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星期五沙龙：当代艺术视角下的新史学研究_狄源沧-星期-学习班-成员

　▲1978年9月3日，狄源沧和14位“星期五沙龙”的影友在大觉寺摄影采风

　▲ 1978年9月3日，狄源沧和14位“星期五沙龙”的影友在大觉寺摄影采风，吕小中摄

　　“星期五沙龙”，不是一个上流社会在豪华会客厅中的社交场所，也不是一个学院式的研习营，而是一个源于在“文革”苍茫大地之后，贫瘠的土壤中长出的荆棘绿洲，在严酷的冬季结束之后，春风所吹拂而生的野草。

　　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位于北京电影制片厂职工宿舍大院(新太平胡同11号)西南角的两居室，即池小宁(1955-2007)的家里，一群爱好摄影的业余学习者，正在聚集，他们自发形成了一个学习班。他们展现了在特殊历史时期年长一辈知识分子和年轻一代摄影爱好者之间，自我组织、自愿参与的无偿摄影教育与实践。

　　他们自己研究摄影器械，自己设计并制作器材，研究摄影理论，每周五，或其他时间，他们自发组织在池小宁家学习摄影、英语或者前往郊外采风，这就是“家中的摄影班：星期五沙龙1977-1980”，虽然只在短短的三年，但摄影班的所有成员们，都无疑在这三年之间获得了每个人各自不平凡的一段阳光洋溢的时间。而这，也成为了历史的记录，在“文革”的破冰之后，记录了在那特殊时期下的中国，以及那时人们的现实与精神世界。

　　这个在池小宁家中大约持续了3年的摄影班，现在被称为“星期五沙龙”，其主要形式是年轻的摄影爱好者向年长一代专家学习摄影。家庭学习班，这一特殊现象有别于一般的家庭文艺沙龙，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与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随着“上山下乡”运动式微以及“五七干校”相继解散，陆续返城的知青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或被分配工作或进入了新的生活情境，两代知识分子在调适的过程中，多数在工厂当工人的年轻人求知若渴却无处可学，年长者则苦于无法充分发挥被搁置已久的专业知识。一些年轻人主动到乐意倾囊相授的年长一辈知识分子家中请教，催生了这种自愿自发的学习小组。

　　从历史开始进入，我们通过那泛黄的胶片背后，看到从1976年下半年开始，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修配车间工作的池小宁和同事钟星座，到厂里的广东籍电影摄影师陈国铎家中请教摄影的情景。

　　约1977年春，陈受邀成为“星期五沙龙”的第一位老师，开始在池家讲课，通常是每周选择一晚上课，讲授曝光和胶片冲印等基本技术，以及人像摄影的技巧等。早期学员主要是“北影”职工子弟。短暂授课的其他老师还有“北影”的摄影师李维明和杜煜庄，北京照相机厂的技师郝小石等。

　　随后，临时分配到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科影”)担任特效摄影师的摄影评论家狄源沧(1926-2003)，大约于1977年冬或1978年春受邀前去池家授课，成为学习班的主要导师。狄源沧介绍了很多摄影爱好者前来听课，并邀请到钱绍武、邵柏林等老师教授艺术课程。慢慢地，“北影”宿舍有个摄影班的消息不胫而走，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他们通过朋友或老师介绍到池家上课。人数最多时，有超过40名学员来到摄影班上课。由于家门口堆放了太多自行车，甚至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这是一种近乎野生的状态，它几乎是所有关于中国那个社会大变革时代下，其他更多自发生长团体的一个分身或侧影。空间本身是游离而不确定的，它可能诞生在这座复苏的城市中的任何一个社区或角落，甚至于一座民宿的二楼窗户中，或是某个外交公寓、厂矿社区、某个历史遗址的农村周边、甚至于学校宿舍。

　　我们甚至能够想象出那样的一个社会状态，某种无政府主义状态的社会后遗症，在权力和管理的真空缝隙中，就如同石板夹缝中所诞生出来的那些飘落在此处的野草种子。或许，这正是某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现实场景。

　　这在“家中的摄影班：星期五沙龙”中，展现的正是如此，野生意味着未命名，正如存在主义所说：“存在先于命名”。而这一“星期五沙龙1977-1980”的名称，正是若干年后对此的回溯和诞生，这一现象，应对着的，正是关于我们所想象着的，那样一个关于自由乌托邦的世界，而在这自由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界限是模糊且延异的，正如那些在这空间中所流动的老师和学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成员”。

　　如果说担任一名特效摄影师是大材小用，那么向年轻学生教授摄影则为狄源沧提供了分享知识的空间。授课时，他将摄影置于更广泛的艺术领域之中，联系并借鉴国内外其他艺术门类，如水墨、音乐和诗歌，从而拓展了学生文化艺术层面上的认知，并向学生展示了摄影作为表现性媒介的可能，而非只是政治宣传的工具。除了于星期五晚间在池家授课外，狄源沧和这些摄影爱好者们还在周末或假期到北京郊外的山区和村庄(如大觉寺、十渡、顺义东府村和海坨山等)进行摄影采风，拍摄当地的风景、村民活动或肖像。此外，为了总结学习心得以及互相交流，他们于1979年1月在池家举办了唯一的一场内部观摩展览。

　　正如其野生的本性，它们由于其自由的属性，聚合而又离散，它们不会是一个具有延展性和继承性的组织化团体。在那次唯一的一场内部观摩展览后，团体成员本身由于自由所带来的不稳定态，使得整个团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初生、发展到解散的过程。

　　狄源沧在1979年之后，越来越多地被邀请到各地文化馆和大学举办公开讲座，而池小宁作为助理电影摄影师的工作也让他频繁出差，多数成员也因工作而无暇上课，于是这个摄影学习班在1980年前后逐渐解散了。但是学习班所提供的、彼时极为难得的摄影教育和实践机会，使大部分成员相继找到了和新闻出版、影视或艺术相关的工作。

　　如水中的一颗幻泡，“星期五沙龙”走完了它自身的命运，如一颗蒲公英，它随风把种子带向了更遥远的地方，每一个成员都是蒲公英自身的一部分，他们奔走向四方，在更多的地方，扎下自己的根和各自新的生命。

　　这或许正是关于生命寓言的另一道风景，它在以群体为载体的社会性中存在，一种流动性，一种信息交换，有丝分裂，转录和逆转录的社会学的生物学意义。在这里，在生命意义上的社会学现象中，每一个蛋白质坈余，都是其痕迹，正如在作为展览的主体“星期五沙龙”成员的实践和活动，通过以一系列文献资料所呈现的那样，当时的习作、记录郊外采风活动的照片、参考书籍、授课的讲义、学员的笔记本与日记、手工制作的相册、当年使用的相机，以及他们制作的放大机和投影仪等。展览也展示了一部于近期拍摄的影片，14位成员在访谈中叙述着他们对往事的回忆。

　　对蛋白质坈余的研究，就是对生命过程的研究，也是对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学研究，它是我们对探寻生命本质或社会本质探索的一道基底性研究。在创立即对中国摄影历史及实践予以持续关注的泰康空间，将该展览作为从19世纪中期摄影术进入中国开始，直至当下，摄影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艺术媒介、传播工具乃至大众文化现象，渗透、影响和形塑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留下的时代形象，理解当下线索的案例进行研究。

　　正是如此，泰康空间的此次文献展览“星期五沙龙”，以当事人的身份进行叙述，为我们研究中国自文化大革命末期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文化社会生态，打开了一条通道。

　　历史叙事，在当今西方史学界所启动的新史学研究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某种依赖于过去的时间轴大事件叙事、名人传记等历史研究模式，已经转换到了对非大事件叙事和非名人传记的领域，它们展现了作为社会生态的全景观之下的局部世界，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此次展览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以当代的眼光重新回溯历史，以历史研究为基础重看当下。正如泰康空间所展现的那样：

　　“这是一段独一无二的艺术事件与意义深远的时代证词。而他们的摄影故事，恰是打开过往与当下通道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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