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月真法师讲座实录｜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明末清初东渡高僧形迹_讲座-东渡-禅师-住持

编辑：王璐来源：浙江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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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真法师|十七世纪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据载，自顺治至康熙末，凡七十年间，东渡高僧，见于史籍者

月真法师 | 十七世纪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

据载，自顺治至康熙末，凡七十年间，东渡高僧，见于史籍者，多达六十余人，未见传记者，则不知凡几。其中比较闻名的有逸然性融、道者超元、独立性易、隐元隆琦、大眉性善、木庵性瑫、即非一如、高泉性潡、心越兴俦等。他们到达日本以后，虽经历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是既受到长崎唐三寺及当地僧俗的欢迎，也受到日本佛教界的重视，有不少日本禅僧慕名前来投到他们门下参禅问道。他们就是十七世纪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

端午假期，为配合“心相万象——大航海时代的浙江精神”展览，浙江美术馆特别邀请浙江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月真法师为观众带来讲座《十七世纪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略论明末清初东渡高僧行迹》。

讲座现场

讲座结束观众积极提问

讲座回顾

▌一、十七世纪之前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回顾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文化源远流长。有文献可考的两国关系，可追溯到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里。其后，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又记载了徐福携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东渡日本的史事。至今日本九州流传徐福的许多历史故事，1980年4月还举行纪念徐福登陆2200周年的隆重祭奠。如今在熊本到长崎的高速公路旁，保留着祭祀徐福的神庙。

大陆人东渡给日本带去了中国的水稻栽培、养蚕、制陶、冶铁技术，也带去了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特别是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日本古代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唐·魏征等《隋书·东夷传·倭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汉字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并为后来的日本文字（假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华文明向日本的输出。

另一方面，日本也主动到中国来学习，据史料记载：东晋安帝时(公元397年—418年)，日本遣使来建康，以后又在公元412年、415年和430年，多次派人来建康学习南朝的纺织技术，现在作为日本民族服装的和服在日语中又称为“吴服”。南朝的建筑技术传至日本，在日本“飞鸟时代”(公元528—544年)一段时间中，日本重要建筑大多采用六朝样式，并特别采用“梁式”一名，日本最著名的古寺、法隆寺，就是南朝建筑技术的结晶。

日本向中国派送使者前来学习在唐代达到高潮，中华文化和典籍通过外交使节、留学生、僧侣、商人等传播到日本。当时，每次派遣唐使或留学生，船员共数百人，其中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也有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每次大约是4艘船，但是因为海上的风暴等的关系相当的惊险。

留学人员中在家的佼佼者有阿部仲麻吕、吉备真备等。比如阿部仲麻吕居然在大唐用中文考取了进士，在朝廷里做了官，同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连唐玄宗都对他非常敬重。

来唐的出家人中，比较著名的是空海和最澄：

最澄：767——822年，今滋贺县大津市豪族出身，804年渡唐，还学生，在天台山学习天台、禅、戒、密教，805年归国。日本天台宗开祖，866年被追赠谥号传教大师。

空海：774——835年，今香川县善通寺市豪族出身，804年渡唐，留学僧，在长安青龙寺师从惠果学密教。806年归国。日本真言宗开祖，921年被追赠谥号弘法大师。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浓墨重彩的一笔是鉴真东渡，742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请鉴真去日传戒，为日本信徒授戒。当时，扬州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决意东渡。前两次遇到风浪，连船都吹翻了。第五次漂泊到了海南岛，得了南方的瘴气之病，鉴真大师双目失明。为了普渡众生又第六次东渡，这次终于成行。此后鉴真在日本传法十年，被日本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汉方医药始祖”。

唐代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在宋代得到了延续，其中，荣西禅师（1141～1215）两度入宋求法，为日本临济宗祖师，也是被尊为“日本的茶祖”；道元禅师（1200-1253），得天童如净真传，开创了日本曹洞宗。这些交流为十七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下一次高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明末清初时期中日两国的政治形势和文化状况对文人的影响

中国在明清变革之际，中日文化交流出现了新的高潮，因为清朝是关外的女真族所建之国，那些对外族感到不悦的文人志士，在清朝建国大局已定、反清复明无望的局势下，有些便削发出家，有些去到日本发展，这是国内的情形。

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大儒朱舜水（1600-1682），他是浙江余姚人，崇祯十一年，他以“文武全才第一”被推荐到礼部，但朱舜水婉言谢绝，依然隐居在家乡，研究学问。清兵入关后，朱舜水曾欲赴日本筹集军饷以资恢复中原，1661年随郑成功、张煌言北伐，收复收复瓜州，攻克镇江，但战事最终失败，郑成功退据台湾，张煌言被捕遇害。朱舜水鉴于复明无望，再次凄沧渡日。由于日本施行锁国政策，朱舜水被迫在海上漂泊多年，后经日本弟子多方奔走，终获日本政府批准登陆，日本国副将军（大将军德川家纲之叔父）、水户侯德川光国聘朱为国师，亲执弟子礼，竭诚尽敬。1672年，德川光国设置彰考馆，由朱门生安积觉任主编，聘请朱舜水指导，编纂倡“尊王一统”之说的《大日本史》，影响了二百年后的“明治维新”。

再如东皋心越禅师，从他东渡日本后写的长诗《东渡述志》等文字中可以推测个大概。在诗中他回顾自己参加抗清活动情景，“彼人被荣耀，职授大总戎，不负男儿志，为国常尽忠”。遭遇失败后，所谓“天意犹未成，挠攘枉劳动”，“大事冰消矣，顾命自潜踪。数年徒碌碌，空与别人争”。日本江户幕府儒官人见节步此诗韵写了《赓心越禅师东渡述志长篇芳韵》的长诗，内有“近岁华夏乱，北鞑起自东”；“吴郑谋恢复，干戈稍蒙茸。屈势守孤岛，移檄拟五封。遂不能终义，臣民情所钟”；“蒋家有贤士，仰待世时雍。日月遭坠地，风云托无踪。脱尘遁丘壑，笑视蜗角争。抖擞闽浙间，逡巡俟时亨”等句。诗句中的“北鞑，，自然是指清朝；“吴郑”是指吴三桂、郑成功或其子郑经；“孤岛”是指台湾；“移檄拟五封”当指郑经以台湾、厦门为据点号召民众起而抗清；“蒋家有贤士”等八句是指东皋在抗清遭遇失败后出家。

此时，日本正处江户时期（1603-1868），为制止基督教的传入和西方列强的浸透，宣布实行锁国政策，只保留长崎作为接待来自中国和荷兰商船的港口。在这种情况下，每年都有或多或少的中国商船东渡长崎进行贸易。有不少中国商人及其亲人短期或长期地滞留、居住长崎或其他地方。因为中国民众信奉传统，有借助佛教信仰和法事活动加强彼此间的感情联结，祈祷吉祥平安，追荐祖先亡灵的传统，于是在中国人聚居的地区陆续联合集资建立起寺院，请来自故乡的僧人担任住持，在逢年过节或其他日期举行法事活动。

据日本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之五《明、清篇》第六章的介绍，17世纪20年代在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家光执政时期，居住长崎的原籍中国南京的商船主、福建漳州的商船主和福州的商船主们，分别经过协商和向当地政府申请在长崎先后建立“东明山”兴福寺（俗称南京寺）、“分紫山”福济寺（俗称漳州寺）和“圣寿山”崇福寺（俗称福州寺），统称长崎“唐三寺。他们分别礼请明僧真圆(1579-1648)、觉海（?-1637）、超然(1567-1644)东渡担任三寺的开山祖师。这些到长崎的中国僧人带来的先进的中华文化，对实行锁国政策的日本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日本各地僧人纷纷到长崎求法。

▌三、东渡日本的隐元隆琦、东皋心越等禅师是十七世纪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

在清初隐元东渡之前，日本流传的禅宗有临济宗和曹洞宗，皆是在中国南宋时传入的。禅宗自宋代起以临济、曹洞分领天下，宗风大别。临济禅生杀临时，开阖出入，宗风峻烈；曹洞禅默观独照，直体本然，机关不露。由于这不同的宗风，临济宗影响了日本的武士道，而茶道、花道、俳句、枯山水等，则依于曹洞宗。更直接地讲，日本人民族性中之“菊花与剑”，一收一放，看似两极，西方人甚至认为这是日本民族性格的矛盾之处，其实皆立于禅。剑，乃生杀之事，与临济多相关；菊花，固诗人情性，则以曹洞为家风。

隐元属于中国临济宗杨岐派的法系，据隐元弟子所编《黄檗隐元禅师年谱》写的《年谱乞言小引》所说，隐元“系曹溪正脉三十六世、临济正传三十二世”。然而隐元所传的临济宗在禅法上已经融会净土念佛法门，与日本所传的临济宗有显著差别，又得到江户幕府的支持在京都宇治单独建传法中心——“黄檗山万福寺”，从隐元开始连续十四代住持皆是来自中国的汉僧，故被称为黄檗派、黄檗门派，在日本进入近代以后正式称为黄檗宗。这样，日本在原有禅宗临济宗、曹洞宗之外，又新增加了黄檗宗。

隐元隆琦

隐元隆琦《初祖达摩大师》

立轴 91cm×26.5cm

何创时书法艺术文教基金会（中国台湾）藏

隐元隆琦（1592—1673）禅师，俗姓林，讳隆琦，号隐元，福建福清人。二十九岁依黄檗山鉴源寿禅师出家，三十八岁谒密云圆悟禅师学禅，并嗣法密云弟子费隐通容禅师；四十六岁任黄檗住持，大振祖风，复兴古道，营建殿宇，声名远播。

当时长崎华侨所建立的崇福寺正缺住持一职，当地兴福寺的住持逸然性融聘请隐元出任该寺的住持。之前隐元曾派弟子也懒性圭前往，但途中触礁翻船身亡；因此隐元亲自率弟子二十人，搭乘由郑成功提供的船只前往日本。日本承应三年（1654年）七月到达长崎。

隐元一到长崎，日本各阶层的僧众立刻把目光集中到他的身上，京都妙心寺甚至想迎请隐元为住持，日本僧人自战国时期开始，失去了入元、入明的机会，因而争相到长崎请益。

1661，即顺治十八年，隐元禅师在日本京都创建黄檗山万福寺，传扬禅法，拈唱祖道，开创黄檗一派，是日本禅界黄檗宗的始祖。隐元所著的《黄檗清规》，对当时日本禅宗各派宗统、规矩的修正有着很大的影响。以后水尾法皇为首的皇族、以幕府要人为首的各地大名，以及大量的商人相继皈依黄檗宗。

隐元担任万福寺住持三年后，于宽文四年（1664年）九月将住持之位让给了弟子木庵性瑫。

木庵性瑫(1611年～1684年)，俗姓吴，字木庵，号性瑫，福建晋江人。十九岁剃度出家。明崇祯八年（1635年）在鼓山永觉元贤门下受具足戒，参学曹洞宗。清顺治五年（1647年）到黄檗寺参谒隐元，并从嗣法，后任首座。顺治十一年（1654年），应请住持永春县象山慧明寺。翌年，应隐元禅师招请，赴日住持长崎福济寺，在黄檗寺建成后，来到隐元身边。日本宽文三年（1663年）冬，日本黄檗寺僧众达500多人，隐元命木庵与即非如一分任两堂首座辅佐他传法。次年，隐元退位，命木庵继为第二世住持。木庵诗书修养甚高，他题诗喜欢用行草，若写经则喜欢用正楷，他的书法有一种超然泫寂、静穆淡然的气韵。其用笔落拓不羁，纯任性灵，气韵贯通，洒脱飞舞，从书法中可见其心性之空灵。

即非如一（1616年～1671），与木庵性瑫并称隐元门下两甘露门。俗姓林，名如一，字即非。福建省福清县人，明末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禅僧。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临济宗三十二代高僧。隐元、木庵、即非三人则被誉为“黄檗三笔”。1657年，隐元禅师东渡日本三年之后，即非应本师之召赴日。在日教化十五年中，即非中兴长崎的华侨寺院崇福寺，协助隐元大师开创日本黄檗宗，并于1665年开创了广寿山福聚寺。即非禅师道德深厚，教化绵远，长于诗文，工于书法，尤以草书闻名于世，在“黄檗三笔”当中其书法造诣最高，作品广受日本民众珍藏。日本岩波书店在1989年出版的《佛教辞典》里，于众多的黄檗东渡禅僧中仅收入隐元与即非，可见日本佛教界对即非的重视。

在隐元及其弟子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本而融合了日本风格的“黄檗”文化，影响了日本的禅学、文学、艺术、印刷、建筑乃至茶道和生活品味等各个方面，成为十七、十八世纪日本文化的主流。

独立性易

独立性易《养生铭》手卷（局部） 30cm×790cm

何创时书法艺术文教基金会（中国台湾）藏

独立性易禅师(1596-1672)是杭州人，2012年我们在浙江美术馆办“明末清初禅宗高僧墨迹展”时，钱江晚报对他做了专门介绍。独立性易姓戴，原名观胤，后易名笠，号曼公，明末清初浙江杭州府学秀才，后明亡，隐居九载。清顺治十年(1653年)，随隐元东渡日本，落发为僧。改名性易，字独立，别号黄檗山僧。

当时日本长崎一带痘疮流行，独立性易用痘科医术为病人治疗，救人无数。独立性易与岩国第三代藩主吉川广嘉熟识，他将《西湖志》介绍给吉川，帮助修建日本“锦带桥”。《西湖志》中，姿态优雅的西湖锦带桥、杭州的许多优美建筑为岩国的桥梁设计师提供了灵感。日本锦带桥为五孔石墩木拱桥，如今还在岩国市的锦川河上。此桥被誉为日本三大名桥之一，跨度27.5米，全长193.3米，宽5米，1673年首次建造完成，还曾被选为世界上最美的13座大桥之一，每年有400万人次游客到访。

东皋心越

东皋心越《竹石花鸟图》立轴 95.7cm×26.2cm

何创时书法艺术文教基金会（中国台湾）藏

东皐心越《隶书唐人诗卷》手卷 28cm×767cm

何创时书法艺术文教基金会（中国台湾）藏

东渡高僧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前文述及的东皋心越禅师（1639-1695），他是浙江浦江县人，俗姓蒋。讳兴俦，字兴越，别名东皋。明崇祯十一年（ 1638 年）冬，其父母祈嗣于永福寺，翌年八月二十八日心越出生， 8 岁投苏州报恩寺削发出家， 13岁开始求师，周游江、浙两地， 20 岁时在江苏天界寺参禅了中国佛教曹洞宗寿昌派中兴之祖觉浪道盛。觉浪圆寂后，按觉浪遗命，在杭州皋亭山参禅觉浪法嗣阔堂大文。后继承阔堂的衣钵，成为中国佛教曹洞宗寿昌派的第 35 代传人。觉浪、阔堂的金石书画，都有较高的艺术造诣，至今在日本尚有真迹留存，心越的文化艺术素养及技能，深得两人的真传。清康熙十年（ 1671 年），受杭州永福寺主持的邀请，驻锡永福寺。心越驻锡永福寺六年，在风光明媚的西湖之畔，广会天下文人墨客，交流诗、书、画、印、琴技艺，艺僧之名广传天下。

清康熙十五年（ 1676 年），日本长崎兴福寺第四代主持澄一道亮是中国人，慕心越之名，邀请心越赴日担任兴福寺主持。是年十二月东渡日本，驻锡兴福寺三年。

在兴福寺期间，于说法之余，吟诗作画，为助悟禅机，授习古琴与绘画、治印之术，故日本禅僧，多闻风而与相往还。当时，日本水户藩王德川光圀，雅重中国文化，于在1683年，迎禅师入光圀藩府。日本元禄八年（ 1695 年）九月三十日，心越圆寂，享年 57 岁。从心越踏上日本国土，直至客死日本，共19年，他能书善画，工于篆刻，长于抚琴，吟诗作赋，下笔成文。对日本的文化，艺术，佛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奉为日本“篆刻之父”，日本“近世琴学之祖”。

▌四、中日文化交流的启示

前面以明末清初东渡日本的佛教高僧为中心简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这种中日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中国对日本的文化输出。但是，这种交流也让中国得到了回报，那就是日本对中国珍贵典籍的保存与回归。唐末五代中原战火纷起，典籍损毁严重，特别是会昌法难对佛教典籍的毁坏很严重，吴越国王曾遣使日本，耗费重金请抄天台遗书。清代黎庶昌、杨守敬等学者掀起的东瀛访书热，晚清杨文会从日本找回国内失传的经疏300余种，使大量中国失传已久的珍籍重归故里。

日本在吸收中华先进文化方面很成功，在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文化也很成功，这种借鉴和虚心学习外国优秀文化的能力，值得我们借鉴。

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有从通过战争为手段的军事竞争向以贸易、金融为手段的经济竞争转化的趋势，但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提高文化素质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最近身处的中美贸易争端旋涡中的任正非，依然不忘谈及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关心教育不是关心华为，是关心我们国家。如果不重视教育，实际上我们会重返贫穷的。基础科学要从(包括)农村(在内)的基础教育抓起，为国家在新的创新领域去搏击，争取国家新的前途和命运，这才是未来。”

在重视教育之外，我们还必须坚持走对外开放的道路，坚持和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在对外交流和开放中，文明互鉴，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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