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对文学界稍加关注,就会发现,这几年,甚至十几年,批评界有一种特别矛盾的现象:如果从宏观层面谈论文学创作,我们的一些批评家总是面目严肃、言辞犀利,在这样的言辞中,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可谓病入膏肓,问题丛生,好像真的就要死了。可奇怪的是,几乎是同一批(个)批评家,一旦谈到具体的作家作品,却又往往言笑晏晏、天花乱坠,在他们口中、笔下,简直个个都是好作家、篇篇都是好作品。这就不能不令人疑惑:我们的作家作品都这么出色,那么整体的文学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呢?或者反过来问也一样:如果整体层面上文学危机重重的话,那么这些好作家的作品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鲁太光说“我们的作家作品都这么出色,那么整体的文学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呢?”【出色是“我的”,危机是“我们的”。】
某种程度上说,作家和画家都是为了塑造经典艺术形象,所创作的作品都必须具备很高的艺术形象辨识度。比如《白鹿原》和《红高粱》的人物形象辨识度都很高,这两部小说所用的文学语言完全不同,画面感也完全不同,因此画家在创作插图的时候,所用的绘画语言和塑造的绘画形象肯定是不同的。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国现在还有多少画家能够真正画好一本连环画?同样的,今天的文坛,相比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多少作家能够通过文学语言来塑造经典人物形象?今天的中国文坛和画坛,不缺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缺的是像过去作家和画家那样深厚的白描功夫……现在文艺界都特别注重思想,其实所有的思想,都是通过具体的文本和扎实的基本功来呈现的。你的思想如果不经过严格的文学语言训练,那就有可能是胡乱的思想,或胡思乱想。
——朱中原说“文坛和画坛,都缺少了往昔深厚的白描功夫”【基本功不够,胡思乱想凑。】
个人的狂野不一定是外在的,一个艺术家再怎么了不起,首先我觉得他应该遵守社会人大的定位。我首先是老师,然后才是艺术家。作为老师,是我对社会的一种贡献,所以我一定会去恪守教师的道德规范,对得起我的学生和同事;但当我回到工作室,所有的约束都不复存在,我应该像一个内心狂野的艺术家,敢作敢为,可以挑战所有的法规,不受拘束、不受制约去进行大胆的创作……所有的自由其实不在于我们的身外,而在于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的内心是自由的,我想外在的束缚其实阻挡不了我们的自由。
——陈琦说“如果我们的内心是自由的,外在的束缚其实阻挡不了我们的自由”【外在的束缚让我们觉得,内心不自由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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