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叙事如何超越
这几年关于底层叙事炒得很热，占据了文学报刊许多的篇幅，也成为新闻媒体的一个热点。在相当数量的评论家眼里，底层叙事似乎也成了衡量作家道德的一个标尺。写了底层，就值得歌颂；对底层“熟视无睹”，似乎有辱作家这个称号。于是，我们可爱的作家们开始了一窝蜂地“底层叙事”。
大学生读书调查，很多人早就不读文学作品了，最多就是读读畅销书而已。至于那些知名作家，读者圈也是越来越小，很多文学杂志发行量一年不如一年。于是，很多评论家开始求助于底层叙事。他们认为，文学的衰落是因为不写底层，甚至有些评论家将此提升到道德主义高度。可是，我一直怀疑，在作家人格普遍萎靡、精神基本缺钙的当下，他们写底层能写出什么？我们研究“文革文学”，其问题并不在不写底层，他们写的基本都是底层，可现在清点一下，有多少优秀之作呢？
事实上，只有理解了“底层”、熟悉了“底层”，并以自己过人的眼力思考了“底层”，然后才能写好“底层”。这里更需要的是作家的“眼光”、“境界”与“思想”。鲁迅那一代人大都经历了底层生活，也有许多作家写了底层生活，但只有鲁迅、沈从文、老舍等少数人的作品成了经典。这里就有一个作家“精神主体”的问题，没有一个强大的丰富的“主体”，你的“底层生活”再丰富，也写不出非常优秀的作品。
贾平凹无疑具备底层社会经验，可那是1980年代前的“经验”。阅读《秦腔》已经感到了他对底层生活的陌生，对今日农民的隔膜，难怪文本呈现得那样别扭。但可悲的是他不愿承认这一点。鲁迅先生在《故乡》里借“我”的口吻，表达了面对儿时伙伴闰土时，那种深深的“隔膜”，他写道：“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这就是鲁迅的伟大之处。我们的许多作家一离开乡土，不但俨然有城里人的自豪，而且有了官本位的意识作怪，早年那点可怜的乡土经验也就变质了，写作只是为了更加“城里人”而已。像鲁迅先生那样希望闰土及其下一代“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作家，可是凤毛麟角了。所以，与其呼唤底层写作，还不如唤醒作家的底层关怀。一个作家更需要的是底层关怀，这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素养。
学者说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了，我们的文化任务是解构，于是他们开始轻蔑鲁迅，侮辱“五四”。学者是时髦了，可我们的民族真的就不需要启蒙了，真的就不需要继承传统文化了，真的不需要现代化了？我们不仅需要底层生活，我们更需要对底层生活的高屋建瓴的观照，而不是轻侮的扭曲，浮皮潦草的描写，或廉价的歌颂。贾平凹新作《高兴》看了真让人无法高兴起来。不知为什么，这几年作家普遍对城市拾垃圾的农民工感兴趣起来，最著名的有余华《兄弟》，拾垃圾竟成了亿万富翁，蹲在镀金的马桶上，想象着坐宇宙飞船去太空了。《高兴》也是进城农民拾垃圾，想象力如此苍白，也是他们久处城里，养尊处优的结果。真正的农民工，农民工的真正生活，他们哪里知道？唯一让我们安慰的是他们都属于“底层叙事”，可这样的“底层”又有多少价值？
当然，贾平凹们毕竟是农家子弟，小说中对农民的那份感情还是难能可贵。可是以他们今日的身份、地位及微妙的文化心理，他对城市拾垃圾者这个阶层缺乏起码的同情与了解，更不要说同呼吸，共命运了。因此，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是背尸回乡、卖血、卖肾、卖身、公安腐败、义救美人、仇视城市等烂俗的情节，而关于呈现这个阶层特质的细节却是最缺乏的。我们看作家后记，看到他为了写这个阶层，专门去垃圾村实地考察。一方面为作家的“敬业”佩服，一方面也感到一种悲哀。就这样去跑上几趟，也敢写这几十万字的小说。
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他们并没有宣言什么“底层叙事”，可他们那里有真正的“底层”，有真正“底层”里的悲欢离合，迷茫与希望。我们从阿Q、孔乙己、华老栓、翠翠、祥子等人物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苦难、灾难、无尽的眼泪，也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他们是真正的底层叙事，他们是真正懂得中国的底层，他们本来就是底层中的一员。我们现在的作家素养远不如他们，可那种优越感却是空前的。他们把自己放大成为一个“底层”，甚至成为一个“民族”，真正的“底层”和“民族”却被他们放逐了。
在文学创作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创作”。托尔斯泰是贵族，他的创作题材也多写贵族生活，可你能说那里面就没有底层吗？玛丝洛娃等人物代表的不就是底层？《红楼梦》写的是四大家族，可那里面就没有底层吗？刘姥姥不用说了，那么多的大观园丫鬟不是底层吗？毋庸讳言，他们写的主要是贵族生活，可我们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博大的情感，虽经风雨磨洗，仍不失其灿烂光辉。
底层写作并不因为“底层”而具有天然的道德光辉，写作也不因为没有“底层”而缺少什么，关键是“写作”，是写作者的精神、魂魄。没有思想、精神、境界的写作，不管你写的是什么，照样是一地碎片，照出的是作家凌乱的萎靡的人格。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作家本身，是他们的底层关怀、人文情怀，而不仅仅是“底层写作”之“底层”。（杨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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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读书调查，很多人早就不读文学作品了，最多就是读读畅销书而已。至于那些知名作家，读者圈也是越来越小，很多文学杂志发行量一年不如一年。于是，很多评论家开始求助于底层叙事。他们认为，文学的衰落是因为不写底层，甚至有些评论家将此提升到道德主义高度。可是，我一直怀疑，在作家人格普遍萎靡、精神基本缺钙的当下，他们写底层能写出什么？我们研究“文革文学”，其问题并不在不写底层，他们写的基本都是底层，可现在清点一下，有多少优秀之作呢？
事实上，只有理解了“底层”、熟悉了“底层”，并以自己过人的眼力思考了“底层”，然后才能写好“底层”。这里更需要的是作家的“眼光”、“境界”与“思想”。鲁迅那一代人大都经历了底层生活，也有许多作家写了底层生活，但只有鲁迅、沈从文、老舍等少数人的作品成了经典。这里就有一个作家“精神主体”的问题，没有一个强大的丰富的“主体”，你的“底层生活”再丰富，也写不出非常优秀的作品。
贾平凹无疑具备底层社会经验，可那是1980年代前的“经验”。阅读《秦腔》已经感到了他对底层生活的陌生，对今日农民的隔膜，难怪文本呈现得那样别扭。但可悲的是他不愿承认这一点。鲁迅先生在《故乡》里借“我”的口吻，表达了面对儿时伙伴闰土时，那种深深的“隔膜”，他写道：“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这就是鲁迅的伟大之处。我们的许多作家一离开乡土，不但俨然有城里人的自豪，而且有了官本位的意识作怪，早年那点可怜的乡土经验也就变质了，写作只是为了更加“城里人”而已。像鲁迅先生那样希望闰土及其下一代“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作家，可是凤毛麟角了。所以，与其呼唤底层写作，还不如唤醒作家的底层关怀。一个作家更需要的是底层关怀，这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素养。
学者说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了，我们的文化任务是解构，于是他们开始轻蔑鲁迅，侮辱“五四”。学者是时髦了，可我们的民族真的就不需要启蒙了，真的就不需要继承传统文化了，真的不需要现代化了？我们不仅需要底层生活，我们更需要对底层生活的高屋建瓴的观照，而不是轻侮的扭曲，浮皮潦草的描写，或廉价的歌颂。贾平凹新作《高兴》看了真让人无法高兴起来。不知为什么，这几年作家普遍对城市拾垃圾的农民工感兴趣起来，最著名的有余华《兄弟》，拾垃圾竟成了亿万富翁，蹲在镀金的马桶上，想象着坐宇宙飞船去太空了。《高兴》也是进城农民拾垃圾，想象力如此苍白，也是他们久处城里，养尊处优的结果。真正的农民工，农民工的真正生活，他们哪里知道？唯一让我们安慰的是他们都属于“底层叙事”，可这样的“底层”又有多少价值？
当然，贾平凹们毕竟是农家子弟，小说中对农民的那份感情还是难能可贵。可是以他们今日的身份、地位及微妙的文化心理，他对城市拾垃圾者这个阶层缺乏起码的同情与了解，更不要说同呼吸，共命运了。因此，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是背尸回乡、卖血、卖肾、卖身、公安腐败、义救美人、仇视城市等烂俗的情节，而关于呈现这个阶层特质的细节却是最缺乏的。我们看作家后记，看到他为了写这个阶层，专门去垃圾村实地考察。一方面为作家的“敬业”佩服，一方面也感到一种悲哀。就这样去跑上几趟，也敢写这几十万字的小说。
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他们并没有宣言什么“底层叙事”，可他们那里有真正的“底层”，有真正“底层”里的悲欢离合，迷茫与希望。我们从阿Q、孔乙己、华老栓、翠翠、祥子等人物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苦难、灾难、无尽的眼泪，也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他们是真正的底层叙事，他们是真正懂得中国的底层，他们本来就是底层中的一员。我们现在的作家素养远不如他们，可那种优越感却是空前的。他们把自己放大成为一个“底层”，甚至成为一个“民族”，真正的“底层”和“民族”却被他们放逐了。
在文学创作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创作”。托尔斯泰是贵族，他的创作题材也多写贵族生活，可你能说那里面就没有底层吗？玛丝洛娃等人物代表的不就是底层？《红楼梦》写的是四大家族，可那里面就没有底层吗？刘姥姥不用说了，那么多的大观园丫鬟不是底层吗？毋庸讳言，他们写的主要是贵族生活，可我们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博大的情感，虽经风雨磨洗，仍不失其灿烂光辉。
底层写作并不因为“底层”而具有天然的道德光辉，写作也不因为没有“底层”而缺少什么，关键是“写作”，是写作者的精神、魂魄。没有思想、精神、境界的写作，不管你写的是什么，照样是一地碎片，照出的是作家凌乱的萎靡的人格。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作家本身，是他们的底层关怀、人文情怀，而不仅仅是“底层写作”之“底层”。（杨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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