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白先勇 姹紫嫣红看遍，奈何无常（3）

宋庆龄是国母，宋美龄是第一夫人


    幼年时，白先勇在公开集会中见过蒋介石，“但跟他没交往，反倒是跟蒋夫人有过接触。”


    ——“您有篇《秋思》，写到老南京，很短，但很有意味。”


    “其实和南京很有关系，花开花落，在呈现南京国民政府的盛衰，在隐喻这个。写这个东西，是一个试验，完全没什么故事，一个片断的感觉。秋思，女主角的年华老去，菊花也残掉了，背后有象征，民国时代的起落，企图蛮大的。”


    ——“里头那位华夫人有些宋美龄的影子吗?”


    “啊哈哈，倒不是。”


    ——“里面有个片断我印象蛮深，女主人公挽着丈夫走进南京城，觉得那像蒋介石。”


    “哈哈，你也可以这么讲，可我写的时候没这么想。”他说，“不过我在南京去过宋美龄家，去过她的Party。她真是第一夫人风范啊，撇开一切、不讲政治那些，宋美龄不是说简单的美，她有一种高贵，出来的风度、修养，其他人所不及，没有的！我大概9、10岁，那时候在美龄宫，我们玩游戏抢座位，还有糖果啊，圣诞老人，马歇尔也跟我们小朋友混在一起玩。那时候我也不懂，后来看了照片才知道。”


    “宋美龄开那个派对，表面上好像是请一些官家的夫人和孩子们去过Christmas Party，其实背后有政治意味。马歇尔那时候在调停国共，向国民党施压组织联合政府，组织不了，在中国很有挫败感，宋美龄开这个派对，其实是安抚他，不让他一个人在南京过Christmas嘛。”


    ——“您见过宋美龄几回？和她有过接触吗？”


    “有，有！我跟她下跳棋，3盘跳棋，我赢了两盘，她输了，我想她是故意让我的啦，她就送我这么大一盒Chocolate，装饰得好漂亮，蓝色缎子面子的。


    “我见过宋美龄3次，南京一次，上海两次。在上海，我们到她家去过两次，一次是复活节，我们小孩子都去找鸡蛋。那天很特别，她们三姐妹都在，宋氏三姐妹我都看到哈！我们还跟她们玩游戏，官兵捉强盗，你捉我我捉你这样子，宋庆龄被捉到了，她也只好手绑起来这样子。”


    ——“宋庆龄和宋霭龄怎样？”


    “宋庆龄也漂亮，这么说吧，宋庆龄是国母，宋美龄是第一夫人，还有不同的。国母是母仪天下的这种，第一夫人是能代表国家的。宋霭龄呢，是Du A Jia（沪语：大阿姐），大姐派头，虽然那两个第一夫人和国母，在家里，你感觉她才是大姐头。


    “那时候孙夫人（宋庆龄）穿了一条宝蓝色的天鹅绒的旗袍，真的也很美很漂亮的，她有种威仪，国母嘛！宋美龄穿的是黑的、也是一种丝绒的长旗袍，她喜欢穿黑的。”


    ——“您觉得电影《宋氏三姐妹》拍得怎样？” 


    “那个不行，那3个一个也不像，差远了，不像不像，没那个范儿！”



    “白家哥哥”与三毛


    1949年以前，白先勇在大陆“不自觉地过着贵族的生活”，1949年南渡台湾后，“父亲政治地位跟整个社会、整个国民党，突然间有一种转换”。所谓“新亭对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遇，都曾对他的认同感产生冲击。


    现在回到台湾和大陆，他也抱怨：“台北城是丑的，建筑啊那些都不规矩，破破烂烂，但再观察一下，很有人文气息。这里的问题就是——太快了！啪啦啪啦，丢丢丢丢丢光，重新搞过。“文革”那10年，伤得那么凶，现在是疗伤恢复期，没那么快啦！”


    在香港上过两年教会学校后，白先勇到台湾进入建国中学，那时的他“孤僻得厉害”，很少和同学往来，整天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饱读诗赋词曲，然后便写东西。


    白先勇曾发过给长江三峡修水坝的宏愿，读了阵工科，后来还是重考台大外文系。班里爱耍笔杆的同学，数一数，竟有十多个：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林耀福……很快，白先勇和他们结成“死党”，并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崭露头角。


    大二下学期，夏济安赴美，编者易人。这伙文艺青年开始筹钱、写稿、跑印刷厂，决定“自己办刊”，“创立新传统”——“我们那时很讨厌‘五四’文艺腔，他们开拓的精神我们很欣赏，但我们也在反‘五四’传统，竭力避免那种陈腔滥调。”


    白先勇说，自己遗传了母亲的热情与活泼，“能适应社会，领袖欲蛮强，办杂志也是头。”1960年春，《现代文学》创刊，白先勇是发行人。发刊词里，杂志强调将系统介绍西方近代作品，第一期，他们推出当时鲜为人知的卡夫卡，及几篇新文学创作，包括白先勇的《月梦》和《玉卿嫂》。


    “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的，还有三毛，“爱他文字中每一个、每一种梦境下活生生的人物，爱那一场场繁华落尽之后的曲终人散，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时空的极致的艳美。”


    小学一年级，三毛已念到邻居这位白家哥哥的《玉卿嫂》。那时，她就有点“怕”他，“看到这人迎面来了，一转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脚便逃，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


    多年后，这个怪怪的、不去念中学而在家学画的敏感女孩的文章，也上了《现代文学》。白先勇最早发现三毛的才华，看她的小说《珍尼的画像》，年纪轻轻，却冒出来一种很不同的气息。“她那时才16岁，挺有才华，题材挺特殊，写了个很浪漫的人鬼恋的故事。”


    小说登了以后，三毛抱着杂志大哭，跟父母说，她好像找到另外一条路了。30年后她还在追忆：   “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着写作的那颗种子。”


    后来有次《现代文学》同仁聚会，大家跳舞、打桥牌，内向的三毛姗姗来迟，躲在角落里。白先勇记得，她穿“秋香绿的衣裙，缎子的腰带上，居然还别了一大朵绒做的兰花” 。


    “我比贾宝玉实在一点”


    “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这些人鬼魅似地飘荡在台北街头，就像张爱玲写的那蹦蹦戏的花旦，在世纪末的断瓦残垣里，依然也凄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风急天高，谁付与闻。”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认为，白氏小说里有着浓浓的“张腔”。


    白先勇却曾透露，自己喜欢张的作品，但他与张的人生观大不同，“张爱玲的爱情可以像《半生缘》、《倾城之恋》那样拖拖拉拉，我对爱情的态度是《玉卿嫂》里那种一刀杀人。我推崇‘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而张爱玲绝对不会。”


    1960年代，张爱玲“重访边城”，读过《现代文学》的她，在台北和这些“小朋友”见了面，这是白与张惟一一次会面。


    聚餐安排在西门町附近的苏州菜馆“石家”。张爱玲身穿素淡旗袍，带一件暗紫绸缎棉质外套，颇为显眼。


    那晚，大家有说有笑，闲聊生活琐屑。白先勇回忆：“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她的眼神因近视略显得有些朦胧迷离，一旦特别关注你，便马上目光如炬，仿佛有两道白光直射而来，难怪她观察周围人和事是如此的犀利、透彻、深刻。”


    白先勇曾多次坦承，他和张爱玲共同处是“血液里都有曹雪芹的文学基因”，推崇“看人不是单面的，不是一度空间的”那种深刻性——自小学五年级读《红楼梦》，直到今天，他床头仍摆着这部小说。


    “您和贾宝玉该是同类吧？”


    “啊，哈哈！我想我比贾宝玉实在一点，他整天在做梦。”


    白先勇大笑，随后便低头陷入沉思，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喜欢贾宝玉的！我有另外的看法，其实曹雪芹写的是一部佛陀传，是写悉达多太子的传记，等于反映在贾宝玉身上，他后来成佛了，是一个菩萨的这种意象。他爱这么多人，心地那么慈悲，他和悉达多太子很像，享尽荣华，看破了生老病死再出家，某方面来说，《红楼梦》是个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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