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文化书法直面虚无主义和西化主义_虚无主义-西化主义-身份-中国文化-提出

一、文化书法提出的话语背景2002年3月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作品展》，参展的学者

一、文化书法提出的话语背景

2002年3月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作品展》，参展的学者有：季羡林、启功、张中行、文怀沙、徐邦达、任继愈、周汝昌、史树青、冯其庸、欧阳中石、沈鹏、王岳川等十八位学者。我在中国美术馆《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作品展》总序中写道：“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审美表征。意趣超迈的书法表现出中国艺术潇洒灵动的自由精神，展示出书家空灵的艺术趣味和精神人格价值。正是书法艺术这一独特的精神魅力，使之在众多的东方艺术门类中，成为最集中、最精妙地体现了东方人精神追求的东方艺术。‘学者书法’在当代中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历代大学者在生前并没有求发达之思，但他们藏之名山的著述，却传之后世，泽被后代。当代著名学者尤其是高龄著名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著书立说，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见证和缩影。学者思想浓缩在其等身的著作中，而学者的书法境界则体现了他们深厚的生命情怀。学者的学术思想已经广为人知，而他们境界高远的书法作品也应成为当代中国书法中弥足珍贵的艺术珍品。人们将在读其书观其字中，感到他们道德文章和艺术境界的双重高远。举办首届“北京著名学者书法展”，意在张扬学者文化资源对书法艺术品格的提升，倡导全民爱好书法珍惜书法并不断拓展书法文化精神，这无疑对当代中国书法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新世纪中国书法之路是多元宽阔的。愿新世纪中国书法走向新的辉煌”。总序中提出了“学者书法”的概念，并将中国书法史上的“文人书法”和当代“学者书法”区分开来。

2003北大书法所成立，于是我在“文人书法”“学者书法”基础上，提出北大书法所的高级书法人才教育目标和纲领是“文化书法”，而教学方针或理念是“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于是，“文化书法”这一全新观念在书法界成为了论争和认同的文化博弈。最初批评的声音攻击的姿态不少，我神定气闲地看全盘西化者的反文化表演，并对他们的攻击文章不予理睬，只是在他们自相矛盾中最后著文加以批驳。

大体上，对待误读或攻讦有三种态度：一是鲁迅式的以牙还牙，绝不手软；二是季羡林式的保持沉默，从不辩论（季羡林：我提出在“文化拿来主义”之后走向“送出主义”，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我不辩论，因为中国的崛起谁也挡不住）；三是对一切误读攻讦表示轻蔑，不打口水战但著文以减少误读，正本清源，以正视听。我采取第三种态度。

回想十六年前的2002年，我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一部影响不小的著作——《发现东方》，提出整个世界21世纪的主要工作是重新发现东方大国——中国，而中国学者的主要工作的文化输出——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我想，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当属书法，而且，“汉字文化圈”中最重要的艺术就是书法，书法书写的正是捍卫“汉字文化圈”和扩展“汉字文化圈”的汉字，如果让中国文字、思想、艺术走向世界——普世化，全球化的重要的方法非书法莫属。甚至可以说，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并让世界发现东方大国中国的第一步。实践证明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海外孔子学院500所不断扩展，从星星之火直到燎原之势，到目前已经有1亿多外国人学习汉语，有70多个国家将汉语作为大学必修课，并列入高等教育升学考试体系。这是我将书法作为中国文化输出第一步的重要原因，也是我进一步提出“文化书法”——书法必须有大国气象，才能成为世界可以直观了解中国形象的审美表达。

于是2003年，我在北大书法所成立后的繁重的教学工作中，一直在探索综合性大学书法所书法文化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并向季羡林、金开诚等前辈的多次讨论请教，在多年前提出“书法文化”“学者风”概念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文化书法”的概念，作为北大书法所研究生教学的某种探索。于是“文化书法”的理念更为明确：“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成为文化书法美学内在规律的进一步总结，并运用在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研究生教学中，逐渐成为被北大书法专业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在几届研究生教学工作中，得到了书法所教授团体和研究生们的不断充实和认同支持，并逐渐成为北大书法所的教学指导思想，并被同学们简称为“十六字方针”。然而从提出“文化书法”开始，一些人不理解甚至误读，我认为这很正常。只要是善意的批评，我们都虚心接受并不断反省改进自己。而对于充满火药味的全盘否定肆意攻讦，我们则看成道不同不相与谋而不予理睬。

读了李廷华的《评王岳川教授的文化书法》充满曲解和后殖民情绪一文后，感到他对北大书法所提出的“文化书法”有严重的对立情绪，其某些意见值得北大书法所在教学实践中参照，但该文严重地误读了我提出的“文化书法”及其作为北大书法所教学观念的“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本意。尤其是对李文那种颐指气使的无聊误读感到惊讶，他这种后殖民偏激情绪使我对他的看法反倒更不在意，没有必要对这种建立在一厢情愿后殖民主义情绪化的指责完全没有必要与之纠缠不清。因为道不同！

因此，我仅仅想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身份重新建立的基点上，申说几个关键问题。因为，面对“文化书法”引出的争论问题背后的后殖民文化学术深层语境是不容忽略的，对文化身份和文化输出的空洞轻率的攻击在学理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说到底，这是一个站在不同认识层面获得不同看法的文化错位事件。

正当的学术争论是正常的，而误读和偏见尽量避免为好。老子说的好：“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诚哉斯言！

二、为什么要提出“文化书法”？

学术研究大体上有三种态度，一是自己无所建树，只靠一味攻击他人观点而想走红；二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而运用丰富的材料达到自圆其说；三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力求在理论上有新的推进。我采取第三种但略加修正——小心假设，大胆求证。

在对西方“丑学”思潮对中国书法影响加以考察后，我注意到一些书法流派出现“反文化、反美学”倾向，我在自己“小心假设，大胆求证”的原则下，谨慎地提出“文化书法”的观念，并尝试着在北大教学实践中不断验证并逐步作为北大书法所教学的新美学原则。提出“文化书法”这一书法文化理念后，引起了文化界书法界的关注，并有众多师生和同道认同支持，当然也出现过两三位邪气很重的质疑甚至攻讦者。

我固执地认为：一种真正的思考，总是将自己的理论置于国际文化大视野中，去思考中国文化身份艺术身份问题，所触及的学术前沿问题往往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和理论眼光，关注现代中国的文化身份书写。我从事西学研究近20年并奔波于欧美亚四十几个国家，意识到欧洲中心主义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因此十六年前撰写《发现东方》一书强调西方中心主义走向终结和中国形象的文化重建，并努力艰难地在海外传播中国学术文化和书法文化。

美国概念艺术祖师约瑟夫·科苏斯（J .Kosuth）有一段相当惊人的露骨坦白：“因为我们美国没有一种真正的民族个性；我们将现代主义作为我们的文化。我们以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改变了其他文化，并赋予这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的外观。由于各民族文化纷纷退却让给我们地盘，它们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有意义的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正是出于对这种单方面的文化全球化的警惕，我才不断地提出文化书法的价值和身份问题。

我在25年前主编出版的260万字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1993年编，1995年出版），提出“书法文化”时也遭到某些人的恶意攻击。二十多年过去了，“书法文化”已经成为了书法界和文化界的共识，那些攻击者声音已经消逝殆尽。事实上，我在“书法文化”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书法”，受到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的启发。杜维明将“中国文化”语词加以调整而成为“文化中国”，置文化于中国之前，突出加强中国文化，化中国文化于世界，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接轨，走向世界。从结构分析而言，杜维明先生的“文化中国”当是“中国文化”内涵的扩大。用浅层的形式逻辑看似乎不同，从高层的辩证逻辑看却充满了新意。

当年北京奥运会徽使用了中国印章，奥运会徽下面的年代用书法书写，这告诉世界：毛笔有其不可缺代的魅力。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正可以通过书法这一桥梁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让西方人更多地体认中华文化。换言之，文化书法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中国范围内，它将重新思考文化与书法、书法与世界、世界与精神生态的内在联系，从范畴、概念、命题、形式、方法等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书法观念、书法形态、书法审美风尚，以此丰富世界艺术和文化，促进东西方的充满善意的对话。

“文化书法”接续了千百年来中国“文人书法”传统。从文字诞生并被书写时开始，书法就从来不是单纯的艺术现象而是以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出现。文化书法提出具有六个方面的诉求:强调“文化书法”是北京大学的特色，文化书法是大学书法教育的纲领，意在恢复传统中有生命力的经典仪式、生活方式和书法感受方式；强调“文化书法”与“书法文化”的紧密关系，强调中西艺术文化整合的创新；强调“文化书法”与传统守成和未来拓展的关系；强调“文化书法”对当今书法出现的问题有加以反思的要求文化书法必得要纠正时尚书法的书法唯技术主义，书法唯美术主义，书法唯民间主义，书法唯视觉主义，书法唯本能主义，书法媚外主义，书法消费主义，书法拜金主义，书法部落主义，书法市场主义；强调“文化书法”关系到中国文化形象，不能全盘西化，而是要不断拓展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强调在大国崛起而国家强调“文化软实力”的时刻，进一步坚持书法文化创新而推出“文化书法”，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从主体性的误区——小我一己的狂妄中走出来，进一步坚持书法文化创新而坚持书法的文化高境界。

“文化书法”是否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这自然不是那些目光短浅者所能展望的所不希望看到的。“文化书法”不管反对者是否充满敌意都已经定位为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的办学纲领上。知易行难，我不仅提出文化书法的理论，而且也长期身体力行为自己理想联合更多的志同道合者打造出了一个实践基地，在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招收海内外100多名书法访问学者和书法博士硕士，以及四百多名书法研究生和书法精英班学员，到海外办多国书法展30余次，以完成文化书法的理想，推动书法的守正创新——既回归书法本原又开出新义，真切展示出中华传统之代表书法的精蕴真义。我相信，高等学府培养高端书法精英人才，对中国书法界长期从业余自学走向大学体制专业训练，有百利而近乎无一害。可以说，必要的学术文化训练可以修正书法界的急功近利倾向，还可以为真正的书法家提供将文史哲考古作为中国知识型阐释的文化平台。

三、为什么要坚持“文化书法”的精神高度？

文化书法意在重视书法的文化修为和文化软实力的海外传播，至于是否如有的反对者所说的能否反腐败倒是文化书法的弱项，更遑论反贪官之类。近些年来，书法高等教育的蓬勃兴起，书法本科、书法硕士、书法博士和博士后教育的展开，以及教育部成立的全国书法考级委员会，都表明中国作为书法原创国重兴国粹、再创辉煌的文化自信力和体制性保证。因此，当代书家不应只满足于技术性的创新或拓展，而应该使自己“文化化”。书法不仅仅是技术，它更是一种“道”，最高的书法境界是哲学。只有具备了超越性精神境界，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具有学术文化精神的书法家。

文化书法尽管在众多书法流派中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流派的风格，但从本质上说并不想成为一种流派，更不是一种书法试验，而是一种对技术中心主义的抵制和对书法文化价值提升的文化诉求。文化书法强调书法的文化内涵，摈弃任何形式的“本能”创作，抵制各种低俗的“平面文化”。书法不仅仅是写字，书法不仅仅是单纯的形式，而是一种沟通人与我的文化之道载体。书法的精神内容和形式结构都有其文化性，但在形式方面应警惕非文化和泛文化的倾向，而精神内容上则要注重书写内容的完整性、意义的超越性、心性的合拍性，这应变成书法创作中最不可缺少的要素。贫乏的语汇和平庸的才情表明书家阅读的匮乏和笔下的单薄。可以说，没有文字学、音韵学、诗词学的文化背景，很难创出高水平的书法作品。相对于技法而言，精神、心性、气质、学养上的问题更需要不断拓展和深化。

文化书法是面对世界全盘西化的现代派后现代派书法的文化纠偏。提倡“文化书法”表明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用书法的全球播撒来打破世界审美感性单一化倾向。文化界和书法界的一些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书法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书法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这种文化虚无与文化失败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四、为什么提出北大书法所教学十六字教学理念？

十六字理念并不是像有的鸡蛋里面挑骨头之人所说的那样有什么矛盾。其实，望文生义容易，深切理解很难。

“回归经典”是整个书法史上强调对历代书法经典的整体回归，其意图在于对那些反文化反经典的书风的当头棒喝，对书法史上经典作品的全面重新体认。

“走进魏晋”凸显中国书法回归经典中最为重要的是走进文化自觉时期的魏晋情怀、魏晋精神、魏晋风度、魏晋风骨。魏晋是中国书法真正觉醒的时代，广义上的魏晋书法包括魏晋南北朝。当代书法追求的书法气象风骨，应既包括魏碑的方正雄强，也包括晋帖的萧散通脱的风度。优雅的“晋韵”与文化含金量很高的“二王笔法”已然成为中国书法的格高韵深、直观玄远、生命体悟的代表，“魏晋风骨”使得书法成为人寄情抒怀的精神慰藉和追求高迈人生理想的文化载体。

“守正创新”是对那些文化弑父的西化书法的提醒，对北大书法教学方向的“守正”要求。我既不赞同对传统书法简单地陈陈相因亦步亦趋，也不欣赏对现代书法的表象描摹因袭。守正创新要求书法发展方向正。那种一味西化地将中国书法加以降解，甚至走到反经典非经典的地步，其文化心态是一种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误区导致的文化不自信和书法不自信。

“正大气象”对当代书法教育提出了很高的审美文化要求，因为当代中国崛起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必须在正本清源之后有大境界大气象大美学。中国书法新世纪复兴需要书法大家，需要具有经典型严谨性的书法大师。

五、为什么真切地重建“文化身份”？

那些连当代最重要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中关键词“文化身份”都不知道的人，其学术研究的浮浅颇为让人生疑。其实，文化身份是当前国际学术和艺术批评的重要原则。文化身份意味着一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它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的前提条件。文化身份是“他者”在自我文化的对照中出现的。文化身份隐藏在社会的各种力量和抗争之中，由内部差异决定，如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语言、和平、消费网络，以及个别存在价值等等都与文化身份紧密相关。同时，文化身份还同若干词语紧密相关，如“身份体系”、“身份建构”、“身份重建”、“身份危机”、“身份冲突”“身份认同”等。（参王岳川著《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如今，文化身份已然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性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认同。就中国而言，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凝视(gaze)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虚构出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被屡屡误读和误解，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的阐释的“双重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只有破除这种阐释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文化身份是后殖民时代书法书写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也是分析全球化时代中国书法海外传播的一个关键性范畴。文化身份在不断地修改并重新书写，如果是书写得成功，他就获得新的文化认同；书写得不成功，他就产生文化自卑，最后偏离西方中心的身份认同，而成为一个对西方的批评者或者是西方的边缘人物。

正是从生态文化发展的意义上，我在传统“文人书法”式微之后提出新世纪“文化书法”的理念，并坚持认为：就目前中国书坛而言，强调书法的中和品格、创新意识、生命体验、高妙境界等的紧密关联，对中国书法的国际形象和文化身份提升其意义谁也抹杀不了。

六、为什么提出书法文化输出策略？

在村落式狭隘的批评者看来，书法就是自我一伙人把玩赚钱的东西，没有什么国际视野和文化输出问题，将极为重要的书法文化输出看成是完全多余的，此说危害甚大！其实，稍微有点国际文化视野的人都清楚，中国书法在国际书法艺术界中遭遇长期“去中国化”的过程。“去中国化”现状隐含着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企图。国际书法领域的“去中国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文字上的“非汉字化”乃至“废除汉字”。二，形式上将西方现代性无限拔高，将中国风格整体贬低，将西式美术风格全面强加在书法形式上，突显“现代性”的霸权话语，从而将书法形式“去中国化”，三，认为中国历史和当代上没有任何创造，只有听从西方后殖民话语。

我长期在国外教学和巡回讲演，努力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尽绵薄之力。在国际书法活动中，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文化战争火药味。我坚持宣传中国学术文化和中国文化书法，为中国文化的崛起和文化身份重建而尽力。我在国际书法文化争端方面站出来反驳韩国人所认为的王羲之书写《兰亭序》的蚕茧纸是高丽纸的说法，还反对韩国学者提出的取消中国书法、日本书道的名称而统一为韩国的“书艺”的说法；韩国在成功“端午祭”申遗之后开始了书法申遗，我则坚决支持中国书法申遗；反驳韩国说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反对韩国人所说的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等，反对老子孔子李时珍是韩国人的说法等。我不仅出国在国际会议上严肃驳斥对方，而且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讲演中一再申说，努力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和书法原创国的历史真实。如今却有人跳出来说，文化输出虚幻而无必要，其话语动机和行为做派颇耐人寻味！

在我看来，书法作为大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应该在当今文化重大转折中凸显中国文化立场。新世纪的国际文化景观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对此，我们应该在可持续的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态平衡中，将东方书法文化的和谐精神不断播撒整个世界，在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进程中，使中国书法文化整体创新成果逐渐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东方精神元素。

中国文化在新世纪当然要整合世界优秀的文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包括文化书法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主体仍然是必须中国人自己创造或创新，那种等着“他者”给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化输出的呼吁已经成了防止“文化战争”的“文化国策”——君不见中国的“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已经遍布世界各国，它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向海外输出中国文化，而我这些年足迹遍及欧美长期巡讲，顶着压力坚持输出包括文化书法在内的中国当代创新文化。（参见王岳川著《文化输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东西方书法文化真正互相学习的时代在季羡林提倡、北大书法所多年努力下逐渐成为现实，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却为此而痛心疾首？其立场所在昭然若揭。

七、为什么坚持在文化书法之路艰难探索？

英国撒切尔夫人去世之前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这说明，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的空前重要性。我们切不可为一些人错误说法而一叶障目！

以“文化书法”为教学纲领的北大书法所成立已经快十五年了，“文化书法”在探索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同道的认同感和支持，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北大书法所的“文化书法”群体注重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以建立东方书法形象；文化书法的当代意义在于，提升作为人类新感知方式的媒体平台，改造世界单一西方化的审美知觉。文化书法呼吁中国书法复兴，其新世纪意义不能被肆意抹杀。因为，书法是汉字历史和人文意味的审美体现，书法是经史子集的意义呈现，书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已经达到8000万之多。我从半个世纪的书法临习和创作中深切地体悟到：书法在初级阶段是“写技法”和“重结体”，中级阶段是写“人”和“情感”，高级阶段是写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精神”。

北大书法所墙上悬挂着季羡林先生的书法题词“文化书法”。我的耳畔响起了季老的给北大《文化书法》刊物的题词：“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将海内外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团结起来，在深邃的北大文化土壤中培养新一代的书法博士和研究生，这实在是令人欣慰的事。北大应该坚持‘文化书法’的方向。因为，大学书法不仅是艺术更是文化，也是学者们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从研究生们作品集充满文化气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书法的文化风貌和学术精神”。

《论语》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毁我谤我，早已无所谓，我当在误读攻讦中九死未悔地坚定前行，并接受时间的严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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