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一直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一号大厅的镇馆之宝《转战陕北》移至南1、南2展厅，与石鲁创作的其它近400件作品，一起向观众展示。
今年是石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为了向这位杰出的革命文艺家代表致敬，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19年12月10日至2020年2月9日举办“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
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石鲁个展，也是石鲁艺术最完整的呈现。“石鲁是一个和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的艺术家，因此在展览设计上，为突出时代对石鲁艺术的塑造，我们就将展览分为四个章节，革命史诗、时代礼赞、长安新画、风神兼彩。”此次策展人郑艳介绍到。
其中“革命史诗”章节，主要展示了石鲁作为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工作者，在延安10年所创作的系列版画、油画、速写等，此外还有他的成名作《转战陕北》、《东渡》等一系列主题性创作。
《转战陕北》 石鲁 1959年 233×216厘米 纸本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个章节的亮点，就是我们首次把《转战陕北》原作与17件珍贵的创作手稿一并展出，结合艺术家马改户对《转战陕北》创作情况的回顾文章，帮助观众真实还原艺术家主题创作的诞生过程以及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东渡》
《东渡》小稿
此外，“《东渡》作为石鲁一生中创作的最大幅作品，虽然原作已不知所踪，但此次展览我们有幸借来了《东渡》的线描稿和我们家里收藏的速写稿，非常详细地展示了《东渡》的创作历程，这也是研究石鲁艺术非常宝贵的资料。” 石鲁的女儿石丹说到。
延安时期的作品之前也没有展出过，此次展览选择了部分速写和版画进行展示。速写是在马兰草做的粗糙纸张上画的，内容包括民兵、老农、在延河洗脚的家人、延安的骡马市场等。父亲的绘画风格这时基本上是属于西方素描式的，是有立体光影的，像这样的速写现在依然保留的有400多张。可以看出他在那个时候就对人物造型、人物神态和人物动态的把握，已经有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版画选择了一个组画，其中《新洋片》是1942年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用拉洋片的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这张版画就是当时放新洋片的一个场景。这些作品尺幅虽小，但我们将其和父亲生前的画具、写生画箱、电影剧本《刘志丹》初稿等放在一起进行展示，同时，我们有幸借来了当时的电影片子在现场放映，很有意思。”
第二个章节“时代礼赞”，我们想表现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时代新气象对于年轻石鲁创作的激情和影响。作品除了展示石鲁反映时代特点的作品外，还展示了他去域外求索的写生创作。
石鲁 《开天辟地》 1954年
其中，“我们从私人藏家手里借来了石鲁创作于1954年的《开天辟地》，这件作品在去年嘉德春拍上，以1782.5万成交，表现的是劳动人民沿山修铁路时，用风钻机碎石的场景。”
第三个章节“长安新画”，展示的是“长安画派”旗手和群体风格设计者石鲁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创作，以及他对绘画方式的新尝试。
共和国诞生后，石鲁被派往西安工作，他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成为当时陕西美协创作的指导思想。1961年10月“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在北京举办，后又在上海、杭州、南京巡回展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长安新画》的评论，引发了长达两年多关于中国画继承与革新问题的大讨论，这一事件被认为是“长安画派”的崛起。
“长安画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在北方诞生的艺术画派，它以西北自然、风物、人情为主要载体，将新时代革命浪漫主义价值理想和阳刚雄伟美学思想相结合，非常具有新时代特色，其中石鲁功不可没。
《东方欲晓》 石鲁 1962 83.6×65.6cm 纸本水墨设色中国画 中国美术馆藏
《逆流过禹门》 石鲁 1960年 141×66厘米 纸本设色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60年代的作品，除了我们对国博的捐赠外，还展出了从中国美术馆借来的《东方欲晓》、从沈阳故宫博物院借来的《逆流过禹門》等。”石丹说到。
及至晚年，石鲁始终没有放弃他的艺术追求，虽然没有再做大型的主题创作，但在艺术风格和笔墨表现上却更加精到，特别是结合了书法、金石入画以后，达到了艺术的新高度。
《印度神王》 石鲁 1970年 画心：45.5×36厘米 纸本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龟蛇图》 石鲁 1970年 画心：33.8×59.7厘米 纸本墨笔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第四章节我们采用了石鲁话语录中的‘风神兼彩’一词，觉得它最能概括石鲁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 策展人郑艳说到。
“作品选择上，除了向中国美术馆、美国大都会借来的作品外，还展出了一件9米长的兰花手卷。还有一部分作品是石鲁在文革时期精神失常时画的8幅具有神秘主义的作品，此次展览是这8幅作品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值得关注。”石丹说到。
2012年至今，石鲁家属共向国家博物馆捐赠三批作品，此次展览从中选取了部分参展，“这是石鲁作品首次在国博的大规模亮相，在此之前，部分作品曾在新西兰和武汉美术馆展出过。在石鲁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将这么多作品齐聚国博，非常难得。”
早在2012年“石鲁艺术研究中心”在国博成立之际，国博和石鲁家属就开始筹备此次展览，历时7年，终于与观众见面，“我们想通过此次展览向大家全面展示石鲁的创作历程。”
“我想画家的立意，就是为时代代言。”
80年前，富家子弟冯亚珩历经坎坷，从四川到达延安。次年，他被编入陕北公学学习。入学的履历表上，他改了自己的名字，因为艺术上崇拜石涛，文学上崇拜鲁迅，从此就改名叫石鲁，“我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美术家。”
待在延安的10年间，石鲁画了大量版画。据石丹统计，石鲁目前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并不多，国家博物馆加上自己保存的部分，总数不超过10张。而这不足10张的版画中，包含了《群英会》《打倒封建》《妯娌俩》《说理》《民主评议会》这些在新中国版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石鲁 《群英会》20.5cm×23.5cm 纸本油墨 1944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创作于1949年的《打倒封建》属于石鲁版画创作晚期的作品，根据石丹的了解，“这应该是他在延安的最后一张版画创作”。在作品《打倒封建》中，石鲁刻画了一幅农民大队进入地主庄园的场景。相较于早期的《群英会》，在对人物形象的表现，整体的画面结构以及对艺术形式感和版画技巧的把握上，石鲁已经处理得非常成熟。
此次展览展出了9件石鲁20世纪40年代于延安时期的版画创作，并有20件版画手稿一并展出，展现了青年石鲁作为革命美术工作者的艺术创作热情。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大潮，石鲁秉承着“从生活入手”的宗旨，深入青海藏区、宝成铁路、兰新铁路建筑工地，祁连山、乌鞘岭、陕南和陕北。与建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用画笔展现和歌颂新时代、新气象。
《变工队——陕北农村生活小景》 石鲁 1950年春 画心：90.4×61.2厘米 纸本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石鲁 《移山图》 117×87cm 1954年作
成交价：4255万元
北京保利2019年秋拍
石鲁于1950年创作的《变工队》就是其中的代表，图中，乌鞘岭建设工地上，一群劳动人民正挥着锄头努力工作。三年后，石鲁又创作了《移山》，这件作品近日在北京保利2019秋拍中以4255万元成交，作品中，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位青年驾着推土机开展推土移山工作。对石鲁来说，“我想画家的立意，就是为时代代言。”
质疑“以洋化中” 探索中国画道路
1954—1955年间，整个文艺界都在开展一个关于民族遗产继承问题的大讨论，其中“以洋化中”的风气极盛，很多学校也把中国画系撤销了改成“彩墨画系”，觉得中国画不科学。但是，传统中国画艺术是否只有经由西洋绘画的改造，方能承担起表现新时代内容的使命和任务？
抱着这样的怀疑态度，1954年，石鲁创作了《古长城外》，这件作品开启了我国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在政治与艺术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让石鲁从此迈开了中国画创作的第一步。1955年王朝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创造性的思考》这篇文章，提到“有些画家认为《古长城外》仅仅用了中国画的工具，完全没有中国画的特色，是的，以用笔用墨的技术而论他还应该更多发挥传统的中国画的特点，但是我确认为他是石鲁艺术成长过程中用中国画描写现代题材的一个里程碑。”
1955年石鲁从印度回国后着西装小照
随后，石鲁访问了印度、埃及，这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立足。此时的石鲁，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法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倾向，苦读中国古典美学著作，临摹历代名家法书、绘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创作上，虽然这一时期他的描绘对象多为异域人物风景，画面也有比较明显的阴影、透视的关系，但石鲁更加注重用笔、用墨了。
《转战陕北》：用中国画语言表现黄土高原
经过多年探索，及到50年代末，石鲁对中国画的变革，做好了思想理论和笔墨技法的准备。1959年建国十周年，石鲁接受了以毛主席转战陕北为题材的中国画命题创作。“父亲创作《转战陕北》的时候，是被抽调到北京，住在齐白石旧居，一个小胡同的院子里。他在小稿纸上面不停地改动他的稿子，从素材稿到创作稿就有四五十幅，他不断地在小稿上面进行构思和变化，力图做到最完美。等到他开始画的时候，非常快，大概就用了一个多星期，这张画就画出来了。”石丹回忆到。
转战陕北钢笔稿之三 10x7.5cm 1959年 纸本钢笔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转战陕北 鋼筆稿之一 15x20cm 1959年 纸本钢笔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转战陝北草稿之六 25x11cm 1959年 纸本水墨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转战陕北》在中国美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这就是石鲁所谓的“人亦山水，山水即人”这种理念的一种诠释。在这个画面中，人物占的比例很小，他把山当做人来画，虽然是山水画，表现的却是人。而这个纪念碑式的惊人构图，显示出无穷的力量，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至今仍是美术界研究和品味的不朽之作。
《宝塔葵花》 石鲁 1961年 134.5×93厘米 纸本设色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种瓜得瓜》 石鲁 1961年 51×40.5厘米 纸本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
《春满秦岭》 石鲁 1962年 画心：195.5×68.5厘米 纸本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家家都在花丛中》 石鲁 1962年 96×71厘米 纸本设色 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司藏
《转战陕北》之后，1960、1961两年间，《宝塔葵花》、《高原放牧》、《禹门逆流》、《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赤岩映碧流》等一系列精品问世。“这是一批富有诗情和寓意的新山水，石鲁以新的、雄厚有力的独家笔墨，解决了如何以中国画语言表现黄土高原的课题。” 刘曦林评价到。
命运转折点《东渡》：用山水画笔法画人物画
60年代，石鲁的绘画有一个很明显的分期，1960年至1963年，他的创作以山水画为主，之后的两年又以人物画为主。创作技法上，“他画山水画用了一些花鸟画的技法，到画人物画的时候，他又返回来用了一些山水画的技法。”
“1964年建国15周年庆，父亲创作了继《转战陕北》之后的又一幅大型革命历史画——《东渡》。……用的完全是画山水画的笔法。他把画山水画的笔法用在了人物画方面，是有一定寓意的，这种墨色相混相破的山水画皴法在船工形象中，呈现的是一种力的美感。”
然而，因为这张画在技法上超前太多，表现方式已经超出了当时人们所能接受的程度，受到众人的打压和批判，这也致使石鲁的精神发生错乱。而《东渡》也在十年浩劫中不知去向，仅余草稿和色彩稿。即便是这样，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东渡》散发出的强劲力量。
1970年石鲁刚从精神病院出院时
旧画新作：癫狂的超现实主义
1970年初，精神分裂症复发的石鲁被安置在了家里，和他一起的还有当时被抄家时被退回来的一堆乱纸，堆在一个院子的棚子下面。他在这个堆里面找出了一些50年代访问印度、埃及所画的人物画的写生稿，用浓烈的色彩在上面层层加染，勾勒，再画上巫术般的纹样符号，写上密密麻麻的题跋，在一种梦幻般的精神状态中，把原来写实的水墨人物画，改变的复杂而神秘。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10个月之久，期间，石鲁共修改了8张，重画了4张，这些作品都没有流向市场。此次展览首次展出石鲁修改的这8张作品，让我们充分了解艺术家这段时间的精神状态。
因为病情严重，石鲁的精神一直高度亢奋，不吃不喝不睡，整天沉浸在超现实之中，这让他的身体很快憔悴下去，并不得不送去精神病院，经过治疗，石鲁短暂告别了这段短暂的神秘主义状态。
新文人画：架起传统走向当代的桥梁
出院后，由于药物的作用，石鲁的思维能力已经变得有点迟缓了，但是他说自己不甘心做一个白痴，要试试看看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画画。他就一边养病，一边开始画一些小画，用来练习他的手。
题材上，他主要画一些华山、黄河、动物、花卉等文人画形态，诗书画印都包含在其中。因为他的印章都已经在抄家时丢失，他就每画一张画就自己画一个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时期每一张画的印都是不一样的，他是根据不同的画面来画不同的印。
绘画形式更像是传统的中国文人画，但是和文人画又有非常不同的点，他的很多笔法已经完全打破了文人画中庸和谐的内涵，而给人一种强烈的冲突感。这时他画得很自由，既不是别人指派的任务，也不是为展览发表，石鲁后来回忆：“谈不上什么构思，但总是有一些感触，感慨……总之，信笔而来，放纵为之。我要画我的画，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不画别人的画，也不画我过去的画，一切都重新来。”
在石鲁70年代绘画当中，花鸟画的数量很大，成为他后期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被人称为“新文人画”。在艺术家乔宜男看来，“石鲁的最大意义在于，他把以齐白石为核心的近代文人画群体的最后一次亮相做了一个了结。在艺术的体量上，他虽没有齐白石庞大，但他向前走得最彻底，最义无反顾，并架起了传统文人画走向当代的桥梁。”
“艺道方长”只是属于石鲁的时间不多了
直至1978 年底，石鲁才彻底解放，耽误多年的他想做许多事情，并制作了创作计划、教学计划，此外，他还有在大学专门讲授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计划。然而，长期的不幸遭遇，夺去了他的健康，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在缺席的情况下，他当选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不久，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石鲁书画展》，这一年他60岁，这是石鲁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也是他生前唯一一次个人画展。展出了石鲁230多幅不同时期的代表作，那幅给他带来命运转折的《转战陕北》悬挂在最引人瞩目的墙壁上。展览好评如潮，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分量”的一次个人画展。
随后，展览巡展至西安、重庆、南京、长沙，而躺在千里之外医院病床上的石鲁，开始了他被中断了20年的《学画录》的续写和修改工作。
1981年石鲁在作画中
书道为风 70年代 151.5x41.2 对联 纸本水墨-全形
艺道长青 146x53cm 1972年 书法 国家博物馆藏
艺道方长 75x56cm 1975年 书法 国家博物馆藏
“我常常书写‘艺道方长’的字，我的艺术道路还长着呢。是人民生活使我走上了艺术的道路。过去走了，现在有病，走不动了。这不是正在治疗么。治好后，还要继续走向生活，走向民间。我最感兴趣的是到生活中去。”石鲁1981年《答美国友人问》中说到。
这一年，陕西南部大水，石鲁在刚刚成立的陕西国画院，还为赈灾画了一幅大幅《荷花图》。遗憾的是，这竟成了他的封笔之作。之后石鲁长病不起。于1982年8月25日下午病逝。临死前，他对夫人说：“我是不甘心的，我不甘心死去，我的事情没有做完，我存了多年的宣纸还没有画……”
小结：纵观石鲁40余年的创作，他的轨迹十分清晰，他在每一个创作阶段都不会停留太多时间，往往在一个阶段画了几张作品以后便进入到下一个层面。在画家王金岭看来，“石鲁是一万张画都各具各的特色，没有让你感觉到（重复）。他的每一张画都是不一样的，这是要命的。创作作品面目‘一和万’的关系，硬要一个万，不要万个一，一和万的关系，那都是灵魂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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