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周礼规定复仇杀人无罪 儒家怎看待复仇与暴力(3)

从暴政到暴民
充满血腥的刑罚，其实是暴力政治的一个侧影。在一个以暴制暴的社会状态下，所激发的往往是反抗者的暴力意识。
中国传统政治始终没有逃脱一治一乱的循环中，无论是夏商周这样的政治模范时期，还是唐宗宋祖所开创的唐宋盛世，均不可避免地由建国之初的强盛而陷入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的乱世。按现代政治的眼光看，因为专制统治的家天下体制，视天下为个人之私产，最终不能有效地建立其合理的政治纠正机制，因此天下必由大治陷落于乱世。
对于治乱的分析人们多从道德入手，比如王夫之，他认为上古之乱主要是因为天灾，而“中古之乱在人事，而君率兽以害人之生;后世之乱在人心，而行禽兽之行、言禽兽以乱性。”(《四书训义》下)但是也有人从制度入手，比如黄宗羲就是从“税制”入手。他通过对于历代税制改革的过程分析发现，任何一次税制的改革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因为每一次的税种合并，都为后来的赋新税制造了借口，所以一旦朝廷入不敷出，就会开征新税，这样就会形成“累积莫返之害”，并慨叹“税额之积累若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明夷待访录·田制三》)这就是最近几年经秦晖总结而广为人知的“黄宗羲定律”。所以，中国传统政治虽有不少短暂的黄金时期，但是总体而言，百姓总是处于被“敲骨吸髓”的困境。
在家天下的制度下，暴政之所及，不仅是普通百姓，而是一切人，包括士人和大臣。王夫之说，三代以下，“身为士大夫，俄加诸膝，俄坠诸渊，习于诃斥，历于桎梏，褫衣以受隶校之凌践”(《读通鉴论》卷二)这样，导致士大夫上下失据，难以成为君民之间的纽带。反而因其精神的创伤而生暴戾之气。
暴政之下，必然会有激烈的反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暴秦开始，历代的起义无不是对于暴政的抗争。但问题在于，由暴力政治所催生的反抗，往往采取更为暴力的手段。赵园在对于晚明的研究中，特别指出了在明代残忍政治所营造出来的暴虐气氛。她从野史对于暴力的渲染看出，“这里有压抑着的肆虐、施暴的愿望。在这方面，士文化与俗文化亦常合致。你由此类文字间，觉察了看客与受虐者的相互激发，那种涕泣号呼中的快感。??廿四史固是‘相斫书’，但有关明史的记述，仍有其特殊的残忍性。”(《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16页，北大版，1999年)
赵园对于明代嗜暴倾向的分析，有很多的例证，例如李自成的起义军，在攻占河南洛阳的时候，对于福王朱常洵所采用的惩罚措施，就是将其与一些鹿放在一口大锅里调制“福禄酒”，史书做如是记载：“十四年正月攻河南，有营卒勾贼，城遂陷，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
另一个嗜杀之人是与李自成大约同时的另一个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史书的记载常有令人不忍卒读之感。
“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这里面的数据可能并不一定准确，但是可以推论，明代可能是把中国历史上暴虐政治和暴虐的反抗推向了顶峰，随之而兴起的清朝，暴虐的记载也依然，即使是在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之后，暴力依然是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论题。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对人的尊严和生命的尊重成为人类均加以接受的一项基本原则。的确，对于残暴的反思，主要是基于对人性的反思。在历史上，人类对于暴力的容忍往往借助于崇高的信仰或理想来支持。比如为了维护某一信仰，就可以对异教徒施加伤害。为了维护一个民族的血统和尊贵，可以对别的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在中国，一度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感情来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基点，这样，对于敌对阶级，施以同情心便是不可接受的。
如此种种，都为我们在现实中继续某种程度的残酷和暴力提供各种各样的理由，激发着人们的暴力冲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国家的力量强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制度的严密性，使得个人经常无从辨识谁才是真正的敌人，“怨无头、债无主”，导致人们便会将复仇的对象转移到随意的“群体”。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的暴力复仇对象往往会是一些与仇恨无关的群体。
可见，化解暴力不能依赖暴力本身，最根本的还是需要通过文化氛围的重建。而从政治生活层面，则是要消除政治行为中的暴力倾向，由权力所带来的暴力，往往是社会暴力的制度性起源，会不断激发人们的反社会倾向，暴力制裁往往只能将更多的人推向暴力。（干春松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1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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