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学西传重述文化交流史_研究-欧洲-思想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西班牙王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于西班牙媒体发表了题为《阔步迈进新时代，携手共创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西班牙王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于西班牙媒体发表了题为《阔步迈进新时代，携手共创新辉煌》的署名文章。文章提到：明代，西班牙人庞迪我将西方天文、历法引入中国，高母羡将儒家著作《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语。塞万提斯在作品中多次提及中国，其不朽名著《堂吉诃德》在中国广为流传。

在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思想文化很早就受到西方世界的青睐。近年来，在传统“西学东渐”研究视角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文明交流中的“中学西传”产生了浓厚的研究旨趣，并透过“中学西传”研究，重新勾勒中西文化交流史。

东西文化交流呈双向度

据学者考察，汉代以前有关中国的信息就已经开始西传。而元代来华的马可·波罗更是以《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在欧洲掀起一股“东方热”。但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研究编辑室主任任增强表示，直至明清之前，来华的商人、旅行者、使节关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基本都是浮光掠影或主观印象式的。

明代万历年间，随着欧洲直航远东的交流线被打通，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并活跃于此。大量传教士的著述和游记较之马可·波罗更为注重丰富而准确的具体知识描述，成为西方人广泛了解真实中国的文献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玲华表示，这一时期被学界视作严格意义上的“中学西传”兴起之始。

这一时期通过来华传教士的译介，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传入中国，人们在感慨西学东渐的魅力时，往往忽略了双向文明交流中的另一向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孝廷认为，很长一段时间，“西学东渐”占据文化比较的焦点位置，使得人们一直以为东西文化的交流是单向度的。近些年来，随着海外汉学材料的挖掘，学者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华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涉及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哲学等方方面面，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辐射面上对欧洲都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过程被称作“中学西传”。

这是两种文明之间并行不悖的双向交流方式。刘玲华告诉记者，“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几乎齐头并进，两种异质文化各自取长补短，既冲突斗争，又融合互动。

中华文化为启蒙思想提供资源

任增强表示，随着四书五经等的迻译，经籍西渐，中华文化深深影响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者，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蒙田、卢梭等哲学家。

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兴起，对于东方哲学的思考进入西方哲人的视野。刘玲华介绍说，借助于诸多中华文化典籍的译介文献，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将“中国圣哲”“东方理想国”的思考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

当欧洲很多启蒙思想家在为“探路”寻找适合变革的思想资源时，遥远的东方思想成了炙手可热的宝贵财富。刘孝廷表示，启蒙运动前期的代表培尔就吸收了中国的宽容思想、无神论思想和伦理哲学。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法国传播的集中代表，他在《风俗论》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伦理和科学，而且给出高度的评价。伏尔泰之后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也高度赞扬了孔子的实践哲学。孟德斯鸠则充分讨论了中国的法律、伦理和宗教等。17—18世纪之交，莱布尼茨对中国的关注、著述和影响，使其成为这一时期对中国关注最多、评价最高、成就最大的世界级思想家，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歌德在哲学上主要关注中国的伦理思想和自然思想。

文学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与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方式和渠道。任增强提到，法国传教士如马若瑟、宋君荣等人在中国文学西传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伏尔泰以马若瑟法译《赵氏孤儿》为蓝本改编为《中国孤儿》，在巴黎公演后引起巨大轰动。英国汉学家托马斯·珀西编译的《好逑传》在伦敦问世，旋即引发西方汉学界的注意，不久在欧陆出现了法、德、荷兰语的转译本。这些中国文学作品的西传，在欧洲引起了大量关注，黑格尔赞美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歌德在读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后做了一些理论探索，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辩证看待文化认知局限性

到了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出现由“热”转“冷”，对“中国形象”出现了负面消极评价。任增强表示，到20世纪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精神困惑与创伤，以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与摧残，西方世界又开始向东方寻求思想资源与精神慰藉，大量翻译和介绍中华文化。

刘孝廷认为，统观近代中国哲学在欧洲的浮沉，大体和欧洲人自己的思想命运有直接关系。启蒙前期的时候，大都对中国哲学赞赏有加，及至启蒙接近完成、欧洲中心论抬头，微词则越来越多。

正如刘玲华所观察，中学西传既与文化的本土特征、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相关，也与传播者的身份、传播媒介等密切相连。无论高度赞赏或是消极评价，西方汉学以他者之镜观中华文化，不可避免存在误读与曲解。从中学西传开始，西方汉学已经走过近400年历史。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总结说，近年来，国外研究的动机不再是单纯的好奇、兴趣与掠夺，而是以一种多样性的心态，带着对西方自身的质疑来审视自己和世界的问题。在刘玲华看来，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语境，提供了文化之间展开平等对话的可能，也使得关于中学西传的研究产生了新的动向。

任增强表示，从事海外汉学研究不可一味地迎合与赞美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挟洋自重，迷失于汉学的迷宫而忘记归途;但也不应该故步自封，追求纯净意义上的所谓本土性。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是出于认知自身的需要，而我们研究海外汉学，也是反观自我、回归自身的一种途径，在与海外汉学的互看和对话中，以启发我们对中华文化进行新的思考。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梅谦立认为，过去的中学西传研究主要是西方学者扮演主导角色，因为他们有语言优势。最近20年，国内很多大学重新开设了拉丁文课程，很多年轻学者能够掌握多门欧洲语言，他们构成越来越强大的研究团队，能够跟西方学者展开更有深度的研究合作，开启了研究的创新空间。

(张清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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