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的出土为探讨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多位学者表示,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比较复杂,学者需在整理古今辨伪论著、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研究新出土材料,需要更多材料才有可能最终解决这一悬案。
刘国忠认为,过去“以书辨书”的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清华简为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不晚于战国中期的清华简写本与《尚书》的部分篇目能够对应,可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线索。清华简中的《尚书》篇章更能反映《尚书》的原貌,虽然清华简中目前仅发现有若干篇章能与传世古文《尚书》篇名一致,但是这些篇名能与传世古文《尚书》相对应的清华简,其内容却与传世古文《尚书》完全不同,可以证明传世古文《尚书》确实靠不住,宋代以来学者对古文《尚书》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他指出,任何证明都不可能是完全证明,古文《尚书》证伪的问题也基本如此,清华简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值得学者们认真对待。
但是,一些学者对于清华简证伪的结论持怀疑态度,认为该争论仍将继续,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多方面入手进行系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认为,依现有材料研究,以清华简结束古文《尚书》辨伪的千古学案并不可能,对古文《尚书》的辨伪还将继续。关于《尚书》,古文、今文有特定的用法,需要加以注意。伪古文《尚书》为什么出现、真古文《尚书》为什么散佚,这些与西汉末年的政治变革有关。他告诉记者,顾颉刚先生1978年制定了工作计划,指导刘起釪从事伪古文《尚书》25篇的疏证工作,可惜没有完成。当前的辨伪工作仍然需要从学术史,今、古文《尚书》的篇数、字句差异等问题和古文《尚书》字句来源进行研究。研究者需做好基础工作,将古今怀疑该书的著作汇集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如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证》等书都需要整理、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马士远认为清华简提供的证据给一千多年来的争论作了结论,这一论断为时尚早。清华简已发布的与《尚书》有关的内容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以偏概全,更不能以孤证得出今传古文《尚书》25篇皆伪之结论。今传古文《尚书》真伪之争仍将继续下去。清华简第一辑所发布的九篇简文,除《金縢》篇外,原简均没有篇题名,仅在简背标有序号,《金縢》篇之简文背面所题内容亦与传世《金縢》篇题名不符。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怀信认为,清华简中已发表的关于《尚书》的篇目,如《咸有一德》,恰恰证明了今传古文《尚书》并不晚于战国时代,而其余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一些学者也提出需要对清华简真伪进一步验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姜广辉曾对本报记者指出,对清华简,应逐支鉴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于2011年就发表了文章,质疑清华简中的《尹诰》为伪造。
《尚书》学绝非辨伪之学
采访中多位学者表示,在史学史、文献学等多个学科内,古文《尚书》及整部《尚书》的价值仍然得到重视,从文献学、文字学、天文学等多方面研究或可得出结论,查证本身比得出结论更为重要。
刘国忠提出,即使能够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也并不能否定其特定的学术价值。古文《尚书》对宋明以来的学者影响很大,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证伪不过是揭示其并非先秦典籍这一事实,以还历史真相,并不能因为它们是后人伪作而将之彻底否定。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虞万里认为,古文《尚书》案远比我们现在所有人的认识总和还要复杂得多,不是随便说“真”与“伪”可以解决的。以“真伪”这样一对简单的概念来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显得有些轻率。
马士远指出,作为中华先民最早的政事之纪,《尚书》的价值远未得到深刻揭示,尚有许多更为重要的研究需《尚书》学者去完成,与其空耗精力于真伪之争,倒不如集中精力去揭示《尚书》在中国文化形成史中所发挥的肇始之功、《尚书》曾发挥过的重大影响以及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意义等。
多位学者认为,今传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仍将继续争论下去,而相关争论对于理解《尚书》源流等问题会有帮助。
“清华简”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简称,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经初步整理为2500多枚,约有64篇文献。目前已整理出版两册。本报一直对此进行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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