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走出角色“自理”_——美术馆与公众的互塑行动_“自理”-“公众”-角色-空间-自我

“美术馆”与“公众”二者概念的形成及其现代性蜕变，需要通过互相塑造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社会成员

“美术馆”与“公众”二者概念的形成及其现代性蜕变，需要通过互相塑造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社会成员，无论是否走进美术馆，都以“公众”的身份整体地和这项公共事业发生关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公众与美术馆之间的“亲密”关系，如今，甚至逐渐裸露出“相离”的内核。因为判断公众情感内核的关键，在于公众是否已自觉视己为这项公共事业的主导者，并自发地以从容的心态和较强的文化诉求走进美术馆。所以，无论公众是否迈进美术馆大门，若其中多数社会成员对以上自觉意识和自发行为尚不明确，他们和美术馆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相离的。

近年来，美术馆界将大众传播领域出现的“分众”概念借用到公众政策当中，可视为在面对公众问题上的一次跨步，然而此后又止步于资讯传播和参观服务，究其原因，则是美术馆仅仅将公众视为其自理行为中的某一个对象而非完善其职能的始终“探讨者”。因为对象可以是抽象的、疏远的，尤其当设定这个对象不会给出反馈时。而“探讨者”必须是具体的、可及的，信息要在二者间形成回响。

美术馆与公众关系的“相离”状态背后，是双方对各自角色完全的自我治理，其相似性在于都只向“内”发力，因而也带来了双方双向的自我发展都较难突破的缓慢进程。因此，“将公众转变为美术馆的主体”成为美术馆界的一次策略性行动。

公众如何成为美术馆的主体

然而，这其中又很容易出现一个误区，即人们常常将这种转变理解为美术馆的研究对象从艺术作品转向包括公共教育在内的公众服务。那些仍以加大公共教育强度、改善公众服务为主要措施甚至以迎合目前阶段公众趣味、提供感官体验和娱乐互动作为目标（相较于作为过渡性策略）的思路，显然并没有对“公众”问题的核心症结甚至美术馆的根本任务保持清醒认识。

因此，当下美术馆面对“公众”课题的核心工作，并不在于如何在原工作模式上加强和改进公众服务与公共教育，而在于如何推翻原来角色和原有工作方式，去刺激公众的“主体意识”并协助其进行自我培养。这里又要警惕，公众并非要代替美术馆成为“新权威”，而是在取消权威和形成新制度上与美术馆实现通力合作。具体来说，公众将更多地承担起主导者的角色，是美术馆相关事务的自我组织者、意见生产者和历史书写者。在此前提下，美术馆面临着如何制定具体先行策略的任务，它确定了美术馆可以在哪些方面、什么程度去改变公众以往的活动范围，包括公众以什么方式主导展览、收藏和研究的内容、地点及形式等。

美术馆的“自我解放”

当我们从物理、精神、社会等多重角度去谈论美术馆空间尤其是和公众的关系时，比如如何打破边界，如何“祛魅”，如何建构“公共空间”，必须意识到，它是一种对“内在于其中”的描述。对于“主体意识”不完备的公众而言，若无法内在于其中，则一个真正自由的可供舒展肢体和思维的“空间”就尚未形成。

那么，如何使公众产生身在其中的参与和主导经验，而非仅仅将来美术馆作为一种观看体验？这也许需要我们对空间在不同形态下的属性有所观察，比如我们会发现一方过多的言辞往往会压制同一空间另一方意见的发表。显然美术馆需要在“言辞”等诸多方面腾出地方给公众——将自己从空间的主导角色上“解放”出来，并走出其长期的“自理”模式。

在美术馆与公众之间，长期运行着以固定的公共教育模型展开的角色关系。这种教育模式，始终维持着现代教育的传统，根本上是与现代大学教育中“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理念和制度相一致的，即二者是“解说者”与“收听者”、“有知者”与“无知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给美术馆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另一方面则决定了美术馆凭借权威的角色占满了所在空间，而留给公众的区域，仅仅是一个观看席而已。因此，要将静止不动的“观众”转变为活动空间里行动的“公众”乃至“分众”，首先便要扔掉美术馆的原有角色。

对“现代性”的共同诉求，曾是美术馆与公众关系成立的基础。然而，当下要将二者的关系向前推进，必须与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化研究的大方向保持一致。美术馆需自觉对以“元”“中心”等为价值观的现代性思维进行消解，同时消解的还有凭借这种思维确立的自身权威。这使得美术馆在面对公众时，不再需要那么自信满满。

“不再自信”将为美术馆带来极大的解放。参与当下行动的美术馆，愈多地转变为空间的组织者，为公众的活跃思想和创造力提供平台，维护公众发表意见的平等性。这些行动，又是为公众被培养成为美术馆“主体”而做的起步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公共教育”的方式已经在发生改变，甚至有必要重新考虑“教育”这个词在这里的使用。美术馆与公众的关系被期待以另一种方式打开——美术馆不再是肩负重任的“传道者”，而获得“解放”；公众也不再是被动接受的“无知者”，而被认为“有知”。

先行与后发

双方从分别的“自理”状态中走出，以“先行”和“后发”的角色重新确立二者的互动关系。美术馆的策略性，在于先于公众成为“行动者”，权威的自我消解、对空间功能的重新研究，目的是为了唤醒公众走出与美术馆相离的状态，并期待后者的一系列后发行动。在此过程中，美术馆也并不需要从原权威者转而成为警惕的局面掌控者。

相较于公众的自我培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状况，美术馆更应该为公众将在这一过程中投入多大的兴趣而焦虑。而历史经验表明，即便表现为“激进”的行为，其根本上或是过渡性的，为反思并趋向缓进稳定的历史而存在。或根本就是合乎进度的。而美术馆能否彻底放下其传统自缚角色，在“自我解放”的状态下与公众互动，仍是美术馆界要面对的最关键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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