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桥头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兵工厂——提供木刻武器装备
孵化器——函授班波及大半中国
播种机——刊物、展览、中小学木刻队伍
小引:鲁迅倡木刻,亲燃 “普罗火”。
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以1931年8月鲁迅先生举办《暑期木刻讲习会》而拉开序幕。在这次讲习会参加的13人中,便有杭州国立艺专去的陈广、陈铁耕、黄山定、李岫石、顾洪干、倪焕之,还有宁波籍的郑川谷等,这批人无疑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践行者。由此及彼,围绕在鲁迅先生身边得到他亲授的木刻青年中,有浙江的林夫、野夫、金逢孙、张明曹等,他们为中国版画的壮大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鲁迅先生提倡木刻,一方面通过编辑出版书刊等介绍国外版画,推荐木刻青年的作品;另一面组织版画社团,将分散的力量集中;再一方面便是举办各种方式的展览,使广大群众接受和了解版画。因而,鲁迅先生被人们称誉为点燃中国新兴版画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或“新兴版画之父”
东南木刻运动就是依此基础、结合时势而逐步展开的。
一、 烽火连三月 ,浙西擂《战鼓》。
1937年以“七.七事变”爆发为标志,中华大地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其时东北、华北、沪、宁一带相继沦陷。相对而言,凭借山地为屏障的浙西及浙南沿海,除遇轰炸外,尚未遭受日寇入侵。因而,在全民抗战时期,浙西南一带的救亡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为东南各省之冠。
此时,曾活跃在上海、温州等地的热血版画青年,纷纷汇合至丽水,掀起一股以版画为武器的抗战宣传新高潮。正如外籍进步作家爱泼斯坦所说:“历史上没有一种艺术比中国新兴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
因为丽水曾为战时浙江省会的临时所在地,亦为连接东南各省的重要交通枢纽。野夫在《浙江的木刻运动是怎样展开来的》一文中提到:“木刻在抗战开始后蓬勃地掀起,确实不是偶然的事情。大家知道,中国的新文艺运动在“五四运动”以后,就转向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再经过历年不断的斗争,可以说己经形成了一道雄健的主流,向着更坚实的坦途上猛进。”“东南方面的木刻运动,也像其他各省一样,跟着整个文艺运动的发展,及战争的屹起——也可以说是跟着敌骑所及、火药气氛所闻的种种情势底下渐渐地伸张开来。”
抗战开始后,一群浙籍木刻家陆续返回浙江,在浙西南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木刻运动。在当时的形势下,随之野夫的避走丽水,会同已在丽水的林夫、金逢孙、万湜思等发起组成“七七版画研究会”,其成员中还包括项荒途、陈尔康等,曾出版《五月纪念木刻集》,举办“七七抗战版画展览会”。由于这些众多木刻家的努力,使丽水成为全省的木刻运动中心。此木刻运动中心的形成,也决非偶然,而是因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首先是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战事的发展,已由金华迁至山城丽水。在此有利条件下,再加上原有的木刻普及和群众的认可,都促使了木刻在丽水的发展,並奠定了丽水成为东南木刻桥头堡的地位。
二、 丽城吹《号角》,《画阵》忙点兵。
在抗战军兴之时,前前后后汇集于丽水的文艺家有邵荃麟、倪贻德、张乐平等;仅颇有声望的版画家便有林夫、野夫、金逢孙、杨可扬、万湜思、章西厓、项荒途、俞乃大、潘仁、邵克萍、张明曹等。这里仅介绍两位丽水籍的版画家:
金逢孙:1914年出生;1930年考入上海美专,投身新兴版画运动。其木刻作品曾多次得到鲁迅先生的亲自指导和肯定,并收购其《小贩》等作品。他的木刻《读报》,经由鲁迅先生推荐,入选在巴黎举办的中国新艺术展。1938年,由金逢孙等汇同在丽水的版画家筹组了“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战时木刻研究社”,金逢孙任副社长兼研究组主任,参加浙江省委文委组织的“刀与笔社”,编辑岀版《刀与笔月刊》、《战时木刻》、《木刻丛集》等。
潘仁:1910年生,上海美专肄业,曾与金逢孙中学、美专同学。抗战后,返回丽水,担任过中国木刻协会、中国木刻研究会浙江分会理事,木刻函授班、暑期绘画专修班导师,为《木刻艺术》社发行代表人。其时,他的木刻作品有:《记丽水轰炸》木刻组画 ,《秋风起矣.战士衣单》、《伤兵之友》。木刻《战时生活》表现战争带来的生活困苦;木刻《刺敌》黑白简洁,动势强烈,形式感强,用刀上带装饰感,虽然受当时苏俄木刻影响,但个人风格依然突出。
三、组协会社团, 集骁勇《铁骑》。
1938 年,“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野夫为理事之一,还推选蔡元培、冯玉祥、田汉等为名誉理事。在团结抗战的口号下,浙江也顺应时势,各地社团蓬勃发展。先是在金华成立“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东南分会”,又设立了“浙江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继而在1939年将该协会改组,决定在丽水成立“浙江省战时木刻研究社”,推选孙福熙任会长,万湜思、张明曹、俞乃大、孙福熙、朱苴民、金逢孙、郑野夫为理事会理事,这样,就将浙江的版画运动和全国的版画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该社的成立一方面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使活动、展览、出版等合法化;另一方面得益于金逢孙、野夫等骨干不辞辛劳的实干苦干精神,使各地方得以连络沟通,并将研究社的社址选定设在丽水,从而促成了丽水成为浙江乃至东南地区的木刻运动中心。因为有社团组织为后盾,出师有名份,且兵强马壮,有这么一批木刻中坚实力派的领头羊起到引导作用,以丽水为中心的木刻队伍,成为东南木刻的排头兵和劲旅,以时势和地域上讲,尚可与延安、重庆等地形成三角鼎立的态势。地处东南山区一隅的丽水,能造如此浩大的时势,实为来之不易,这与当时在丽水的野夫、金逢孙等木刻艺术家的卓越努力是分不开的。
四、举木刻函授, 出《木刻丛集》。
在“浙江省战事木刻研究社”旗麾下开展的第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活动,便是着手筹备“木刻研究社第一期木刻函授班”。虽然一切从头开始,还存在经费困难、登记手续繁琐等诸多问题,但经众人方方面面的努力,报名参加人数竟达一百多人。广大木刻爱好者的积极与热忱,大大地鼓舞了组织者。由于报名的学员来自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湖南、江西、安徽、福建及浙江各地,除东北、华北外,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于是,策划者将学员就近分为几个区片,且设立各区片的负责指导教师,即:桂林地区李桦、黄新波;金华地区朱苴民、万湜思、项荒途、杨可扬;永康地区俞乃大、金逢孙;丽水地区野夫、潘仁;温州地区张明曹等。
举办木刻函授,在当时,可视为是一种十分具有开创性的举措,不仅能克服战时交通困难,也解决了因木刻活动的广泛开展,如何给爱好者提供急需入门和提高技巧水平的可靠途径的问题。这也可以比喻为现代的远程教育,只是在方式上是釆用通信及出版图像来展开的。
木函班一开张,大家商议制定了一些带方向性的事宜和大致方针,如结合形势和现实生活,出些议题讨论;以通信方法批改作业;提出指导意见,促使画面上构图、刀法、内容等方面的技巧提高;出版《木刻半月刊》及《木刻丛集》作为技巧参考,报导全国木刻动态等。作为导师还是很辛苦的,每天几乎要复信几十封,要求木刻作者邮寄三份作品,导师依次填写指导意见,一份自留,一份寄还学员,一份交研究组,这一切工作还几乎没有报酬。导师们还通过刊物,交流作品,传授理论。同时,还结合实际,编写适合学员提高水平的《怎样研究木刻》等书籍。可以说由于他们的创举,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这里仅举一例,在几十年后已是大画家的黄永玉,曾充满感激地记录了当年他接受木函班教学的深切感受。早年他读中学时,就得到野夫、金逢孙的指导。他们给他寄来《怎样研究木刻》作为教本,黄永玉把此教本作为他刻木刻的“宝书”,之后不断得到他们的长篇指导,对他来说,这些意见“起着一生的重要作用”,对于指导过他的导师,黄永玉沉重地写下:“我将告诉我的孩子们,世界上曾有过这样对人类有贡献的好人。”
“木函班”原计划每期4个月,第一期又延续了一段时间,在着手筹划办第二期时,却因战事和经费等多种原因未能继续办下来,实为惋惜。可是对于这短暂的“木函班”的重要作用,有评论指出:“调动了一批青年学习木刻的热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社会对木刻艺术的需要。”接受函授的学员中,很大一部分在不同部门成为抗日救亡的骨干,我们可以将“木函班”视为是抗战木刻运动后备力量的“孵化器”。
五、木刻巡回展, 广收市民心。
“浙江战时木刻研究社”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即为发挥版画的复数性,组织举办木刻作品流动展览。展览的本身目的,一方面是展示作品,向大众汇报战绩,和观众见面;另一方面,通过展览,扩大影响,教育群众,提高士气,使抗战深入人心,浸透到各阶层。
先是由“七七版画研究会”的名义,举办“七七版画展览会”,此展曾在金华、丽水、平阳等地巡展。此展至温州时,《浙瓯日报》有报导称:“1940年2月,在温州民教馆,为开展木刻运动,增强抗战宣传,集名家木刻二百帧,而举行七七木刻展”。1940年11月,又举办“抗建木刻漫画展”,展品中还包括校址临时设在青田的温州中学的作品,由其美术教师金逢孙亲自护送到温州参展的,木刻和漫画作品多达150张以上。1941年底,举办了有500来幅作品参加的大规模《木刻展览》,此展由丽水出发,巡展到周围各县市。在展览的同时,还展出木刻书刊和木刻工具。
1943年12月,“全国木刻名家展”展出国内木刻名家50余人,作品160余件,展览先后巡展至云和、碧湖、丽水、温州、乐清、温岭等地。
频频的巡展,使抗战木刻深入人心。
六、办暑期专修,编《木刻通讯》。
在“木刻函授班”结束之后,大家普遍感到收获很大,而意犹未尽。经大家商量,决定以“浙江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的名义,开办“暑期绘画专修社”,社长俞乃大、副社长金逢孙、研究组主任孙多慈,总务组主任由金逢孙兼任。课程为素描、木刻、速写、观摩等;时间为1941年暑假,7月15日开班。社址设在丽水处中附小三部,后因校舍场地要翻修,实际上只办了一个多月,然而对参与者的影响是极大的。利用暑期办讲习的办法,虽然说不能和鲁迅在上海的“木刻讲习会”相比,但方式上是照此办法做的。仿效是肯定的,但也是因地制宜而有成效的。
以当时丽水的有利条件,暑期班聘请了孙多慈、张乐平、郑野夫、金逢孙、俞乃大等为指导教师,以名单上看,师资的力量是强大的。在这一班学员中,有不少成为40、50年代中国新兴版画的重要作家,如夏子颐、葛克俭、张长弓、杨涵、陈沙兵、叶蓁、柳村、王思雨、夏萧敏等。
暑假绘画专修社结束后,曾印结业纪念册《铁笔集》,该册已成为很有价值的版画史料。暑假过后,部分专修社成员各自返乡,将学习所得,编排了数期《木刻通讯》,积极地参与木运之中。更有深远意义的是,这些学员以后有不少人担任了各地区中、小学的美术和木刻教师,他们在各自的学校开设了木刻课程,或组织木刻队,使木刻的种子撒播在幼小的学子心灵里,这样,为中国版画史上留下最年轻的作者¬——中小学生的作品,留下了非常有时代意义的树范中学、温州中学、广化、瓯江、三希、康乐、城南、增爵等小学的木刻作品集子。
七、“木合”运动战, 迁徙浙赣闽。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抗战爆发后,由于木刻运动的广泛开展,一时间,木刻工具成了大问题,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许多爱好木刻的青年,要动手刻制作品,却手边无利器,于是,木刻工具的供应成了木刻运动发展的一个大障碍。之前虽然也有过不多的木刻工具生产地,但因战事一起,都已关停。面对这样的问题,“木研社”大胆地决定,要开办自己的木刻用品生产。1939年8月,由野夫、金逢孙、潘仁三人各出资50元,“木研社”的其他会员各出10元,作为创办“战时木刻用品社”的启动资金。推选野夫为经理,最初社址选在温州,后迁至丽水城关西河沿3号(即金逢孙家的两间平房)。1940年8月17日,“木刻用品社”改组为“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该社还附设美术书刊供应部和教育委员会,之后又更名为“东南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名称更改多半是配合时势,工作人员会有所变动,但基本的领导班子仍是野夫和金逢孙等。
1941年夏,丽水城遭日寇轰炸,因战事频频,其厂址不得不一迁再迁。先后,由丽水迁到浙西的云和县,又转移到江西的上饶应家坊,后又迁至福建武夷山边的崇安赤石镇;抗战胜利后,又从福建返回温州,又移师上海,部分印刷厂迁至南京。这一路的不断变迁,又处在兵荒马乱的时局,这个“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真是九死一生,历尽千难万险,其中财物、设备的损失不说,员工也遭离散伤亡,杨涵的胞弟就是在途中病逝的。
金逢孙、野夫、杨可扬、邵克萍、杨涵等,在抗战最艰难之时,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坚持木刻用品的生产。由于刻刀质量精良,除供应东南各省外,远远销到两广和西南。无疑,木刻用品的生产和供给起着为木刻战线提供锋利武器的作用,和枪炮生产一样,是向前方输送文化战略武器的“兵工厂”。
《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中曾指出:“(木刻家)他们把木刻艺术认作宣传的工具,争自由的武器。”在当时的条件下,从丽水出发的这一帮木运精英,于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坚守木刻前沿阵地,提供利器,有效地保障了木刻运动的发展和壮大,因而被木刻家们赞为:“我们的武器库。”对于这段丽水的木刻运动,唐英伟1944年所著《中国现代木刻史》予以高度的评价,称:“从‘木刻研究社’成立之后,同时举办‘木刻用品社’及‘木刻函授班’,这可说是木刻运动以来最完善的一个组织,人才的集中也最多,对木运史上的贡献最有意义的还算这次广泛的普及教育运动。”
依照原来“木研社”的计划,在出版《旌旗》、《号角》、巜铁骑》、《反攻》的《木刻丛集》第一卷之后,继续编辑《木刻丛集》二卷,包括《长征》、《突击》、《决斗》、《歼灭》,可惜因战事不得不中断。
然而,丽水城在作为中心点的东南抗战木刻运动中,发挥了“桥头堡”和“兵工厂”的突出作用,谱写出中国现代文化史、美术史乃至版画史上一曲高亢激昂的光辉华章,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这也是丽水地域文化的极其重要的遗产,值得彰显、继承和发扬。
山海星云美术馆的郦文龙先生,致力中国现代版画的收藏,其中不少作品已成为历史遗珍。他以浙江版画藏品为基础,曾编有《力行载道——版画浙江80年》,可以说是浙江现代版画发展轨迹的集中汇编,也为丽水木运的史料图鉴见证。现今把这些有历史价值的版画作品再度展现与群众见面,让大家一睹当年在艰苦时世下版画家所创作的艺术精品,以及保存下来的珍贵历史资料,这是何等的可亲、可贵、可回眸、可珍惜啊!
在此,将这些有教育意义的文物及历史作品得以展示,当然离不开丽水市的党政领导及有关文化部门的重视、指导和支持。而办成此件实事的筹备过程中,原在丽水生话和工作过的王文杰先生、方向慧女士的积极参与,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在这里也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策划人王文杰先生,年轻时曾得到丽水美术前辈金逢孙先生的亲自指导,此展无疑也是对先辈的缅怀和纪念。
2018年阳春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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