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曹星原：东西三十年.13.中国、美国，何为定所？_高居翰-美术-北京-老师

编辑：杨晓萌来源：星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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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国，何为定所？我从自己的毕业答辩得到一个启示：八十年代的中央美院美术史系非常清楚自己在教学和

中国、美国，何为定所？

我从自己的毕业答辩得到一个启示：八十年代的中央美院美术史系非常清楚自己在教学和学术上与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差距，因此才会想到借宿白先生来否定我的东西方理论比较研究，可惜失算了。当时几篇在系里传颂着的系里老先生们写的好文章，基本上是北大考古系的路数。而在八十年代推崇的书画研究，则大多是把古代画论白话文化，有几个地方用直接引语，如唐契志云，汪砢玉曰，再配上图片、表格，但是鲜有当代理解和创见。与古代画论不同的只是偶尔引用一些洋文章句，借鉴一些半通不通的洋概念；打上了这些洋火漆印，就算作是当代文章了。

如果当时大神主任能够听进美院领导的建议，左拉李铸晋，右携高居翰，共同呼唤方闻和那些特别愿意参与美院教学的海外著名学人，再参照北大考古与历史二系，就能在八十年代末打造出顶级的美术史系。美术史系在那前后已经恢复了多年前张衎先生的书画鉴定课，如果趁热打铁，在学科建设上多用心思，先思考史论与美术实践之间的关系，再分析美术史与考古和历史研究之间学术分野与相通之处，定位自身的优势与特色。然而，“其如天道人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前人错过的，后人弥补，幸好这些学科建设都在更年轻一代主管美术史教学时慢慢出现了。当然这些还是要归功于后两任美术史研究的新任领导，他们恰好都出身于北京大学，其中包括前面我说过的，大神老师用尽力气造谣都没赶走的一位。近些年美术史的教学变化，居然引来几个活跃在八十年代的老教员产生了“美术史系要办成北大历史系”的质疑——这都是后话。

我的答辩通过了，本以为大神可以消停了。但是却发现他加剧了对我的诋毁力度。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不明白他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动力。在这个情况下，留校的难度，当然越来越大，原先靳尚谊先生给我设计的一、二、甚至三号留校计划，都难以实现（有机会再细述靳先生做的留校计划）。特别是他们大造了朱乃正和我有暧昧关系的舆论之后，被点燃怒火的朱夫人直逼靳尚谊院长，不但不许朱老师过问我的事情，可能还施加了我无法揣测的压力。至今我也觉得奇怪，在中国的至高无上的中央美术学院，居然无力阻止谣言的毁坏力。

在我们毕业答辩前后，也是大家各显神通，确定给自己工作去向的紧要关头。那时高居翰也带足了文件，到北京跟我办完结婚手续，使我免于被开除。但是我并不想立刻跟他去美国，而是想先工作，确立自己的学术身份。高居翰的步步紧逼，也一直使我不安，总觉得有一种感情之外的因素在驱使着他。这个驱使他的力量，也不仅仅是他想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而是多重的原因和目的混合体。

越临近毕业，我的忧虑越深，一旦毕业手续办完，就要面对马上跟他去美国，而我则想尽可能推迟一些。使我产生这些忧虑的是两个亲身经历了的原因。首先，经过了一个多月给他做翻译，亲眼看见他和他夫人的互动—远远不是我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到的美国夫妻的模式。相反，他们好像是一对纠葛不断地姐弟或兄妹，大多数时间无法达到意见统一。

但是他的几百封信中的各种情爱表述，反而使我感觉他本人和他的文字之间有一个距离。当我跟他直率地谈起过我阅读他的文字和与他本人交往之间的有所不同。他的解释很文学化，而且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想法，又寄了一个50年代的法国电影磁带，《大鼻子情圣》。故事说一个替人代笔写情书的大鼻子，真心爱上了收情书的女孩，虽然他的外形一直没引起女孩的注意但是他是把自己的爱意借别人的名字写出来了。毫无疑问，他的解释和电影加在一起，使我立刻产生了自责---对外形的关注甚于对心灵的感受。

《大鼻子情圣》电影海报

尽管这部电影让我产生一定的自责，但是仍有挥之不去的困扰，那就是在他热烈追求的表象之下，还有一层我看不透的东西。那时刚刚三十岁，我的全部生活经验远不足以帮我看透一个老年美国男人的心思。我困惑在他为什么如此费心费力的要得到我——不是我自卑，而是觉得不合逻辑。他自己也在信中告诉我说大神本人也阻止他追求我，并在他面前说了一些诋毁我的人格的话。但是他却得意地说，这是因为大神嫉妒他，因此用尽谗言。我既不是貌美如仙，又不是出身显赫，更不是聪慧超人，高居翰游走在中国，在日本，在台湾，遇到很多翻译、助理，究竟是我的哪方面令他他如此疯狂的志在必得。第一次他带我去见他称为老友的郁风和黄苗子先生的时候，郁风先生当场开的玩笑和我的疑惑不约而同：“原来是她啊！我们认识，孙美兰的弟子，去年采访过我！我还以为是哪家大美女把你迷住了呢。”

郁风先生

尽管已经和他结婚，也决心像朱乃正老师建议的那样，做成佳话，但是我对这份关系总是心有不安。人在中国，语言我占优势，又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地位，尽管在身份地位上他永远占优势，毕竟我不是一无所有需要依赖他。而到了美国，语言文化他有优势，身份地位都是他的优势，经济上我也要依赖他……我完全丧失了自己。种种迷茫和困惑，造成了我在内心最深处一直做着无法说清楚的、无谓的抵抗。高居翰也一直特别小心地把我看不透的这种东西深深的隐藏着，同时又努力地给我描绘一只充满诱惑的学术和事业的大饼，坚称我们可以结成最强的学术与事业的组合。他那一再表示他将尽全力给我提供深造的机会的诱惑，还是消减了我的很多疑惑。如果他能把这些想法深藏一辈子，我一定会责怪自己多疑，但是在我快50岁时，他却坦率地说了出来，以为我也来不及后悔了。这也是后话，以后再细细理清。

当时我并不是不了解高居翰的处事习惯，而且一直帮高居翰转信的他那位美国同事的中国妻子很多次告诉我说高居翰欺负老婆在加州大学是有名的。更令我担心的是她不止一次告诉我说她在美国遭遇很多偏见，在对跨越种族的老夫少妻组合中，偏见的重量都压在少妻身上。幸好她的先生特别体贴，因此他多年来尽量按照她的心思在中国或香港安排他的工作。我想到高居翰的那些台湾女学生已经写了举报信伤害我，和她们面对面相处，会不会尴尬。总之，我不想在自己毫无学术建树和地位的状态下跟着他去美国，这等于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偏见之中。

“她为什么不去美国！”

八十年代，很多人都向往着出国。与此同时，想伤害一个人，就说他崇洋媚外，说他每天偷偷学外语，说他整天钻营着想出国。这是一个多么人格分裂的年代啊！但是当高居翰竭力要我跟他去美国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恐惧的。可是在那个环境里，却什么都不敢明确表示。如果我坦率地说，我有恐惧感，不想去。周围的人一定以为我故作姿态。没想到的是，我不急着去美国也被大神系主任闹腾成了罪过。

那些日子，很多人告诉我说这位大神整天在校园的各种地方，逢人便大喊大叫：曹星原为什么还不去美国？她在打什么主意？他的呼叫影响力甚广，以至于国画家贾又福老师跑来郑重其事地问：“大神老师现在近乎疯狂、逢人便呼号：她已经跟高居翰结婚了，为什么不去美国呢？她想在这里给高居翰做内线吗？！跟我说说，现在大家都削尖了脑袋往美国跑，你为什么不想去。”接着，贾又福又问了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外面有人猜测大神老师对你有意思，看到高居翰把你夺走了，所以他恼怒交加？”贾又福还加了一句：你要跟我说实话啊。我诚实地告诉他说：“不仅仅是美院有这个说法，高居翰也在信中问过同样的问题。大神的行为引起不少人产生这样的猜测，你也不是第一个来问我的人。”我告诉贾又福：“虽然我和他交往很多，大神老师从没有一点点暧昧的语言和行为。”

中央美院这个本该充溢着审美、思辨、创意、和学问的地方，那时却居然陷在比胡同文化更糟的污言秽语的编造和传播中——令人失望。贾又福听到了传闻，不是接着继续传播，而是找到当事人求证。一个不是靠思辨和论说作为专业的国画家，尚能明白证据的重要性，为什么在美术史圈子里这个靠思想吃饭的地方，反倒更多的是人云亦云，不假思索---真令人纳闷。

不想回杭州

最终从中央美院拿到硕士学位后，有大神这样每天不断地在校园里上天入地的呼号、逢人就抖落出成堆的对我痛斥和指责，留校是不可能的了。美术学院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的档案寄到了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然后才由学生处通知我工作分配去向——我猜测大神系主任有可能在此事中插了一手。

但是我不想回杭州，于是就跟中央美院学生处的老师商量，能不能请学校把我的档案从杭州要回来，我在北京其他机构找个接受单位。杭州母校管人事的和美术史系的老师们却说让我回去一趟，先看看，实在不想在那里工作，再办理退档案手续不迟。拒绝母校这样解人意的建议也太不合情理，毕竟，那里还有很多老同学和熟悉的老师。

杭州依然美好而又温馨，但是天气太热。好不容易熬到晚上，散步到西湖，想让凉爽的湖风吹走一天的燥热，没想到离湖边还有十多米，就遭遇了“扑面不寒桑拿风”的热浪袭击。我被击败了，一分钟都不想在杭州再呆下去。不虚此行的是，当时负责史论系的朱伯雄老师希望我能拉着高居翰为他们从美国搜罗一些基础的美术史著作。我答应了。

中国、美国，何为定所？

回到北京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接受了我。那时的硕士毕业生需要在新的工作单位劳动锻炼半年之后，才能开始研究工作。我想半年的锻炼应该很快就能过去，然后进入我计划的研究和写作。但是高居翰则希望我马上跟着他去美国，完全不再考虑他原来说好的可以允许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留在北京工作。最后，我们取了一个折中：先到单位报到，然后去美国，把劳动锻炼的时间推到我从美国回来。

到了美国之后，我心心念念地想回北京。呆了不到两个月，我就开始正式跟高居翰谈：我要回北京工作，他当然坚决不同意我马上回去。直到有一天，电视里播放费德里柯·费里尼的老电影《大路》“La Strada”，看着看着，我突然痛哭了起来。由于混杂在一起的各种原因、过去几年中的各种经历，也期待着到了美国有个新的学术起点、却发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从客厅到厨房，再到衣柜打扮好陪他出席各种场面的摆设……。我也无法跟他探讨进一步深造的事情，只要一提，他就用各种方式岔开。报了一个历时一个月的英文写作班也很快就结束了，旁听他的研究生的课，加入课堂讨论，却总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饶舌的家属。只好自己去逛逛书店，泡泡图书馆——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努力扮演我应该扮演的角色：从早到晚忙于变换花样做三顿饭，洗衣熨衫，整理清扫，跟他出门应酬。我不怕做家务，而且也算得上手脚利索，但是我不愿让自己的前半生努力结果是到美国来做个家庭妇女。家务之余，一个人坐在窗前，觉得自己揣测不出高居翰一直许诺的，我们在学术和工作上的组合究竟是什么，更不知怎样才能把这个婚姻做成佳话。

电影里那个卖到马戏团的可怜小姑娘的生活触动了我内心的伤感，哭着看完这部电影。看完后我告诉他：我要回北京，我要马上回去。也许我的痛哭和电影里那孤独无助的小姑娘叠加成了一个强烈的蒙太奇镜头，也许因为我接连几天伤感万分，他终于松口了。告诉我等到我们为吴冠中在旧金山的展览图录合作的文章写完之后，就安排机票让我回北京。

费里尼的《大路》“La Strada”电影海报

回到北京，马上去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美研所给我安排了两个任务：《中国美术报》的记者，同时在图书馆做半年的打扫工作。图书馆安排我清理登记外文书，先用干布擦干净每一本书，再用打字机做出两个图书卡片，一个装进贴在封三的口袋，另一个归档。图书馆的灰尘真厚啊，听说从1966年起，就没人碰过这批外文图书了。在八十年代末，收拾着六十年代末留下的残局，历史镜头的重叠结果常常令人唏嘘。

尘封的图书馆

快到感恩节了，高居翰来电话让我回美国。我拒绝了，我想完成劳动锻炼，尽快进入研究。我们来回打了很多电话，做了各种协商，最终他建议如果我回去过圣诞节，时间上正好可以申请加州大学读研。这个许诺让我动心了，如果真正学到西方的研究方法再回来做研究，才是最佳结果。

回去后他才告诉我，我不能申请美术史系，因为他是系里教员，有“利益冲突”之嫌。另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是加州大学不承认央美的硕士学位，第三个消息是他不能忍受我不在身边的日子，因此我不能申请他们学校以外的学校。所以我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是申请附属于东亚研究所的亚洲研究硕士班。看他认真地帮我准备申请书，既感动、又觉得这样也不错了。虽然不能正式进美术史系读书，按他说的，以亚洲研究学生的身份，可以到各系里选修我所仰慕的那些老师的课，比在美术史系更占优势。

过完节，投送完申请书，在我的坚持下，又回到北京继续在图书馆工作。一天，高居翰来电话说东亚研究所的录取通知到了，要我尽快回去做入学准备。但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一定要等到正式在研究部门工作一段后再回去。

六个月很快就要过去了，掰着指头计算着，没几个星期，就能开始做研究了。这时，一位重要人物去世了…！接着，我做过几篇西方当代美术报道的《中国美术报》停刊了。

八五新潮的推手《中国美术报》

被迫离开北京

六月初的一天，四处找我很多次的美国大使馆的车刚好在美院里和我相遇。一天到晚在院子里转的张世椿老师那两个淘气儿子指着我大声喊，“她就是你们找的曹星原！”原来高居翰通过外交渠道要求大使馆把我尽快带回美国。

那辆车带我去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签到手续，然后安排我在附近的建国饭店住下。第三天，他们安排的飞机把满满一飞机的人送到日本，再逐一安排从成田机场飞向各自的目的地。一下飞机，成田机场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人一个洗漱包，然后送我们几百人去机场附近的全日空酒店入住，一天三顿免费自助餐。

没事转悠到成田山新胜寺，那里香火袅绕，不似北京寺庙，只是古建保护而已。在成田逗留的日子里，看到了一个完全超乎我想象的日本：干净、礼貌、现代、而且又保留着古代的种种特点和风情。这才是亚洲应该有的样子啊：科技上接近赶超西方，文化上保留坚持自我。回到美国，我马上报了日语暑期班，因为日语是亚洲研究硕士学位要求的两门外语之一，也因为只有忙碌，才能淡化这年六月的北京在我心灵上所留下的深深的印记，更因为成田改变了我对日本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