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评孔思潮与思想启蒙

正是通过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辩论、清理，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逐渐打破了固有的束缚，开始主动接纳新事物、新思想。这不仅有助于打破偶像、解放思想，而且还有力地动摇了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为共和制度的确立创造了条件，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头。 在中国古代社会，孔子是文人士子顶礼膜拜的圣人，号称“素王”。然而，晚清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伴随着传统儒学的衰落，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孔子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以评价孔子及其思想为主题，思想文化界兴起一股评孔思潮。辛亥前后的评孔思潮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了思想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这不仅在根本上冲击和动摇了封建帝制的文化基础，为共和制度的确立创造了条件，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头，推动了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进程。
辛亥前后的评孔思潮缘起于康有为的孔教改革。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曾经大声疾呼保教、保国、保种。而所谓保教，其实质是要保孔教。为了保孔教以凝聚人心，康有为极力主张将孔教改造成宗教。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海外陆续建立了一些孔教会，要保存和弘扬孔教，但是，其实际效果却在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对孔教的争论。
最令康有为意想不到的是，首先起来反对孔教运动的，竟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梁启超。１９０２年２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２号上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阐明了他对孔教的认识和态度。他认为，孔子是人不是神，指出：“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同时，他坚信孔教不是宗教，认为“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察怀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异于群教者在是。”在梁启超看来，孔教的价值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其精神。接着，向康有为发难的是章太炎。章太炎曾因强烈反对改良和“苏报案”而名闻天下，而实际上他也属于儒学中人。由于崇尚古文经学，章太炎对康有为将孔子视为教主的做法十分鄙视。为此，他分别于１９０２年写了《订孔》，于１９０６年写了《诸子学略说》，认为孔子只是个伟大的教育家、史学家，而不是所谓的宗教家，指出“孔氏，古良史也”，“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与章太炎相呼应，刘师培也反对康有为的孔教主张。刘师培既是古文经学家，又是清末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主张推翻清政府。他认为，“孔子者，中国之学术家也，非中国之宗教家也。”同时，他反对独尊孔学，主张“归孔学于九流之一耳。” 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对孔教运动的抨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儒学内部学人对孔教运动的认识和态度。他们主张改革孔教，但反对独尊孔子，更反对神化孔子。这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时期西方新思想的传播廓清了障碍。
与清末的孔教改革主张截然不同，后起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则主张实行“孔丘革命”。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孔子学说只是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种，不足以永远代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即所谓“中国之学，上有老、墨，下有百家，非独为孔子，则孔子无代表之实也明甚。假曰代表，乃代表其一时，非代表于永世。”分析古代中国“思想滞阂不进，学术陵迟”的原因，他们认为，其根源在于孔子学说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有鉴于此，他们坚决反对独尊孔子，指出：“孔子之圣，圣于昔时，亦既往矣。我尊之，于孔子无加；我不尊之，于孔子无损。吾何必不求于今之时，而甘奴于千载上之陈死人，以沮我未来一般事业之大发达哉！” 此外，他们坚信孔子思想是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认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因此，为了使国人在思想上获得幸福和自由，他们提倡“孔丘革命”，指出：“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
革命派知识分子主张实行“孔丘革命”，在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人们开始对儒家道德信条和价值观念发生怀疑时，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此时也走到了尽头。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帝制宣布解体，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民国建立伊始，国人欣喜若狂，憧憬安定生活到来。但是，伴随着袁世凯、张勋步步走向复辟，人们日趋失望。由于袁世凯、张勋，以及拥护复辟的康有为，在民国初期都极力主张尊孔，以至于出现举国祀孔祭天、小学生人人读经的奇怪现象。因此，伴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人们开始反思孔子与帝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而１９１６年底至１９１７年２月，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多次向国会请愿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则进一步加剧了知识界对孔教的反思和反感。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的《新青年》，自１９１６年２月连载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以及之后又陆续刊载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文学革命论》；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等文，实际上揭开了民国初年对孔教批判的序幕。于是，更大规模的评孔思潮在思想文化界展开。新文化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孔教虽然有其价值，但其本身并不是宗教，并且在很多方面与共和政治和现代生活相抵触，因此，不应该独尊孔子，不应该定孔教为国教。张勋复辟失败后，在国人对复辟的讨伐声中，思想界对孔子的批判进一步加剧，甚至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废汉字的决绝声音。在这种背景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有口难辩，不得不败下阵去，从此一蹶不振。
总之，辛亥前后的评孔思潮，表面上是在评价孔子，而实际上远远超出孔子本身，涉及中西文化的比较、政治制度的选择、国民道德的重建等多方面。正是通过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辩论、清理，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逐渐打破了固有的束缚，开始主动接纳新事物、新思想。这不仅有助于打破偶像、解放思想，而且还有力地动摇了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就此而言，辛亥前后的评孔思潮是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环，功不可没。
张卫波：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侧重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中共党史研究。
[革命书单]
文选倾向革命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夜，曾经出现过多种带文艺性的宣传革命的文选。里面所收文章，从报章体论评、古体散文，一直到小说、戏曲、笔记，形式多样，内容充满了革命的感情。在国内虽不能公开发行，却不胫而走，影响很大。
◎流行最广的有《黄帝魂》（１９０３），黄藻（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个人”）编。全书收《黄帝纪元说》、《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叙》、《革命之原因》等２９篇，１９１１年本增至４４篇。有哀悼被慈禧杀害的名记者沈荩的《祭沈荩文》，有主张戏曲改革的《观戏记》，及杂剧《少年登场》和《叹老》。
◎《大义录》（１９０６），收《大义略叙》等２２篇讲民族主义的文章。如章太炎《哀焚书》篇，强调“中国魂”者，应该就是推翻清朝统治的“民族主义”。书里《中国民族论》、《民族精神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治》等篇，都是发挥这一精神的。
◎富有革命感情而又图文并茂的有《天讨》（１９０７）。（《民报》临时增刊）。里面收了十多篇檄文之类的宣传鼓动文章。主张“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李芹）
 
■ 张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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