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建，《左传》有一个概要的说法：“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12]《左传·隐公八年》 根据王玉哲的解释：“生”即是生死的生，也即生时而非死后受封；“赐姓”不是给受封者赐姓，而是赐予受封者以各姓族众；“胙之土”即是赐予受封者以土地；“命之氏”则是命受封者于受赐土地上建国，以国为氏。赐姓(授民)、胙土(授疆土)、命氏(建国立氏)，是西周封建的三项核心内容。[14]概括起来，也即通常所谓“授民授疆土”。关于各诸侯国“授民授疆土”的具体情况，古代文献记述最详者莫过于《左传》的一段追忆：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厥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12]《左传·定公四年》
如此看来，封建是和迁殷民于成周性质大体相同的举措，只不过一是直接扩展了周的京畿之地，一是建立了藩屏周室的诸侯国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分给伯禽(鲁)和康叔(卫)的殷民六族和七族，以及分给唐叔(晋)的怀姓九宗，都分别成为鲁、卫和晋的“国人”。春秋初期，晋国内乱，晋侯自翼奔随，“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12]《左传·隐公六年》这说明怀姓九宗一直都是晋国重要的政治力量。春秋末年，鲁国阳虎专权，“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12]《左传·定公六年》。说明殷人在鲁也始终都是“国人”的主体。
被征服的殷人以及像殷人一样被征服的东方各部落(如怀姓九宗)，虽然成为周以及周所建立的诸侯国中的“国人”，但从血缘关系上说，他们毕竟不是周的族众。周人并非不懂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但深谙周文化精神的孔子却是主张“有教无类”的。“教”是“无类”的前提，这个“教”落实到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度上，就是“作新民”。这从《尚书》中看得很清楚。《尚书》的《康诰》、《酒诰》和《梓材》三篇，均是周公教导卫康叔如何治理殷民的告诫，而贯穿这三篇诰令的主旨，归结到一点就是“作新民”。其中尤以《康诰》说得明白：
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6]《尚书·康诰》
通观整篇《康诰》，所谓“作新民”大体上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正的方面看，要从保民的立场出发“敬明乃罚”，也即审慎严明地使用刑罚，而不要动不动就诉诸刑罚。要像对待病人一样，使之彻底摒弃罪恶(所谓“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要像保护无知的婴儿一样，使之康乐安定(所谓“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其次，从负的方面看，对于那些不可宽恕的罪行，则必须严惩不贷。这些罪行包括：(1) “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不畏死”者；(2) “元恶大憝”、“不孝不友”者；(3) 身为“庶子”、“训人”、“正人”、“小臣”、“诸节”而“不率大戛”者；(4) 身为“君”、“长”而“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且“惟威惟虐，大放王命”者。值得注意的是，“不孝不友”被视为是“元恶大憝”。周公说：
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6]《尚书·康诰》
这里的“孝”和“友”，无疑是基于人类最基本的父子、兄弟的血缘关系而言。强调和维护孝友，也就是维护殷人原有家族、氏族和部落的既定秩序，维护其“庶子”、“训人”、“正人”、“小臣”、“诸节”以及“君”、“长”等各阶层贵族(所谓“多士”)的既有地位和权力。很显然，周是把殷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实行统治的。这样做的优点显而易见，因为周无需增派更多的统治人员，而只需殷人原有的各阶层贵族的臣服。正因为如此，身为贵族的“庶子”、“训人”、“正人”、“小臣”、“诸节”以及“君”、“长”等“不率大戛”、“大放王命”，就是不可宽恕的，必须严惩不贷。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恐怕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政”，既指殷人部落共同体原有的秩序，也指殷人部落中代表这种秩序的各阶层贵族。从鲁国的殷人迟至春秋后期依然保留其“亳社”这个事实看，周似乎始终都没有打破殷人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共同体。因此，所谓“作新民”，绝不是要摧毁殷人原有的部落共同体，而是在保留殷人原有的部落共同体的前提下，使之成为臣服于周的封建统治秩序的新的诸侯国家中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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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厥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12]《左传·定公四年》
如此看来，封建是和迁殷民于成周性质大体相同的举措，只不过一是直接扩展了周的京畿之地，一是建立了藩屏周室的诸侯国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分给伯禽(鲁)和康叔(卫)的殷民六族和七族，以及分给唐叔(晋)的怀姓九宗，都分别成为鲁、卫和晋的“国人”。春秋初期，晋国内乱，晋侯自翼奔随，“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12]《左传·隐公六年》这说明怀姓九宗一直都是晋国重要的政治力量。春秋末年，鲁国阳虎专权，“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12]《左传·定公六年》。说明殷人在鲁也始终都是“国人”的主体。
被征服的殷人以及像殷人一样被征服的东方各部落(如怀姓九宗)，虽然成为周以及周所建立的诸侯国中的“国人”，但从血缘关系上说，他们毕竟不是周的族众。周人并非不懂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但深谙周文化精神的孔子却是主张“有教无类”的。“教”是“无类”的前提，这个“教”落实到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度上，就是“作新民”。这从《尚书》中看得很清楚。《尚书》的《康诰》、《酒诰》和《梓材》三篇，均是周公教导卫康叔如何治理殷民的告诫，而贯穿这三篇诰令的主旨，归结到一点就是“作新民”。其中尤以《康诰》说得明白：
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6]《尚书·康诰》
通观整篇《康诰》，所谓“作新民”大体上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正的方面看，要从保民的立场出发“敬明乃罚”，也即审慎严明地使用刑罚，而不要动不动就诉诸刑罚。要像对待病人一样，使之彻底摒弃罪恶(所谓“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要像保护无知的婴儿一样，使之康乐安定(所谓“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其次，从负的方面看，对于那些不可宽恕的罪行，则必须严惩不贷。这些罪行包括：(1) “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不畏死”者；(2) “元恶大憝”、“不孝不友”者；(3) 身为“庶子”、“训人”、“正人”、“小臣”、“诸节”而“不率大戛”者；(4) 身为“君”、“长”而“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且“惟威惟虐，大放王命”者。值得注意的是，“不孝不友”被视为是“元恶大憝”。周公说：
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6]《尚书·康诰》
这里的“孝”和“友”，无疑是基于人类最基本的父子、兄弟的血缘关系而言。强调和维护孝友，也就是维护殷人原有家族、氏族和部落的既定秩序，维护其“庶子”、“训人”、“正人”、“小臣”、“诸节”以及“君”、“长”等各阶层贵族(所谓“多士”)的既有地位和权力。很显然，周是把殷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实行统治的。这样做的优点显而易见，因为周无需增派更多的统治人员，而只需殷人原有的各阶层贵族的臣服。正因为如此，身为贵族的“庶子”、“训人”、“正人”、“小臣”、“诸节”以及“君”、“长”等“不率大戛”、“大放王命”，就是不可宽恕的，必须严惩不贷。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恐怕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政”，既指殷人部落共同体原有的秩序，也指殷人部落中代表这种秩序的各阶层贵族。从鲁国的殷人迟至春秋后期依然保留其“亳社”这个事实看，周似乎始终都没有打破殷人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共同体。因此，所谓“作新民”，绝不是要摧毁殷人原有的部落共同体，而是在保留殷人原有的部落共同体的前提下，使之成为臣服于周的封建统治秩序的新的诸侯国家中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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