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在Instagram时代回看安迪·沃霍尔，不只是“15分钟名人”效应那么速朽_安迪·沃霍尔-艺术-系列-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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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hol’s acrylic and silkscreen ink Self-Portrait (1964) © The Andy Warhol Foundation for the Visual Arts/Artists Rights Society

纽约。正在惠特尼博物馆举办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1928-1987）回顾展“安迪·沃霍尔：从A到B再归来”（Andy Warhol：from A to B and Back Again）上，一面充斥着明星与社会名流面孔的彩色丝网墙让人不得不联想起如今Instagram软件上相似的蒙太奇照片组合。这些出自这位波普艺术之王的作品已有30至50年的历史，对于展览策展人唐娜·德萨尔沃（Donna De Salvo）而言，这一系列的丝网印肖像恰恰是安迪·沃霍尔于半个世纪前在媒介技术、摄影和系列组合应用方面充满预言性的写照。

“在这个充斥着Instagram和其他众多社交媒体平台的时代，沃霍尔的著名言论‘每个人都能出名十五分钟’（everyone will be famous for 15 minutes）犹然在耳，照现在来看或许应该改成十五秒”，惠特尼博物馆国际事务副主任及高级策展人德萨尔沃这样评价这位“十五分钟名人”反精英主义者。这是自1989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之后第一场由美国艺术机构组织的大型沃霍尔回顾展，当年那场展览于沃霍尔逝世两年后举办，着重表现的是其波普艺术代表作以及60年代创作的“灾难现场”系列。

这场展览的目的远不止将60年代沃霍尔的名人肖像和现今的流行观展习惯相联系那么简单。流行、时尚、美钞、手枪、电椅、小报灾难、车祸现场、金宝汤罐（Campbell’s Soup Cans）、布里洛盒（Brillo boxes）、可口可乐、奶牛壁纸（cow wallpaper），凭借350件横跨40年的珍贵作品，展览期望证明这位1928年出生于匹兹堡一个斯洛伐克移民家庭，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学习商业艺术，随后搬至纽约、创办“工厂”（Factory）的波普艺术大师，即便是在1968年被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枪杀未遂捡回一条性命之后，贯穿其一生的创造力丝毫没有减弱。无论是他幽灵般的静物画作、50年代的“金鞋”（Gold Shoes）系列，还是他80年代的抽象画“罗夏”（Rorschach）系列都包含其中，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大众社会与人性万花筒与矛盾的两面。

同时，展览还深入挖掘了沃霍尔早年作为商业插画家以及50年代艺术创作的故事，也证明了他早期“高跟鞋”等一系列标志性商业素描画背后掩藏着其后期个人神秘色彩作品的密码。对于惠特尼博物馆而言，这是该馆在其甘斯沃尔特大街（Gansevoort）建筑里有史以来举办过的最大型个人展，它所涉及范围之广为展览造成了巨大难度。策展人德萨尔沃不得不劝说诸多艺术机构和私人藏家借展那些价值数百万美元易破损的作品，为了能够负担得起巨额的保险开销，博物馆甚至向美国政府的艺术和人文联邦委员会（Federal Council on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申请了特别保障。

展览围绕沃霍尔艺术创作的各个维度展开，包括绘画、素描、影像、宝丽来、雕塑、版画、广告插图、音频、著作等等，德萨尔沃在80年代中期就与安迪·沃霍尔本人有着私交，并曾为纽约苏荷区的迪亚艺术基金会（Dia Art Foundation）策划过两场沃霍尔的早期作品展（本次展览期间，迪亚基金会也与惠特尼博物馆联合展出沃霍尔于1978年至1979年创作的“阴影”系列）。 “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位非常开放但又羞涩且充满好奇的艺术家”，德萨尔沃说。1987年，时年58岁的沃霍尔因胆囊术后综合征不幸过早离世，二人的对话也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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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霍尔16毫米的系列电影长片也在惠特尼博物馆五楼的展厅及剧院内展映。这些影片中的大多数也可被视为人物肖像的一种，其中包括艺术家当时的男朋友约翰·乔尔诺（John Giorno）裸着身体洗碗、令人昏昏欲睡的6小时睡眠影像、沃霍尔在工厂创作“毛”主题作品的纪录等，德萨尔沃认为，它们细致描摹了某些沃霍尔“工厂”的古怪特质。除了画室之外，各种活动、电影拍摄、音乐现场、通宵达旦的狂欢、大麻、酗酒、性行为，充斥着整个“工厂”空间。展览并没有将重点落于消费主义、同性恋、流行与亚文化等惯常的沃霍尔标签上，而是希望引入一种全新的视觉语汇，一种全新的观察现实世界的方式。

1961年，安迪·沃霍尔在纽约布维特·泰勒百货（Bonwit Teller）的展示橱窗未售出任何东西，一年之后，在艾尔文·布鲁姆（Irving Blum）的西好莱坞费若斯画廊（Ferus Gallery）里，他将32个金宝汤罐排列在一起，但该系列只卖出四张。从列克星敦大街1342号（1342 Lexington Avenue）、东47街（East 47th street）的银色工厂、联盟广场33号（33 Union Square），到1967年至1973年关键时期的“德克大厦”（Decker Building）、百老汇大街860号（860 Broadway）、33街东22号（22 East 33rd Street）、麦迪逊大道148号（158 Madison Avenue），沃霍尔的“工厂”（Factory）如今大多已不复踪影。但他的作品仍频繁出现在T恤衫、滑板和时尚服饰与品牌内衣中。

在1968年枪击案发生的第二年，沃霍尔和英国记者约翰·威考克（John Wilcock）创办了《访谈》（Interview）杂志（最初被称为《INTER/view》），从一本电影杂志开始，后成为记录曼哈顿流行文化、艺术家、音乐人、电影人、作家等名人、挖掘潮流事件、打造时代先锋的一面旗帜；他先后推出《安迪沃霍尔电视秀》及《安迪沃霍尔的十五分钟》两套电视节目，参与著名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为摇滚乐队制作影片，并在时装秀及无数平面和电视广告中亮相。

策展人德萨尔沃表示：“在1949年安迪·沃霍尔搬至纽约后，因为在素描上的娴熟技艺，他很爽快地接下了《魅力杂志》（Glamour magazine）的工作。在整个50年代，他都有幸接触第一手的视觉传播运作流程——无论是关于图像的编放方式，还是怎么为诸如鞋子或是药物一类的产品制造消费的欲望。沃霍尔作为团队的一份子与艺术指导们并肩工作，其中的许多人不仅见多识广而且训练有素，有一些甚至有过包豪斯的经历。沃霍尔抢占良机，全身心地参与了将艺术指导们的想法落实的过程”。

受早期作为I. Miller鞋业公司做商业插画师的经历影响，沃霍尔创作了一系列金箔拼贴画。展览中，1956年的作品《克里斯汀·乔根森》（Christine Jorgenson）描绘了当时的跨性别名人克里斯汀·乔根森的一双鞋，有着两个明显不匹配的搭扣。同时，沃霍尔还创作过一系列带有蝴蝶结的阴茎以及描绘着便装的男孩们接吻的作品。

“从某些层面来说，沃霍尔将创作转向丝网印刷看起来是必然的。但和之前的作品有所不同的点在于，他在其中嵌入技法和对摄影作品的应用，因为此时已经可以从他的素描创作向前更加迈进了一步。有一部分丝网印刷确实是基于他先前的素描作品，但基于照片的丝网印刷对沃霍尔来说才是真正的形式和内容完美的结合，通过这种技术让图像浸染的做法恰恰是十分激进的转变”，德萨尔沃说。

德萨尔沃谈及在20世纪60年代沃霍尔创作中充斥着这种激进的二元性：1962年的作品《玛丽莲·梦露双联画》（Marilyn Diptych）中，玛丽莲·梦露“可能是一位变装女王”；马龙·白兰度既是女性眼中的万人迷又是同性恋偶像；在1964年世界博览会的纽约馆，沃霍尔的作品在FBI犯罪嫌疑人面部大头照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并起了一个双关的标题“最高通缉犯/最渴望的男人”（Most Wanted Men）。

Part 2

灾难、艾滋、死亡与艺术回归

在沃霍尔的晚期作品中，保持着一种刻意的模糊性，与此同时，随着80年代艾滋病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疫情的爆发使得人们对死亡与失去变得越来越熟悉，沃霍尔创作中生与死的终极议题、世俗和宗教的脆弱性主题也愈发凸显，例如创作于80年代中期晦暗的黑白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派拉蒙》（Paramount，1984-85）则色彩明艳，其灵感源自沃霍尔最后的男友、时任派拉蒙影业公司副总裁的乔恩·古尔德（Jon Gould），乔恩·古尔德于1986年因患艾滋而病逝。

“我认为沃霍尔最为复杂的作品之一就是重新创作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策展人德萨尔沃提及1986年的一幅重要作品《迷彩最后的晚餐》（Camouflage Last Supper），“我相信，安迪·沃霍尔的整个计划在根本上是想制造一种错觉。在创作该作期间，艺术圈正有关于修复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讨论。我们是否应该让画作保持原样？沃霍尔曾对此发表评论，他宁愿画作保持损毁的形态。他似乎具有将流行文化和艺术世界相串联的能力。当我们看一幅画时，我们也在看这幅绘画所蕴含的内容：或许是一件物件，或许是一个品牌——它们试图让我们相信一些东西，并最会将我们收买”。

在艺术圈还被抽象表现主义统治的年代，沃霍尔通过连续的复制方式以及色彩与印刷的变奏，将日常物品与现实景观提升到一种文物考古或世俗偶像的地位，这些标志性的画面使他成为了波普艺术之王与美国艺术至关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展览中，观者也可以看到沃霍尔与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创作的颇为前卫的作品、铜漆氧化系列（通过尿液创作）、黑色或金色大块墨迹构成的“罗夏”系列，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沃霍尔曾试图挽回抽象表现主义美学方式的创作经历。

他的许多谜题至今仍未解开：在“死亡和灾难”（Death and Disaster）系列中，画上呈现的薰衣草色阴影下究竟是不是的一把死刑电椅的丝网印刷图像？他的“榔头和镰刀”静物系列常常和震动器、巨无霸或者神奇面包放置在一起；当然用迷彩图案对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所进行的自由演绎也依旧扑朔迷离。“我一直相信，对一件伟大艺术品的终极检验，在于无论多少次重新审视它，你永远都会找到新的疑惑”，德萨尔沃说。

在1948年创作的一幅早期水彩作品中，安迪·沃霍尔童年时期所居住的工人阶级起居室内还保留着的梵高作品一般的椅子和迷人色调，那时他还只是一位“来自匹兹堡的害羞小子”；他并不是第一位将艺术纳入“复制”“量产”程序的人，但在一个强迫性消费主义泛滥的时代，他利用流水线下剥夺人类个性的商品取代了艺术品本身；在自我推销方面，沃霍尔也是毫不懈怠，这与他的标志性假发、“工厂”以及15秒内声名鹊起的艺术家们一起，塑造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明星光环；到了1963年，在《薰衣草灾难》以及一系列自我影射的自画像中，出现了锤子、镰刀、手枪、三K党十字架的扭曲并置，以及四幅骷髅画作中隐约可见的关于终结的表达。（撰文/Nancy Kenney、翁家若，翻译/楼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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