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浙江美术馆线上讲坛启动：愿时疫尽除，男耕女织，国泰民安_耕织图-其耘陌上-网上讲座-翁连溪-艺术的诗情与劳作的画南宋-康熙-西洋-套印本

编辑：邹萍来源：雅昌网

新国学：毛泽东|刘基元新国学教育概览|新国学精神|明学与明品生活 |

庚子新春，新冠病毒大疫肆虐华夏，面对严峻的形势，众志成城的中国以超乎寻常的气魄与疫情展开决战。举国抗

庚子新春，新冠病毒大疫肆虐华夏，面对严峻的形势，众志成城的中国以超乎寻常的气魄与疫情展开决战。举国抗疫，浙江美术馆也在行动，以艺术为武器，积极开展数字美术馆线上服务，抚慰人们心灵，振奋大家精神，陪伴每个人共度这段艰难的时光。

在农历新年之前，浙江美术馆曾举办“其耘陌上——耕织图艺术特展”，借历史上以“耕织”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反映农耕经济的盛世图景和诗情画意，寄托着新一年丰收吉祥的美好愿望。而今天正值“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节气可以说是时间的诗意。“东风解冻，散而为雨”，雨水前后，万物开始萌动，气象意义上春天正式到来了。因此，我们此次“网上讲座”将由“其耘陌上”展览学术顾问之一的翁连溪先生，为我们详细梳理“耕织图”发展脉络，同时选取展览中部分作品，揭示“耕织图”由“实用”向“实用与审美兼备”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耕织图”的内在意义更在于它“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在大地回春，生机勃发的此刻，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即是美景，也是对生态失衡引发灾难的警醒。

本次展览策展人董捷教授在策划本次“网上讲座”时曾发信息说：“愿时疫尽除，男耕女织，国泰民安。”短短一句话，道尽了我们的愿望与期许，在雨水润泽万物，天地间一派开春气象的时间“诗意”当中，通过“耕织图”的诗情画意唤回社会和谐发展的美好画面。

主讲人简介

翁连溪，198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古版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委员、民间古籍收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印刷学院特聘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传统写印材料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文物出版社古籍整理学术顾问、北京华严古籍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在职期间主要从事故宫所藏明清内府刊刻书版的保管与整理工作，提出“书版数位典藏”的保管方案，填补了国内外雕版整理方法之空白。研究方向为古籍版本、版画的鉴定、清代内府书籍的鉴赏、古代雕版与印刷技法的研究、古籍善本的整理与利用等。

出版论著《清代宫廷版画》《清代内府刻书图录》《清代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清代内府刻书研究》《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主编《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编—内府雕版》《中国佛教版画全集》《中国道教版画全集》《欧洲藏冯氏中国古版画丛刊》等，其中《中国佛教版画全集》并获政府出版提名奖。先后在《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文物天地》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或参与了“清代宫廷版画展”“武英殿印刷技术展”“盛世文治——清宫典籍文化”“天禄珍藏—清宫内府本三百年”等故宫博物院内多项展览。

艺术的诗情与劳作的画意

——耕织图的发展与演变

主讲人/翁连溪

中国古代重视农业，表现农耕蚕作场景的图像，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画像砖；至宋以前，则多见于壁画，为零散而单一的“耕”或“织”图，并未系统化。南宋时期，《耕织图》形成完整的体系；元、明、清皆有绘制《耕织图》，逐渐成为实用与艺术兼具的题材，是中国古代画苑中历史悠久、递嬗有序的一个品类。同时，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使《耕织图》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推广过程中，其版本、载体、功能不断演变；不仅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农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且远及欧洲，在世界农业史、艺术史上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

现知最早的刻本《耕织图》，为南宋楼璹所绘；其后历代版本都是以楼图为祖本。楼璹，字寿玉，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任於潜（今浙江省临安市）县令。他“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创作了诗图并茂，详实记录耕作与蚕织的系列图谱—《耕织图》。南宋嘉定二年(1209)，其孙楼洪将其所绘《耕织图》以石刻付之墨版，后曾孙楼杓据图再版，南宋理熙元年（1237）汪纲又以木刻复制拓本。

今以上诸本无存，现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一部日本延宝四年（1676）狩野永纳刊本《耕织图》（图1）。此本依据明天顺六年（1462）江西按察佥事宋宗鲁本翻刻，而宋宗鲁所据之底本是来源于楼洪或汪纲的翻刻本，因此日本狩野永纳本是据今可考证楼璹《耕织图》最早的刻本。此外存世还有南宋绘本《宋人蚕织图》（今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图2）、元代程棨绘本《耕织图》（今藏美国弗瑞尔美术馆）（图3）、明代万历刻本《便民图纂》（图4）、嘉靖刻本《王祯农书》（图5）等，均摹自楼图或加以改绘。

图1 狩野永纳摹写南宋楼璹原作

图2 南宋绘本《宋人蚕织图》（局部）

图3 乾隆三十四年勒石拓本（清宫画院据元代程棨本耕织图翻刻而成）

图4 《便民图纂》

图5 《王祯农书》

在众多历史版本中，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内府刊刻的《御制耕织图》（图6、图7），是历代《耕织图》中最具盛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更是中国古代版画史上一部传世经典。

是书为木刻套印本，由内廷画家焦秉贞绘图，布图与楼图大同小异，但焦图中的风俗易为清代，在题材选择和内容编排上也有独创之处。楼图“耕”21 幅，“织”24 幅，合共 45 幅；焦秉贞在“耕”图中增加了《初秧》《祭神》两幅；“织”图部分删去《下蚕》《喂蚕》《一眠》三幅，增《染色》《成衣》两幅，合共 46 幅；图序亦有变化，每图除保留楼图的五言诗外，另刻康熙帝御制七言诗一首于图上部。从印刷方法上来看，是书上下各一版拼版印刷（因为诗与图有不相符处，从墨色上下看亦有不同，应套版或拼版刷印）。卷前有康熙三十五年御制序，序文前后钤“佩文斋”“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之章；每诗前后钤“渊鉴斋”“康熙宸翰”“保和太和”之玺；“成衣”图下镌刻有“钦天监五官臣焦秉贞画，鸿肪寺序班臣朱圭镌”。

图6 康熙三十五年朱印刊本(玺为朱印)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时，江南人士进献藏书甚多。根据万作霖《农书》记载，其中有陈旉《农书》、秦观《蚕书》、於潜公（楼璹）《耕织二图诗》，三种皆为宋版。推测当时宋楼璹《耕织图》尚存于世。康熙皇帝读后认为“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拳拳于此至深且切也。”遂命内廷画家焦秉贞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同时“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胼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其情状。复命镂版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

《国朝画征录》载：“焦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 其位置之自近及远，由大及小，不爽毫发，盖西洋法也。康熙中祗候内廷，圣祖御制<耕织图>四十六幅，秉贞奉诏所作……旋镂版印赐臣工。”特意强调了焦秉贞绘画是“西洋法”。《国朝院画录》中也称 “参用西洋法……善于绘影，剖析分寸，以量度阴阳向背，斜正长短，就其形之所著而色，分浓淡阴暗焉。故远视则人物、花木、屋宇皆直立而形圆，以至照有天光，蒸为云气，穷深极远，均粲布于寸缣尺楮之中。”

正是因为焦秉贞绘画兼采西洋构图法，中西合璧，使《御制耕织图》成为一部中国古代版画史上异军突起、别开生面之作。比如，楼图大都为正面取景，焦图多以成角透视，按远景、中景、近景顺序取景；楼图人物多以正面，焦图则多是四分之三侧面。不过，在这种单线的线条图中，西洋透视画法难以得到更彻底的体现。据考证，焦秉贞绘《耕织图》原作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该图纸本设色，西洋画法的特征就更为明显。楼图简约粗率，焦图工细纤丽，可谓各擅胜场。或者正因为过于追求工丽秀雅，焦秉贞笔下的农夫多显软弱无力，举手投足之间更似书生；农妇则婀娜娉婷，宛若大家闺秀，却难称神肖形似，为粉饰太平刻意雕琢而反失其真，正是殿版画——官刻而且是“御制”作品的通病。原因无它，唯在于焦图追求宫廷的审美趣向；就反映农家现实生活气息而言，反而不如楼图。据清道光间《胶州志》卷三十八《冷枚传》载：“秉贞奉敕绘耕织图，冷枚助之。”冷枚为焦秉贞弟子，也是供奉内廷的画家，在《耕织图》绘写中，他应该是参与了其事的。朱圭的镌刻刀锋流畅，宛转如意，末图署“鸿胪寺序班臣朱圭”，以刻技供奉内廷而得到清职，在历朝历代的刻工中未闻有第二人，清朝廷对版画的重视，于此也可见一斑。

图7 清乾隆朱蓝套印本（此本是由康熙三十五年御制耕织图缩摹而成）

《耕织图》歌颂农家劳作，经过宫廷审美的改造后，成为了具有观赏和实用价值的版画名作，为农事题材的艺术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自康熙三十五年初版后，坊肆私家多有摹刻，故传世版本极盛。在康熙本朝，就有三十八年（1699）张鹏翮翻刻本、五十一年(1712)内府刻本、内府白描本、彩绘《胤禛耕织图》；乾隆年间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题诗刻本、内府刻《授时通考》本（图8）、四年(1739)内府拓刻本（图为刻、诗为拓）、三十四年(1769)刻朱墨套印本、木刻填色本、圆明园拓本、欧洲铜版《耕织图》（图9）数种等等；另乾隆时宫廷画家冷枚（图10）、陈枚（图11）亦绘有《耕织图》46 幅，但并未镂版，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8 《授时通考》本

图9 欧洲铜版

图10 冷枚绘《耕织图》

图11 陈枚绘《耕织图》

自乾隆之后, 刻本、铜版、石印本先后迭出，难以枚举，大致有嘉庆十三年（1808）《耕织图诗》补刊本、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光绪五年(1879)上海点石斋《御制耕织图》石印本、光绪十一年(1885)上海文瑞楼本、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图12）等。入民国后，有武进陶兰泉刊本。此外，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地区亦有《耕织图》的摹本、翻刻本。如日本文化五年（1808）樱井绚刻套印本、明治二十五年（1892）东阳堂石印本等。

图12 民国点石斋石印本

翻刻本不但版本诸多，版式也不尽相同，有上文下图、左文右图以及朱印本等多种形式；而巾箱本套印耕织图更为稀见。巾箱本开本小巧，将《御制耕织图》精华部分浓缩，刻印清丽绝伦。如清乾隆年间黄履昊刊蓝墨套印巾箱本（图13），刻印精细，远景用蓝色，近景用墨色，使整幅画面颇具立体感。使用套印技术来表示深浅远近的景色，在版画史中并不多见，郑振铎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认为这方法未曾用过，亦是一种创作；明治十六年（1883）日本响泉堂铜版印巾箱本，周围以红框套印诗文，图像细致入微，精巧秀丽，与木刻版风格迥异。

图13 黄氏巾箱本

从南宋到晚清，《耕织图》形态纷呈。今可见与其有关的陶瓷、墨锭、墨彩瓷板书、扇面、屏风、石刻等一系列衍生作品，更有清漪园耕织图实景（清末已毁，仅存石碑）。通过这些实物载体，不断传播着中国古代耕作、织绸等生产过程。《耕织图》作为教民农桑的科普性绘画，由文人画家参与制作，并得到帝王的推崇；由民间走向宫廷，又从宫廷传播至世界，完成了实用与审美兼备的过程，是中华文明珍贵的农耕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