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李颖：触摸历史的肌理与温度——观“决澜社文献展”_决澜社-美术-思潮-刘海粟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我国的美术重镇,无论是从事国画、洋画还是版画的艺术家们，无论其艺术观念是革命还是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我国的美术重镇, 无论是从事国画、洋画还是版画的艺术家们，无论其艺术观念是革命还是保守，传统抑或现代，也无论其技法是写实亦或表现，大都与这座国际大都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此次上海美术学院与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决澜社文献展”及以“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为主题而展开的“第二届近现代美术史大会”，就是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剖析现代主义美术在中国的流变。

成立于1932年的“决澜社”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现代主义美术社团，他们受到了欧洲“后期印象派”之后的现代诸艺术流派的影响，主张以一种创新开拓与自我表现的精神去创造艺术的新境界。我们今天去看“决澜社”艺术家们的作品与文献资料，并不是惊叹于他们作品的精致与完美——那些带有明显的模仿与山寨的作品或许已经很难让今天的艺术家们叹服，但是却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与梳理美术史演进的纹路。要想了解现代主义艺术在20世纪的演进历程，“决澜社”是一个打开尘封历史的闸门的钥匙。打开那扇大门，我们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对古老帝国的文艺如何面对现代文明思想的冲击、挑战与转型，都有一种近乎宗教信仰般的执着，思潮迭起，各种主义充斥其中，相互排斥又相互涵盖，具体的阐释充满矛盾与张力。

对于现代主义艺术的在20世纪美术中的地位与研究深度，在过去受到单线索研究方式的制约，并不全面与深入。近年来随着研究疆域拓展，才得以大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说起我国现代主义美术运动，在20世纪整体性的“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有着显而易见的与西方现代艺术的亲缘关系，同时也陷入对自身文化遗产的选择性继承当中——那是一种对其虽有眷恋,却又试图挣脱其怀抱，冲出一条新路的矛盾心境，直接体现为对传统，也就是旧文化的反思、反叛，而在具体的情境中，却仍呈现出游离、彷徨与依恋之情感。这样的矛盾与纠结，却不是用西方的经典现代主义理论就可以解释清楚的。毕竟，对于一个新兴的外来思潮，中国艺术家们在“拿来”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加入立足于自身生存境遇的再阐释。同时，在思潮迭起的时代，也还有其他的文艺思潮在碰撞与传播，这是一个非真空的，非单一线索的，非实验室中有预设条件的传播空间。当这些因素综合性地撞击在一起之时，艺术理论与创作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与矛盾性，也就展现出来。

乐观的现代主义者如刘海粟，早在西方现代派开始奠定学术地位的当口，就写出了一系列研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论文，将主观与情感的自我表现看作现代艺术的最大馈赠，抓住了艺术是最真挚的“生命表白”这样的本质，并从西方现代艺术对自身传统规范的“反动”中，重新认识到东方艺术的长处，由此解开了中西艺术孰优孰劣的纠结，也不再拘泥于“阿附迎合时代思想的东西”，倒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整理出一条独到的穿梭于古今中外的路子，最终能在中国画与西洋画的研习方面都有所斩获。理性的现代主义者如林风眠，在系统地梳理、学习、研究与思考后，对中西艺术取“调和”之态度，目的则是希冀双方“短长相补”，产生一种集合东西艺术优越性的“世界新艺术”。这种严谨与相对客观的中西态度，不仅成为林风眠终生追求的目标，也激励了一大批弟子在这条道路上探索，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激情的现代主义者如倪贻德及其“决澜社”的朋友们，态度看似最为激进，其实却最是游离，他们捕捉着最前卫的思潮，跟进着时代的步伐，期望与时代潮流扣紧联系，一方面追赶着西方现代艺术最新的动态，“野兽群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达达主义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都对他们的灵魂有所荡涤，一方面又要试探与捕捉中国艺坛的呼吸与现实，拯救“中国艺术界精神之颓废”。这种理想主义色彩颇为浓郁的尝试却因与时代关系太过密切，少了几分细嚼的从容，也因为与西方关系太过粘连而曲高和寡难接地气，还由于时代变迁的风云变幻，最终散落在了历史深处。虽然那种狂飙猛进般的热情如今看来仍然是那样的打动人心，熠熠生辉。

时至今日，美术史的研究，已经不再单一地坚持宏大叙事的立场，而是遵循艺术发生的细节与文脉的梳理。大数据时代研究者们的幸运之处在于，可以更为容易地获取资源，掌握与阅读更多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一方面重新阐释风云人物与重大事件的多重解读，一方面发掘失落与遮蔽的史实，使研究的肌理纹路愈发清晰，凸显历史的质感，触摸时代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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