪流上接笤溪，至此百里，则势缓而渊深，无复崩溃之虑矣！下通嘉湖税课司在焉。是夜还宿西长明别业，越日由东长明取道游荀山，有荀山寺。古塔为兵祸所毁，询之老僧云是荀子读书处，碑石粉碎，莫可踪迹，其地称灵芝乡清息里荀侯崇善社。稍东为良渚，亦一大镇也，洪水之余，尚成泽国。”
这里的“古城头”，即今“塘山遗址”(即刘斌先生最近所提出为“良渚古城”紫禁城的外郭，但笔者认为仅是唐代钱塘县的一条路基)，其形状绵延的一字形正合“土山曼延”。田艺蘅认为古人为保卫杭州扼此阻击安吉独松关方向的来敌。康熙《钱塘县志》卷二载：“全山，郡志在县治北七十里，高六丈，周二里，北环苕水，有‘古城头’。”该志首先说明这个“全山”的记载是根据前朝的“郡志”即《万历杭州府志》来的，其二，“北环苕水”说全山在笤溪之北作环抱状。笔者以为此“全山”即今吴家埠北之“前头山”，背靠瓶窑镇，今天通往独松关之104国道正穿越此山而过，而在宋明时正是安徽通往杭州的大路。德礻右元年(1275)，元军自建康出兵经广德，破独松关，就是经瓶窑直取临安的。独松关宋军曾血战，文天祥来救已经失守。“全”音讹为“前”，“前山”后又增加一字为“前头山”。那么这个“古城头”肯定也在苕溪之北，就不可能是溪南呈“方国”状的“良渚古城”(如果是指“良渚古城”那么田氏一定会指出它的“方国“形状)。田毅蘅对“古城头”的功能判断虽然错误，但他在明代能判断此为一古代工程仍为“好眼力”。
田毅蘅对不过1公里外的平地上，400多年前还应该残高至少8米的巍然290万平方米的巨城“良渚古城”毫无记载，会不会是田氏只在溪北，未到溪南？非也！田氏所径之“蒿山”、“乌山”从《万历杭州府志》所附“钱塘县图”可见都在笤溪南岸，距“良渚古城”位置不过1公里多，他岂能视而不见？田氏曾提到他们曾在东苕溪乘舟，两岸地形皆见，文末提到的“余修《通志》”即嘉靖《浙江通志》，笔者认为田毅蘅可能正是因为参加了此志的撰写才附带写了这篇《□□诸山记》的，因为这次与他一起进行考察古迹的蒋子久，即与田艺蘅共同参加嘉靖《浙江通志》当“校录”的杭州府学生员，馀杭人蒋灼。《□□诸山记》是以考察古迹为目的的，并非一般游记。他对杭州城北诸山中消失的寺庙都一一踏勘，记曰：“凡前所过庵、寺皆日(罗案：当为‘早’)就崩圮，曾无足观者。”所以决不可能疏忽“良渚古城”。田艺蘅是《西湖游览志》作者田汝成之子，出身史学世家，曾任徽州训导，不久即归。其家就住在今余杭仓前镇，至今寡山石壁和山洞中还留有摩崖石刻大字“品”、“香宇”、“妙品香宇”(我曾亲睹)，皆其字、号和斋名，可证其确实居此。《□□诸山记》说调查的当晚就住在“西长明别业”(罗案：在今长命村西有别墅)，他说自己在“良渚五郎山”还有别业。五郎山北距“良渚古城”不过2公里，这位杭州史学家在此别墅中，真是推窗日日可观“良渚古城”，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他看不见？田艺蘅虽然一生没有什么大的功名，但观其《田子艺集》、《留青日札》诸集，却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考察古物也极有见地。读其自撰的《品子小传》，知其在嘉靖抗倭战争中曾被官府授命统领钱塘、临安、馀杭“三邑兵四千，出入行阵者五年”，有很强的军事知识，对杭州城北地形肯定极为熟悉。写《□□诸山记》时至少已经四十岁，并非乳臭未干。田艺蘅未见什么“良渚古城”，这就说明至少这座“良渚古城”出现肯定是在明嘉靖以后的事。此乃昭昭铁证。
《□□诸山记》说，考察的次日他“登大雄寺”，看着大雄山与大遮山之间的东苕溪冲击平原(即今“良渚古城”所在位置)，作如此记载：“自西徂东，周回皆山，而小溪回绕，山中之阡陌纵广，村舍稠密，其外如垣堞濠堑，故曰城湟山。”这些“阡陌”与“村舍”为什么“其外如垣堞濠堑，故曰城湟山”？原来明代的“圩子”就是“如垣堞濠堑”一般的，以至于被称作“城湟山”。今天良渚镇还保留了这么一个地名，但已经被讹为“城皇山”了。这个“城皇山”村从来没有城皇庙，而这一带的城皇庙从清代地图记载一直在安溪(据说最近安溪已经恢复此庙)。康熙《钱塘县志》卷三记载仅孝女南乡就有30余个圩子，而其第五图(“良渚古城”所在位置)就有“山前后圩、头圩，洋上圩、洋山后圩”共4个圩子。“圩子”自晋就有，又称“围田”“湖田”是江南为对抗洪涝灾害和平时灌溉修建的农田集体化的水利工程。北宋庆历三年(1043)九月，参知政事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六“厚农桑”曰：“江南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有修固则无摧坏。”不读小范不知吾杭圩如大城乃常事也！南宋《咸淳临安志》“良渚”本作“梁渚”。“梁”乃河梁圩坝，都是水坝，其实今天进入了“良渚”就应该想到进入了水坝区了！苕溪沿岸多小圩，不过有田数百亩，夹有村舍。安徽芜湖的万春圩，周40公里，内有田127000亩。有清一代钱塘县仍然保持了“圩田制度”，计有五百余圩。这些圩子许多保持到民国以后。关于这些圩坝的高度，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记载了(除某些地方因河水太深，圩坝可高至一丈外)“昆山、常熟、吴江三县，堤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以今之“良渚古城西城墙”从铺底石到残高正好1米多，还原后的高度与宋代昆山诸处正好相合。但笔者观其黄泥与青膏泥掺和夯筑，而且筛选纯净，连草根也无一根的精细做法，只能判为清代建造。而“东城墙”的作法则粗陋的多，夯筑层里面有许多杂物，包括良渚陶片，明显早于清代。当然这是需要另一篇论文来回答的问题。但是认为在同一位置上，300年前(康熙)有明确记载的4个圩子都不能保存，倒是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能够保存下来，岂不荒唐？难道明人筑圩时也先学习过了务必要保护“良渚文化”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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