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池先生和我把高居翰夫妇送到北京饭店房间之后，他又送我们下楼。美国人大多不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们劝他留步。他说，北京饭店是北京的国际俱乐部，所以他想到接待大厅看看是否能遇上美国或欧洲来的学术界熟人。
北京饭店正门
1、高居翰和他的小笔记本
第二天起，就陪着他们去故宫、到历史博物馆 （今天的国家博物馆），帮他拍照片、举闪光灯。或是跟他一起看故宫从库房给他专门提出观摩研究的作品。通过这几天的陪同，我注意到他随手不离一个比他的掌心还小的笔记本，记下他看到的一切作品和画家。笔记本里还夹有一份他自己做的公历和天干地支换算表，看到古画的款识，立刻拿出来换算成公历纪年后，记在本子里。由于多年积累，他可以辨认很多鉴藏印，但是遇到不熟悉，一下子读不出来的印章，他总会请教身边的人，然后照葫芦画瓢在小笔记本上临摹这个印章，并在旁边注明来源的收藏地点、画家、作品名称等信息。学问也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啊。
我们的日常活动此外还有就是拜见他开列名单中的他希望见的美术界和文博界的人士，我也给他提供了几个名单上没有的名字。孙美兰先生一生专门研究李可染，也安排我帮李可染老先生做一些杂事，因此我顺便把高居翰带到李可染先生家。这次最大的收获是李先生拿出他从1966年到1971年之间的作品 （下图），他解释说，那几年之间，他在中央美院看大门，不许他画画。他在上班途中，经过六必居酱菜店，看到酱菜缸上的贴的菜名那楷书写得方正有力。于是他每天在原书纸上学习酱缸体楷书，还自我得意地美其名曰向工人阶级学书法。不然就画直线，保持手腕的控制力。
李可染先生在1966-1971年间的作品之一
80年代的水墨画新星是贾又福老师，可能由于我得天独厚的美术理论专业，贾又福老师允许我在他作画时观看他使用的材料和手法。高居翰去看了贾又福的画之后，大加赞赏，当即买了一件。隐约记得贾老师强调说少收了一点钱，让高居翰给他正要出版的画册写个前言、由我译成汉语。多年后，还看到贾老师的很多画册都还在用这个前言。唯一遗憾的是，我这个译者的名字似乎没有出现过，我就在这里给自己署上吧。
贾又福老师
这些日子里拜见过的人中，高居翰最喜欢周思聪的画和人。我们也从此保持了很多年的交情，并且都分别为周老师写过文章。1994年他们到美国时在我们家中住了一个月，一起去海边，一起去烧陶,一起做了各种事情。
周思聪和卢沉老师在加州海边
恰巧，周卢二位又是朱乃正老师的挚友，在2010年周思聪和卢沉老师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朱乃正老师让我给他们的联展起个名字。终于琢磨出了：“沉思墨境”四个字。前些时，在网上看到展览开幕式上朱乃正老师为展览题展题中居然标明：“沉思墨境：卢沉周思聪纪念展.星原题.乃正书”甚为感动。虽然只是想出一个好的展题而已，经历了很多替别人写了东西只不过做了无名英雄之后，我感动的不是自己被认可，而是感慨于朱老师绝不掠人之美的节操。
卢悦和“沉思墨境：卢沉周思聪纪念展.星原题.乃正书”背板
离开北京去敦煌前，他问我：年纪小小的你，怎么认识这么多著名画家啊？面对他的洞察力，我不知从何答起，一笑而罢。我的美术启蒙老师夏乙乔和史美英夫妇就是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的啊！我的指导老师孙美兰是中国著名评论家啊！英语表达能力有限，解释不了那么多。
2、去敦煌！
敦煌
终于我们乘上了去柳园的火车、一路上餐车供应米饭、馒头、面条、稀饭和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西红柿鸡蛋面、西红柿鸡蛋炒米饭。每次吃饭，高居翰都会半真不假地夸张地做出一副非常失落的动作和表情：又是西红柿鸡蛋啊！每到一个车站，他们都要到站台上溜达一圈，活动血脉，看看站台上有没有可买的东西。
夜里，我们前面一辆货车掉轨了，沿铁路洒满了青涩的西红柿，我们也被困在那里很久很久。直到第二天快中午，火车终于到了天水。他们到站台上溜达了一圈迅速回来告诉我说快去餐车，今天有绿色的蔬菜，晚了就卖完了。到了餐车发现依然只有西红柿炒鸡蛋之后，高居翰终于崩溃了。他带着怒气地说，他们亲眼看见有绿色的蔬菜在天水站被送上车了，为什么我不给他们点！他那粉红色的脸变得更红了，蓝绿色的眼睛里怎么也能像火焰一般发出怒火呢。
我的英语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委屈，但是知道，如果吃不到绿色的蔬菜，爱唠叨的高居翰一定会一直叨唠下去。我不知所措的走到餐车另一头，找到列车长请他帮忙解决。列车长坐在厨房门口的火车餐座上跟其他乘务员聊天，右胳膊肘抵着桌子，拳头撑着腮帮子，仰起头看着我说：“外宾看到有绿色的菜的情况属实，但是那是供应我们列车员的，不供应餐车。”我知道他的这个回答很合理，但是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的日子不好过啊。所以我告诉列车长：我就是个一年级研究生，学校安排我陪他们，每天只有西红柿炒蛋，他们跟我叨叨几次了。今天看见了绿色的菜又吃不上，一定会认为是我的工作没做好。小个子列车长上下审视着我几秒钟。站起来，左右大幅度地摆着肩膀溜达到厨房里，出来时手里端着一盘碧绿的长豇豆！“交三毛钱！”他说， “那边开票去。”
当桌子上摆着碧绿的豇豆，艳红的西红柿和淡黄色的鸡蛋配上洁白的米饭时，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是多么美丽的一顿饭啊！他们也喜笑颜开，一扫而光。
午饭后，高居翰很满足地靠窗坐下，给自己沏了一杯咖啡速溶慢慢啜品。太阳光从他背后顶部洒进车窗一个角，照亮了他左胳膊上稀稀落落直立的淡黄色的汗毛。在斜对面上铺的我不意看到他搭在油漆起皮脱落了的窗棱边的那半条明晃晃的胳膊上被阳光夸张了的毛绒感，我感到一种怪异，为什么他比跟坐他身边那个我们同包厢旅行的另一个欧洲来的乘客的肤色更粉，毛色更是淡黄发白呢？在中国长大的我完全不了解这恰好是高居翰的那一半爱尔兰人血统的呈现，而南欧人的肤色和头发的颜色，就会深一些。
3、授业解惑
午饭吃的开心了，咖啡又喝到好处，心满意足的高居翰又恢复了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应有的魅力和样子。不知这是不是作为吃到豇豆的一种感激的表示，他让我我坐在卧铺门外窗边的折叠凳上要给我单独“上课”了。车外的景色在眼角余光中飞速退去，他那比飞掠而过的景色还快的英文字句对着我劈面飞来。他滔滔不绝地给我仔细地介绍自己写过的书和文章，介绍他们系里的大名鼎鼎的同事。最后拿出一本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汉译版《中国绘画史》，递给了我说：他说累了，下面让这本书替他接着说。
翻开这本书，马上就被吸引住了。我觉得主要还是李渝的汉译文笔给我一个完全清新的学术感，好像在用邓丽君那种柔美的声调叙述中国绘画史。读进去之后就发现，高居翰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叙述方式和我读过的各种国内版本的中国美术史都不同。无论他的观点是否需要商榷，李渝的台湾国语那种娴雅流畅、温婉精致，读来特别有愉悦感，给这闷热、漫长旅途带来了心灵的绿色清凉。我内心感激汤先生给我创造了这个机会。
李渝译高居翰的《中国绘画史》
后面一次的“讲座”更加精彩，遗憾的是我的英文太不给力。他坐在走廊窗边，对着我喋喋不休地又是“讲座”、又是“教诲”，而我却听得半懂不懂。看我实在是听的吃力，他找来一张纸，用汉字写下谢赫“六法”，我跟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立刻惊呆了！天哪！居然都能写出来了！然后，他又连写带比划地告诉我说由于这些句子的断句方法不同，得出的意义也不同。
这本身就是中国美术理论中最难解的理论，一个连中国话都说不清楚的美国人，居然跟我讨论古汉语标点断句的问题。还说：不同的断句方法，可以提供不同的角度的思索！高居翰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解说了一两个小时，终于使我慢慢使我确认了：我们系里那位大神老师说他敢于想象是有道理的。但是隐隐的，也有一点不服气：掰斥来掰斥去，还是逃不出我们大家对“六法”认同的大概意思吧？又有什么必要这么过度分析呢？
谢赫《古画品录》的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版《历代名画记》张彦远的解读是这样的：“昔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后来黄休复在《益州名画记》中简化了一点：“六法者何?一曰气运生动是也;二曰骨法用笔是也;三曰应物象形是也;四曰随类赋彩是也;五曰经营位置是也。”古代传下来的至少有两种标点断句法。通过他来回解释，我也终于明白了，包括高居翰在内，有三位美国学者提出了对六法断句的说法。白发苍苍的高居翰竟然是最年轻的后来者，他的这篇文章在1961年发表在《东方艺术》杂志上的时候，我只有两岁多。（Ars Orientalis, Vol. 4：1961)另外两位学者分别是夏威夷大学的古斯塔夫.艾克 （Gustav Acker），和纽约大学的亚历山大.索伯 (Alexandro Soper)。
当时的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研究学问，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特别是面对外语文献，能差不多译成汉语就已经是很高的成就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外国美术史研究不见起色的原因了。我把高居翰的翻译剪贴在这里作为插图吧。
高居翰断句解说六法
刚读完一年硕士生课程的我，彻底折服了；这是第一次有人给我不厌其烦地授业解惑。我们研究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既没做到博大，也没有精深啊！难怪大神老师要让留学生给他口译海外汉学家的书面学术论争啊。但是心里也在纳闷：你怎么就说不好中国话呢？不小心，我把心里的嘀咕说给他了。他马上进入另一番长篇大论的解说，大概的意思是中美建交前，他无法来中国学汉语，所以只能阅读，不能口头表达。可是，我想，但这次没说出口：你不是说你在台湾呆过很久吗？
柳园到了
不记得在绿皮火车上摇了多久，我们终于到了柳园，已经等候着的敦煌研究院的车载着我们，天快要黑的时候，汽车开进了莫高窟办公大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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