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白先勇在公开集会中见过蒋介石,“但跟他没交往,反倒是跟蒋夫人有过接触。”
——“您有篇《秋思》,写到老南京,很短,但很有意味。”
“其实和南京很有关系,花开花落,在呈现南京国民政府的盛衰,在隐喻这个。写这个东西,是一个试验,完全没什么故事,一个片断的感觉。秋思,女主角的年华老去,菊花也残掉了,背后有象征,民国时代的起落,企图蛮大的。”
——“里头那位华夫人有些宋美龄的影子吗?”
“啊哈哈,倒不是。”
——“里面有个片断我印象蛮深,女主人公挽着丈夫走进南京城,觉得那像蒋介石。”
“哈哈,你也可以这么讲,可我写的时候没这么想。”他说,“不过我在南京去过宋美龄家,去过她的Party。她真是第一夫人风范啊,撇开一切、不讲政治那些,宋美龄不是说简单的美,她有一种高贵,出来的风度、修养,其他人所不及,没有的!我大概9、10岁,那时候在美龄宫,我们玩游戏抢座位,还有糖果啊,圣诞老人,马歇尔也跟我们小朋友混在一起玩。那时候我也不懂,后来看了照片才知道。”
“宋美龄开那个派对,表面上好像是请一些官家的夫人和孩子们去过Christmas Party,其实背后有政治意味。马歇尔那时候在调停国共,向国民党施压组织联合政府,组织不了,在中国很有挫败感,宋美龄开这个派对,其实是安抚他,不让他一个人在南京过Christmas嘛。”
——“您见过宋美龄几回?和她有过接触吗?”
“有,有!我跟她下跳棋,3盘跳棋,我赢了两盘,她输了,我想她是故意让我的啦,她就送我这么大一盒Chocolate,装饰得好漂亮,蓝色缎子面子的。
“我见过宋美龄3次,南京一次,上海两次。在上海,我们到她家去过两次,一次是复活节,我们小孩子都去找鸡蛋。那天很特别,她们三姐妹都在,宋氏三姐妹我都看到哈!我们还跟她们玩游戏,官兵捉强盗,你捉我我捉你这样子,宋庆龄被捉到了,她也只好手绑起来这样子。”
——“宋庆龄和宋霭龄怎样?”
“宋庆龄也漂亮,这么说吧,宋庆龄是国母,宋美龄是第一夫人,还有不同的。国母是母仪天下的这种,第一夫人是能代表国家的。宋霭龄呢,是Du A Jia(沪语:大阿姐),大姐派头,虽然那两个第一夫人和国母,在家里,你感觉她才是大姐头。
“那时候孙夫人(宋庆龄)穿了一条宝蓝色的天鹅绒的旗袍,真的也很美很漂亮的,她有种威仪,国母嘛!宋美龄穿的是黑的、也是一种丝绒的长旗袍,她喜欢穿黑的。”
——“您觉得电影《宋氏三姐妹》拍得怎样?”
“那个不行,那3个一个也不像,差远了,不像不像,没那个范儿!”
“白家哥哥”与三毛
1949年以前,白先勇在大陆“不自觉地过着贵族的生活”,1949年南渡台湾后,“父亲政治地位跟整个社会、整个国民党,突然间有一种转换”。所谓“新亭对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遇,都曾对他的认同感产生冲击。
现在回到台湾和大陆,他也抱怨:“台北城是丑的,建筑啊那些都不规矩,破破烂烂,但再观察一下,很有人文气息。这里的问题就是——太快了!啪啦啪啦,丢丢丢丢丢光,重新搞过。“文革”那10年,伤得那么凶,现在是疗伤恢复期,没那么快啦!”
在香港上过两年教会学校后,白先勇到台湾进入建国中学,那时的他“孤僻得厉害”,很少和同学往来,整天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饱读诗赋词曲,然后便写东西。
白先勇曾发过给长江三峡修水坝的宏愿,读了阵工科,后来还是重考台大外文系。班里爱耍笔杆的同学,数一数,竟有十多个: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林耀福……很快,白先勇和他们结成“死党”,并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崭露头角。
大二下学期,夏济安赴美,编者易人。这伙文艺青年开始筹钱、写稿、跑印刷厂,决定“自己办刊”,“创立新传统”——“我们那时很讨厌‘五四’文艺腔,他们开拓的精神我们很欣赏,但我们也在反‘五四’传统,竭力避免那种陈腔滥调。”
白先勇说,自己遗传了母亲的热情与活泼,“能适应社会,领袖欲蛮强,办杂志也是头。”1960年春,《现代文学》创刊,白先勇是发行人。发刊词里,杂志强调将系统介绍西方近代作品,第一期,他们推出当时鲜为人知的卡夫卡,及几篇新文学创作,包括白先勇的《月梦》和《玉卿嫂》。
“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的,还有三毛,“爱他文字中每一个、每一种梦境下活生生的人物,爱那一场场繁华落尽之后的曲终人散,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时空的极致的艳美。”
小学一年级,三毛已念到邻居这位白家哥哥的《玉卿嫂》。那时,她就有点“怕”他,“看到这人迎面来了,一转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脚便逃,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
多年后,这个怪怪的、不去念中学而在家学画的敏感女孩的文章,也上了《现代文学》。白先勇最早发现三毛的才华,看她的小说《珍尼的画像》,年纪轻轻,却冒出来一种很不同的气息。“她那时才16岁,挺有才华,题材挺特殊,写了个很浪漫的人鬼恋的故事。”
小说登了以后,三毛抱着杂志大哭,跟父母说,她好像找到另外一条路了。30年后她还在追忆: “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着写作的那颗种子。”
后来有次《现代文学》同仁聚会,大家跳舞、打桥牌,内向的三毛姗姗来迟,躲在角落里。白先勇记得,她穿“秋香绿的衣裙,缎子的腰带上,居然还别了一大朵绒做的兰花” 。
“我比贾宝玉实在一点”
“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这些人鬼魅似地飘荡在台北街头,就像张爱玲写的那蹦蹦戏的花旦,在世纪末的断瓦残垣里,依然也凄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风急天高,谁付与闻。”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认为,白氏小说里有着浓浓的“张腔”。
白先勇却曾透露,自己喜欢张的作品,但他与张的人生观大不同,“张爱玲的爱情可以像《半生缘》、《倾城之恋》那样拖拖拉拉,我对爱情的态度是《玉卿嫂》里那种一刀杀人。我推崇‘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而张爱玲绝对不会。”
1960年代,张爱玲“重访边城”,读过《现代文学》的她,在台北和这些“小朋友”见了面,这是白与张惟一一次会面。
聚餐安排在西门町附近的苏州菜馆“石家”。张爱玲身穿素淡旗袍,带一件暗紫绸缎棉质外套,颇为显眼。
那晚,大家有说有笑,闲聊生活琐屑。白先勇回忆:“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她的眼神因近视略显得有些朦胧迷离,一旦特别关注你,便马上目光如炬,仿佛有两道白光直射而来,难怪她观察周围人和事是如此的犀利、透彻、深刻。”
白先勇曾多次坦承,他和张爱玲共同处是“血液里都有曹雪芹的文学基因”,推崇“看人不是单面的,不是一度空间的”那种深刻性——自小学五年级读《红楼梦》,直到今天,他床头仍摆着这部小说。
“您和贾宝玉该是同类吧?”
“啊,哈哈!我想我比贾宝玉实在一点,他整天在做梦。”
白先勇大笑,随后便低头陷入沉思,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喜欢贾宝玉的!我有另外的看法,其实曹雪芹写的是一部佛陀传,是写悉达多太子的传记,等于反映在贾宝玉身上,他后来成佛了,是一个菩萨的这种意象。他爱这么多人,心地那么慈悲,他和悉达多太子很像,享尽荣华,看破了生老病死再出家,某方面来说,《红楼梦》是个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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