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情怀——平山郁夫藏丝路文物”展
【导言】平山郁夫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生于1930年，去世于2009年，他在自传中说，自己只是悠悠大河中微乎其微的存在。但这位中日友好使者的一生，即使是大河中的一滴水，却依然在茫茫历史大河中激起一层涟漪。
15岁经历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平山郁夫成为原爆幸存者：“1945年8月6日的早晨，在广岛陆军兵器补给厂的工场里，我作为三年级的中学生参加劳动。在不知道事情已经发生的那一刹那，我钻进小屋，正在干活。就在这个瞬间，外面天崩地裂，那是原子弹爆炸。蘑菇云在高空漂浮，随着爆炸的热风，许多人全身皮肤瞬间下垂脱落，眼球从眼眶中崩出。从附近的山谷一直到市中心，到处都是绝望的叫喊和地狱般的火眼。我所处的位置，离爆炸中心约3公里。”
平山郁夫
60年之后，平山郁夫回忆起当时的情境，依然忘记不了那橙色而恐怖的地狱烈火，同学里共有188人在原爆中死亡，幸免于难的自己，却因遭受核辐射而染上了白血病，在半生时间里后遗症搏斗。
或许是年少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与恐惧，他凭借着自己的绘画，在日本美术界崭露头角，并一生致力于战争冲突地区的历史文物保护，保护着历经磨难的文化遗产。他一生70余次踏上丝绸之路，追随玄奘的足迹：中国、(前)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
平山郁夫画的丝绸之路
借助着自己绘画的收入，平山郁夫夫妇不断踏上丝绸之路。他还借助日本民间募资，建立“世界文物红十字组织”，抢救濒危的人类珍贵文化遗产，他曾将收藏的200余件阿富汗文物归还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对于敦煌，平山郁夫更是倾注大量个人财力，并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多次向日本政界要员介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重大意义，最终日本政府向敦煌无偿援助10亿日元资金，促成“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项目的落实。
平山郁夫还将个人画展的全部收入2亿日元，损赠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同样是以个人出资，让敦煌研究院选派青年人到日本学习文物保护、考古、美术等各类亟需的专业。从1985年开始，直至现今从未间断。
平山郁夫的虔诚换来了上天的眷顾，在艰苦卓绝的常年跋涉中，在80万公里的的行程里，他居然恢复了健康。而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的收藏，便是他毕生足迹的印证，和他对文物保护努力的结晶。
平山郁夫藏丝路文物展展览现场
2018年8月，“平山郁夫的丝路世界——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文物展”在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院展出。11月，平山先生的收藏来到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处了200件（套）平山先生的藏品和1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梳理出了一个上起公元前2000年，下至公元8世纪的“丝绸之路的故事”。
平山郁夫藏丝路文物展展览现场作品局部（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摄影：范立）
展览按照展品所属地域分为四个单元：“伟大的海”——文明交汇的地中海、“四方之王”——两河流域与伊朗地区、宙斯•佛陀——文明交融的中亚与印度、东土惊鸿——丝路东端的景象。
本期【带你看展览】导览嘉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国际联络部策展人闫志。我们则希望通过倒叙展览的方式，先从平山郁夫与敦煌开始讲起：
平山郁夫笔下丝路东端的景象
1979年，平山先生来到了中国的敦煌，见到了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从此，平山郁夫对敦煌情有独钟，为敦煌保护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莫大贡献。
“我在孩提时代，从历史书中知道敦煌，知道敦煌的意义所在。我亲身访问敦煌是在1979年。我觉得通过敦煌的壁画不仅可以看到日本文化的传承，还可以了解东亚文化的共性。在敦煌石窟，从4世纪开始一直到14世纪，1000年的壁画，奇迹般留在敦煌，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作为一位艺术家，平山郁夫见到了常书鸿，见到了在敦煌从事第一线研究保护工作者的着急和痛苦，他们着急敦煌如果得不到保护，很快就被湮灭了，所以，平山郁夫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
平山郁夫后来数十次考察敦煌文化，并于1990年捐赠100万美元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基金”，资助敦煌学研究。1994年，平山郁夫通过民间捐款的形式，向敦煌研究院捐款2亿日元，在这个基础上，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 得以成立。他热爱敦煌，在他任东京艺术大学校长期间，常常率领学生到敦煌观摩学习敦煌艺术，并要求学习东洋绘画的学生必须去敦煌学习过才能毕业。
敦煌是丝绸之路东段的重镇，也是西来货物和文化进入中国腹地的重要节点。平山郁夫先生多次进入敦煌访古，并留下大量绘画作品。这些画作，展现了敦煌艺术的灿烂、多元文化的并存。这就是展览的最后一个部分：东土惊鸿——丝路东端的景象。
《释迦涅槃像》 1979年 71×30厘米
在为敦煌不断奔波繁忙的日子里，作为一个画家，平山郁夫始终没有放下画笔，走到哪里，他就画到哪里，即使是一幅速写、一张线描，都在不停地画。在莫高窟参观时，作为社会名流，不断地有媒体或各界的要人会找他，但他总是要求有一些时间在洞窟里画一点画。这张水彩素描临摹的是敦煌莫高窟第158窟的释迦牟尼涅槃的塑像。释迦牟尼身体右侧朝下，横卧于寝台之上。据佛传所言释迦牟尼80岁时，因为吃了铁匠纯陀施舍的不洁饮食而逝世于拘尸那迦。外道须跋陀罗在释迦牟尼身旁，听了他最后的说法，顿时开悟。因为不忍看释迦涅槃，于是自己先一步圆寂。而释迦牟尼则在阿难等弟子的簇拥下，于娑罗双树下圆寂。
《菩萨像》 1999年 93.5×33.7厘米
《菩萨像》素描作品所临摹的是敦煌莫高窟第57窟（初唐时期）南壁中央说法图的胁侍菩萨。该菩萨像姿势为三屈法，表情优雅端庄，线条流畅温和，重心稍倾于右足，腰微微弯曲。头部戴有宝冠、耳饰，身体部分佩有胸饰、璎珞、腕钏、臂钏等装饰品。菩萨宝冠中央可见化佛，故推测该像为观世音菩萨像。本品为1999年NHK特别节目组在敦煌拍摄期间平山郁夫所作的素描。他用两张画纸展现出了敦煌最美菩萨像，精妙地捕捉到了壁画上菩萨的神韵。
《敦煌莫高窟》 1991年 31.5×24cm
平山郁夫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是从敦煌莫高窟开始的。通过对世界各地文化遗产的一系列写生取材，他意识到在这些文化遗产中“有超越国家和时代的普世价值，然而这些文化遗产并不是都处在一个理想并且安全的环境下被人所守护着，这种情况让人感觉担忧”（摘自平山郁夫的自传，1991年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为了“保护重要的文化遗产免受灾祸，保存修复受损的文物后继续传给后世”，平山郁夫投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并以行动感染了很多人，为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培养了众多后辈人才。正因为有了他们，敦煌的莫高窟等众多文化遗产才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三藏法师玄奘的道路》 1979年 35.5×52厘米
这张取自一册素描本，是平山郁夫首次访问魂牵梦绕的敦煌时所使用过的。在敦煌期间，平山郁夫每天都素描本不离身，将所到之处所见之景全都绘制了下来。在平山郁夫位于镰仓的工作室里，现在还保存着近600册的素描本。平山郁夫生前说过：“眼睛在看的同时，手就要动起来”，“就像跑马拉松或者做体操一样，必须培养眼睛、手和大脑的一致性，心眼手的练习让身体形成条件反射，要长期不断的做观察、感受、绘制的训练。”
《黄釉骆驼俑》陶 唐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56年陕西出土
“本次展览中，中国国家博物馆拿出了一件馆藏珍品——唐代‘黄釉骆驼俑’，与平山郁夫先生创作的水彩敦煌写生册页放在一起，‘惊鸿一瞥’地为观众开启了丝路文明的‘大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在展览现场介绍。
展览第三部分“宙斯·佛陀——文明交融的中亚与印度”
其实，第三部分的文物是整个展览最引人关注的部分——佛造像。“宙斯·佛陀——文明交融的中亚与印度”展出了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尤其是印度犍陀罗地区的佛造像。巴基斯坦、印度北部的犍陀罗文化是希腊文明与印度本土佛教文明融汇结合的产物，展区凸出了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
犍陀罗时期佛教造像
平山郁夫喜欢佛教艺术，他的作品也多表现佛教的主题，此后，佛教的主题一直是平山郁夫绘画的重要题材。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平山郁夫不断参加有关中亚、印度等地佛教遗迹的考察与写生活动，七十年代以后，差不多每年他都会到沿着丝绸之路到中亚以及印度等地考察和写生，佛教造像的收藏，也是平山郁夫收藏中的精彩部分。
《弥勒菩萨立像》 灰色片岩 犍陀罗 公元2-3世纪
这一尊佛造雕刻精湛，衣纹线条立体感极强。从佛像垂下的束发及胸饰来看，能够看出菩萨本身为婆罗门出身，背光和两手部分缺失。台座正面雕刻的则是拜火教活动的场面。
《佛陀立像》 灰色片岩 犍陀罗 公元2-3世纪
这一尊佛像是站在台座上的释迦佛立像，整体雕刻精美，衣纹流畅。圆形的背光周边装饰有一圈树叶纹的图案，内侧刻的是祛卢文文字，台座有拜火教的场景。
《佛陀立像》 灰色片岩 犍陀罗 公元2-3世纪
这一尊佛像是典型的犍陀罗立佛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衣服一角。这种立在莲花台座上的佛像实属少见。施无畏印意味着救赎，来源于西亚的神像和王像，圆盘状的背光表现的是伊朗思想中无量光世界里人即是神的观念。佛像重心落在一只脚上的手法来源于希腊美术。
《弥勒菩萨交脚坐像》 犍陀罗 公元2-3世纪 高62厘米、宽36.5厘米
石质，为弥勒菩萨交脚坐像，发型装饰明显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左手似持有净水瓶。胸部肌肉坚实，雕刻刚柔并举。
《观音菩萨半跏思惟像》 灰色片岩 犍陀罗 公元2-3世纪
这尊佛像是头戴本特冠头饰的菩萨像，左手持莲花，倚坐在莲花上的藤椅上。这种半跏思惟菩萨像在犍陀罗比较少见。
《佛传浮雕》 犍陀罗 公元1-3世纪 高15厘米、宽34厘米
方形体的内侧有着矩形的贯穿型镂空，被认为是佛塔底座上放置舍利容器的地方。四面绘制着佛传图，包括佛陀诞生——悉达多太子在蓝毗尼的无忧树下从摩耶夫人的右腋出生；出城（夜半逾城）——悉达多太子为了求佛法半夜骑马离开城市；跏趺坐结无畏印的佛陀礼拜帝释天；成道——天人们在礼拜佛陀；初次说法（初转法轮）——剃度的比丘们迎接佛陀于鹿野苑说法。柱子后的法轮代表着佛陀的教谕。
《佛陀立像》 青铜 巴基斯坦 公元7世纪
这尊佛像是一尊不可多得的青铜佛像，头发为螺发，耳垂较大，右手施无畏印，身着大衣，衣纹优美。
《佛陀坐像》 灰色片岩 犍陀罗 公元2-3世纪
这尊佛像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衣服一角，典型的佛陀坐像。背光周边装饰了锯齿纹，象征太阳的光芒或火焰，台座正面则雕刻的是单腿跪拜的比丘和花朵纹样。
中亚地区，西起阿富汗，东到蒙古国，南至印度北部，是亚洲腹地。这里不仅有古文明的发源地，而且是古代路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因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所以在历史上，这一地区不断与东西各方向频繁的进行文化和物质交换。较早时期，中亚受到两河文明以及波斯的影响，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之后，中亚开启了希腊化时代。巴基斯坦、印度北部的犍陀罗文化就是希腊文明与印度本土佛教文明融汇结合的产物。
古代的两河流域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从阿卡德王国统一两河，到巴比伦帝国，两河文明影响所及从爱琴海、埃及到东部的伊朗高原。在前者文明的浸润下，波斯帝国在公元前6世纪崛起。阿契美尼德王朝打造了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不仅承袭了“巴比伦之王”的称号，而且自称“四方之王”。公元三世纪崛起的萨珊王朝，延续了波斯文明的辉煌，同时深刻影响了遥远的东方。
《石质黛砚（掠夺欧罗巴）》 犍陀罗 公元前2世纪-公元1世纪 径9.5厘米
这种石质戴砚是贵霜王朝之前在犍陀罗流行的一种化妆盘，一般盘中以雕刻希腊神话故事为主。盘中刻有变化成牡牛的宙斯神掠夺腓尼基公主欧罗巴的场面。雕刻精湛。
《祠堂形佛传浮雕》 犍陀罗 公元3-4世纪 高80厘米、宽52厘米
外形像祠堂入口故称祠堂形浮雕。此浮雕最下端为降魔成道，中间为四天王捧钵。整体雕工精湛，细致。雕刻艺术上堪称杰作。
《王冠》 阿富汗 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 高7.5lm 、径17.5厘米
金冠制作可以说是希腊风格金属工艺的传统，使用橄榄枝叶做装饰也是希腊美术的特点，王冠吸收了上述的风格。金冠中央还镶嵌了从阿富汗北部山岳地带的矿山上开采出来的青金石，实属罕见。阿富汗的青金石开采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之后出口到西方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被人们视若珍宝。但是在犍陀罗以及周围地区，几乎没有在西历公元前后使用青金石用于制作工艺品的例子。
《耳饰》 黄金 犍陀罗 公元1-3世纪
《浮雕》灰色片岩 犍陀罗
《石狮》 灰色片岩 犍陀罗 公元2-3世纪
犍陀罗时期浮雕
伊朗与两河流域“四方之王”
展览倒叙继续往前则是第二部分：“四方之王——两河流域与伊朗地区”，古代的两河流域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从阿卡德王国统一两河，到巴比伦帝国，两河文明影响所及从爱琴海、埃及到东部的伊朗高原。
在前者文明的浸润下，波斯帝国在公元前6世纪崛起。阿契美尼德王朝打造了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不仅承袭了“巴比伦之王”的称号，而且自称“四方之王”。公元三世纪崛起的萨珊王朝，延续了波斯文明的辉煌，同时深刻影响了遥远的东方。
《狮子装饰杯》伊朗 公元前7-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 高31厘米、径18.3厘米
在这一部分中，策展人闫志重点推介了牛形陶器，他谈到牛的驯化在早期文明中具有重大作用，牛神崇拜在两河流域以及伊朗地区都是非常普遍的，而且这种崇拜也遍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这些展出的作品能够看到，牛形陶器就外形来说很萌，同时带有强烈的现代设计感。而它已经几千年的历史。”
《狮子装饰杯》伊朗 公元前7-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 高31厘米、径18.3厘米
在青铜制的深杯外侧装饰有加工过的银板。银板上端有石榴果实的连续花纹以及狮子头像，底部一周刻有狮子。狮子是亚述、巴比伦时期两河流域常见的纹饰，后也成为波斯的装饰主题。
《牛形陶器》 伊朗西北部 公元前1200—前800年左右 高28厘米
从伊朗的西北部里海南岸、吉兰省（马鲁里科）的王侯同葬墓中发掘出大量的陶器与金属器具，多采用各种动物形状。瘤牛在古代的西亚、印度、非洲等地区被视为家畜来饲养繁育，而以公牛崇拜为核心的宗教则发源于西亚，并向四周传播。牛形陶器四肢粗短、突出背部的瘤峰（脂肪囤积块），脸部即为注水口，可注入葡萄酒等。据推测是当时仪式上使用过的器具。
《山羊形来通杯》 伊朗 公元前5世纪-4世纪左右
《天马形来通杯》 伊朗 公元前4世纪左右阿契美尼德王朝 高27厘米
银制酒壶，前端是有翅膀的马（即天马）的前半躯体。酒壶在古波斯以及西亚地区，是在仪式上使用的祭器。乍看如同角杯，实际上在马的前足间有流出孔，通过流出孔可以将葡萄酒倒入杯中。
《施釉瓦》 美索不达米亚 公元前9世纪左右 纵23厘米、宽23厘米
彩釉炼瓦，装饰于富丽堂皇的亚述王宫，炼瓦四周刻有色彩鲜明的白色和黑褐色的古巴比伦文字。因炼瓦中央刻有“亚述国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的儿子”，故推测此展品应该跟那位著名的新亚述帝国国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相关。
《银鎏金高脚杯》 伊朗 公元7-8世纪萨珊王朝 高9.4厘米、径13.7厘米
银镀金，杯碗和杯脚分别制作，后焊接而成。杯碗内饰鱼形纹和树叶纹，脚为倒喇叭形。纹样部分镀金。同样器形中国也多有发现。
《动物纹装饰板》 伊朗 公元前8-7世纪 高5.6厘米、宽4.3厘米
古代西亚地区盛产装饰板，一般是在金或银的薄板上錾出神像、人物，或动物花纹。可以作为护身符使用，也可以贴在家具上作为装饰。
展览第一部分：“伟大的海——文明交汇的地中海”，展示了各种材质的精美酒杯，同时还包括中部地区的一批体量和装饰上都非常精美的希腊陶器。
地中海（Mediterranean）在英语-日耳曼语中是“陆地之间”的意思。早在古代世界，地中海便以“我们的海”、“白海”、“伟大的海”、“中部之海”以及“伟大的绿色”等名称，流行于沿岸各文明之间。被亚、欧、非三大洲环绕的这片半封闭的海洋，孕育了三大洲中几个最早的文明，并成为文明交汇的通道和舞台。在地中海核心区域，希腊与罗马文明的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西亚、北非文明的影响。
《牛头形红彩陶酒壶》 南意大利 公元前4世纪 高20厘米
酒壶是一头黑色公牛的头部的形状。外层的涂料含有较多的铁，所以散发出金属的光泽。酒壶上面采用红绘技法（古代希腊陶器的传统绘制工艺），描绘了希腊神话中著名的一幕：变身为天鹅的宙斯正在诱惑绝世美女丽达的场景。公牛崇拜发源于地中海东部、两河流域，经安纳托利亚半岛至克里特岛，在希腊文明的前身米诺斯文化中十分盛行。希腊神话中著名的米诺陶乐斯就是克里特岛上的牛头怪物。希腊的殖民运动将公牛崇拜带到了意大利。
《酒杯》 希腊 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 纵28.2厘米、宽31厘米、高26.2厘米
此为古希腊古典时代的雅典人制造的康塔罗斯酒杯。康塔罗斯酒杯是古希腊宴会用的巨大酒盅，中间倒入葡萄酒，加以清水稀释，再加入蜂蜜、松脂等香料（古希腊没有喝纯葡萄酒的习惯）。酒杯的表面用含铁较多的颜料，以黑绘技法凃饰。一面绘有一个骑着马的全裸少年，旁边是并肩行走的男性们。在画面的左右两侧都立有持杖长衣的老年人，仿佛在守护那位少年一样。据分析这是一位少年在运动场上接受训练，这种训练模式在古希腊社会极受重视。酒杯的另一侧中间绘有一只很大的水鸟，两头豹子分别立于水鸟的左右相对而视。
《大理石纹长颈瓶》 东地中海地区 公元1世纪 高8.1厘米、径6.3厘米
用罗马时代普及的吹制玻璃技法制成的长颈瓶。紫色与白色的玻璃相融，让长颈瓶的整体都呈现出大理石般的花纹。
《人物像注口陶器》 伊朗西北部 公元前900-800年左右 纵27.5厘米、宽10.8厘米、高17.5厘米
象形陶器出土于伊朗西北部的吉兰州的古墓，是一个人头兽身的器具。人是尖头顶，巨大的嘴部像鸟又像兽，就是注水口。人的右手附在器身口缘处，左手抱着器身，足部形状和前方动物的足部一致。该展品可以说是人、动物与器具的完美结合，是丰富想象力的产物。
《首饰》 东地中海地区-西亚 公元1-3世纪 长52厘米
这些玻璃珠链都是地中海东岸至西亚地区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左右生产的，是当时贵族们的装饰品。在当时除了玻璃制的以外，金属制的珠链也极受欢迎，都是备受珍视的交易品。
后记：这就是平山郁夫先生毕生的收藏，不仅全景式展现了丝绸之路近三千年的历史面貌，而且深刻揭示了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本质，昭示了文明在相互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最终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路径。2009年12月2日，平山郁夫先生因脑梗塞在东京去世，享年79岁。平山郁夫先生是中国人民所熟悉的老朋友，是一位著名的日中友好活动家和日中民间友好的旗帜。
“平民情怀——平山郁夫藏丝路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联合主办。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19年2月14日。
（鸣谢：本文作品图片与部分作品介绍来源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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