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东方哲学中的生与死(2)

诗人生死之际的豁达
东晋时期的诗人陶渊明在官场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隐田园，在思想流脉上属于老庄一派，他的生死观也极具道家的开通与旷达。他在63岁逝世的前两月为自己作的《自祭文》和三首《挽歌辞》，就表现了他对“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的超然态度。他在诗中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已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是挽歌的第三首，写的是死后被埋葬的情景。一个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一个活得正在兴头上的人是无须也无暇多想此事的。在诗人生活的晋宋时代，虽然诗人名士多好在活着时就给自己写挽诗，但当认真给自己写一首挽歌时，想必一定是别有滋味在心的。
在挽歌中，诗人对死是想得很旷达的，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人生的运动过程中来客观地对待，意识到个人的生命历程是有限的，死带有不可避免的永远性，故而在“将辞逆旅之馆”时，用活着的我，对拟想中但却又必然会变质的死去的我，进行一番理性的审视，却也不无意义。诗人想象，在一个地上是严霜荒草，路畔有白杨萧萧的九月高秋，他已经死了的形体，被送往四面不近生人的远郊。他还看到，自身正被人送进高大的坟封，他感到这是人生最后得见光明的时候，送葬的马为他仰天长啸，西风也为他倍感萧条。他愿在这“死后”还有“知”的最后一刻，想到生时更多的事，但这已经来不及了，最近目前的恨事是坟墓一闭，自己就永堕黑夜，长隔三光，这真是贤士达人也无可奈何的无情规律。
对死都想开了，因而诗人对于亲戚的余悲有多少，他人事后忘怀得多么干净，都视为自然，无复计较。如果对照他同时写的《自祭文》里的“思想”安慰死后的“肉体”的话，“匪贵前誉，敦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则更可看出诗人对生死的旷达而现实的态度。陶渊明早在《形影神》诗中就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对于这“与我而相违”的屈处乱世的生命，是不想“以心为形役”，而是“委心任去留”。他生时遇有屈心违志，便敢于高唱“归去来”，死后也要在幽室被封闭的最后一刻，唱出达观的挽歌。
儒家论生死
比起道家老庄的自然生死观，儒家孔子则是另一种态度。一向勇武直率的子路，有一天突然向老师孔子大胆地发问:“什么是死？”对此，孔子采取了回避而不直答的态度，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虽然如此，孔子还是对死有自己的看法的。《孔子家语·本命解》中记载孔子回答鲁哀公之问:“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这是说，人身由阴阳造化而成形；阴阳造化消解穷尽，生命也就终结了。
这个说法与传为孔子所作的《周易系辞传》所说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是一
样的，即死是人所领受的有精气的身体的一种由始反终的变化。究竟变成了什么，这里承认是有一种“游魂”，因而可以说此论中的生之说是科学的，死之说是不科学的，属于有神论。由于孔子的这种有神论，他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制导着“数”的变化，人之生命生存都关乎着它，所以“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孔子对于人死后到底有知还是无知，也就是有无灵魂存在，在态度上显得很矛盾。他的学生子贡问他人死后是否“有知”，也就是有否灵魂存在这个难题，要老夫子一定给一个明确的回答。一向以中庸为言行原则的孔子，是从社会效果上说了自己的意见:“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欲知死者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孔子家语·观思》)孔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以不回答为回答的回答，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有直接关系，他虽然心中有鬼神的情结，但他却不想用这个直接地去影响别人，使自己倡扬的以行仁为主的儒学，变为唯天命是从的神学。只不过他对子贡的“后自知之”的许诺，却成了永远无处兑现的空头支票。其实，在世界上不论任何人如果秉持有神论，要他去说明和验证鬼神的存在，都会是无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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