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诗经》与风雅精神(4)

 
三．诗书风雅与春秋时代的城市贵族生活
居住于城邦中的是被称为“国人”和“君子”的城市贵族阶层，他们在城市中过着远优于乡野的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贵族们“紫衣狐裘”（《左傳•哀公十七年》），“每食击钟”（《左傳•哀公十四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们的居处是“夏屋渠渠”（《诗经•秦风•权舆》），公室是“美仑美奂”（《国语•晋语八》及《礼记•檀弓下》均载）。而外交间往往举行重大的宴享活动，他们于华屋高台间杯觥交错，赋诗唱和，衣袂飘飘，文采风流。这与一般野人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诗经•豳风•七月》）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差别。《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在公朝工作的工作餐竟然是“公膳日双鸡”，贵族的富庶与奢华可见一斑。
《诗经》中的君子生活：《诗经》中的许多篇章都描绘了城邑中贵族优裕的生活，像：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至缝，素丝五総。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诗经•召南•羔羊》
贵族们羊皮加身，衣食饱暖，优哉游哉，一派洋洋自得的气派。《小雅•大东》篇有“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的诗句，鲜亮华贵的衣服衬托出城邦生活的富贵典雅。而《诗经》中相当一些篇章展现贵族的宴饮生活，更见其奢华铺张。例如：
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
鱼丽于罶，鲂鲤。君子有酒，多且旨。
——《诗经•小雅•鱼丽》
彤弓弨矢，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
钟鼓既设，一朝向之。
——《诗经•小雅•彤弓》
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
——《诗经•小雅•瓠叶》
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
其肴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
其赠维何，乘马路车。笾豆有且，侯氏燕胥。
——《诗经•大雅•韩奕》
从这些诗篇中可以了解春秋贵族生活的一般景观，他们过着“君子有酒”的奢华生活，在歌乐宴饮中“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席间是“清酒百壶”，“采亨瓠叶”，“炮燔兔首”，“炰鳖鲜鱼”，加之灿灿衣服、美仑美奂的宫室，透露出城邦生活的繁荣。城邑成为文明的中心，城邑人的生活与教养也自然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小雅•都人士》是典型的例证。其诗谓：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悦。
彼都人士，充耳琇实。彼君子女，谓之尹吉。我不见兮，我心不悦。
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我不见兮，我心苑结。
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匪伊卷之，发则有旟。我不见兮，云何盱兮。
这是一个外邦人眼中的王城人的形象。按高亨先生《诗经今注》的解释，此诗是“镐京的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因事到某地去，作者是该地人，与贵族相识，在他送贵族回镐京的时候，作此诗来表示对贵族父女的敬爱。”在一个外邦人的眼里，来自京都的人举止风度都堪为典范。“彼都人士”的一身“狐裘黄黄”的盛装，“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的风度，在外邦人眼里是“行归于周，万民所望”的。而那位“台笠缁撮”“充耳琇实”“垂带而厉”“绸直如发”的君子女儿，更是令作者心旌飘摇艳羡不已。一个草编的斗笠，两条束发的飘带，黑如瀑布的卷发，晶莹鲜亮的耳玉，描绘出城邦女儿超凡脱俗的生动气韵，而惜别在即，这就难怪外邦男子抑郁寡欢了。
乡饮酒礼与乡射礼：乡里是周代基础的社会组织，乡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成的宗法政治单位。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不应该用现代乡村的概念理解周代的“乡里”制度，因为周代的“乡”本质上是属于城邑属于城邦的，乡里是属于城邑范围内的一种社会结构。统治阶级无论以何种方式取得政权，却总是喜欢用文明来装饰自己，周人在平定天下之后很快就从对暴力的运用转入对文化的尊崇。周公制礼作乐，崇尚文德，建构了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政治管理系统。周代文化中特别强调政治的礼与艺术的诗和乐的关联，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发源于诗，立身于礼，完成于音乐，在礼乐文化中一直伴随着诗乐的艺术精神，这种境界被后来的儒家哲学概括为诗礼相依、诗礼相成。
“诗礼相成”的首要特征是诗凭借着礼乐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全面介入周人的社会生活，不仅表现在周代天子公卿宗庙祭祀演耕朝觐等大型的政治活动，也表现在乡间里巷生死婚姻宴饮聚会等普通的世俗生活。与政治性的宫廷庙廊礼乐活动不同的是，诗乐风雅渗透乡里生活通常是以朴素的基础的风俗的形式实现的。乡饮酒礼与乡射礼，是乡党间重要的典礼活动，而整个活动更像一场规模宏大的礼乐艺术的演出，其结构形式具有原始戏剧的形式特征。杨宽先生在《“乡饮酒礼”与“飨礼》一文中将乡饮酒礼归结为迎宾、献宾、宴宾、送宾四个组成部分，正像戏剧的序幕、发展、高潮、尾声一样，乡饮酒礼的四个组成部分也把普通乡人的世俗生活纳入艺术程序之中。
乡饮酒礼的第一部分是迎宾之礼，相当于整个艺术活动的序曲，这一礼节由谋宾、席宾、速宾、迎宾四个程序组成。
谋宾即主人（乡大夫）与乡先生一起商议来宾人选及名次，宾客分为三等：宾、介（陪客）和众宾。宾、介都只有一人，众宾可有多人，可选定三人作为众宾之长。戒宾即由主人亲自告知宾客，戒，郑玄注：“戒，警也，告也。”席宾就是依据来宾的尊卑铺陈坐席，摆设酒器。速宾是酒肉准备好后，由主人到宾客府上催请宾客的礼节。迎宾是主人携辅佐乡大夫行礼的“相”在庠序之外亲自迎接宾客，经过三揖三让，把宾客迎入堂上。
乡饮酒礼的第二部分是献宾之礼，相当于整个艺术活动的展开部分，包括献酒与作乐两个环节。
献酒礼节包括献、酢、酬三个环节，主人进宾客之酒曰“献”，宾客回报主人之酒曰“酢”，主人先自饮再劝宾客饮酒谓之“酬”，“献”“酢”“酬”合成谓之一献。
作乐礼节，包括升歌、笙奏、间歌、合乐四个环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文：“酒以成礼”，乡饮酒毕竟属于礼的范畴，在诗礼相成的周代就必须依赖于诗乐的形式表现。升歌由专业乐工四人（鼓瑟者二人，演唱者二人），升堂歌唱《小雅》三曲——《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歌罢，主人向乐工献酒。笙奏由吹笙者入堂下，吹奏《小雅》三曲——《南陔》《白华》《华黍》，奏罢，主人向演奏者献酒。间歌，则是堂上升歌与堂下笙奏，相间而作，即先升歌《鱼丽》，继而笙奏《由庚》；再升歌《南有嘉鱼》，继而笙奏《崇丘》；升歌《南山有台》，又笙奏《由仪》。合乐，升歌与笙奏相合，奏唱二南诗篇，即《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与《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蘋》。歌罢，乐工告于乐正：“正歌备”。至此，正式的礼乐完备，乡饮酒礼转入下一个层次。
乡饮酒礼的第三部分是宴宾之礼。《左传•昭公元年》记郑伯享赵孟、叔孙豹等用一献之礼而“礼终乃宴”。享者，飨也，“礼终乃宴”即正式的礼乐仪式之后，进入相对自由的宴宾阶段，这相当于整个艺术活动的高潮部分，分为安宾、旅酬、无算爵与无算乐三个程序。按照《仪礼•乡饮酒礼》之文：“礼乐之正既成，将留宾，为有解惰，立司正以监之”，故行安宾之礼。安宾之后，则开始旅酬之礼。旅酬，即按照长幼次序劝人饮酒，郑注：“旅，序也。于是介酬众宾，众宾又以次序相酬。”由于此时介入的人员越来越多，宴饮也渐渐进入高潮，饮酒不再计量，醉而后止；同时，乐工不断伴奏歌唱，尽欢而已，是为“无算爵”“无算乐”。参加宴会的乡大夫、宾、介、众宾，酒酣耳热，举杯连连，歌欢舞喧，其乐陶陶，乡饮酒礼进入高潮，洋溢着酒神精神的沉醉与欢快。
乡饮酒礼的第四部分是送宾之礼，送宾之礼是整个艺术活动的尾声部分。在“无算爵”“无算乐”的欢腾之后，乡饮酒礼结束。主人送宾出时，要奏《陔》乐，郑注：“陔之言戒也，终日宴饮，酒罢，以《陔》为节，明无失礼也。”
从整个仪式程序来看，乡饮酒礼更像一幕结构谨严的原始戏剧，从序幕到展开，从展开到高潮再到尾声，主角固然是主人与宾，而其中的“介”“相”等也颇类整个艺术活动的导演或指挥，整个活动既充满了浓重的艺术色彩，也表现出严谨的结构程序。
与乡饮酒一样，乡射礼也具有相当强烈的艺术色彩，按《仪礼&#8226;乡射礼》记载，乡射礼的程序也可相应的划分为迎宾之礼、献宾之礼、三番射、送宾之礼四个部分，迎宾之礼、献宾之礼与送宾之礼三个部分与乡饮酒礼的程序没有多大差别，与乡饮酒不同，乡射礼的核心是三番射（此处叙述对彭林先生《从<仪礼&#8226;乡射礼>看中国古代体育精神》一文多有引用，彭文见《光明日报》，2004年2月10日第3版）。
第一番射侧重于射的演练。司射将挑选出来的六名乡学弟子搭配成三组，分别称为上耦、次耦、下耦，即所谓“三耦”。每耦有上射、下射各一名。司射先为三耦作射仪的示范，示范毕，上耦的两位射手上堂。按照司射的指教，上射先射，下射后射，如此轮流将各自的四只箭射完。接着，次耦、下耦上堂，如此比射。由于第一番射是习射，所以不管射中与否，都不计成绩。
第二番射是正式比赛，要根据射箭的成绩分出胜负。参加者除三耦之外，还有主人、宾、大夫和众宾。主人和宾配合为一耦，主人担任下射，以示谦敬；同理，身份较高的大夫，也都与士一一配合为耦。先由三耦比射。三耦射毕，由宾与主人配合成的耦、大夫与士配合成的耦、众宾之耦先后上堂比射。比赛结果公布后，胜方射手要脱去左袖、带上扳指，套上护臂，手执拉紧弦的弓，表示能射。负方射手则穿上左衣袖，脱下扳指和护臂，将弓弦松开。各耦射手先后上堂，负方射手站着喝罚酒，然后向胜方射手行拱手礼。
第三番的过程与第二番相同，只是增加了音乐伴奏。乐工演奏《诗经&#8226;召南》中的《驺虞》，乐曲的节拍，演奏得均匀如一。只有应着鼓的节拍而射中靶心者，才抽出算筹计数；否则，即使射中也无效。第三番射的比赛结果公布后，各耦射手顺序上堂，负方射手喝罚酒，并向胜方射手行拱手礼。三番射至此结束。
第一番射是演射，由司射教练子弟，其实也是为主人来宾表演。第二番射才是正射，根据射技，决出胜负。第三番射是音乐伴奏下的射技，是为“乐射”，这是整个乡射礼的高潮，要求选手不仅射艺精湛，而且要符合音乐的节奏，强调艺术的感悟与体验，乐射才是射技的最高境界。
无论是乡饮酒礼还是乡射礼都表现出浓厚的艺术情趣，虽然这两种礼节突出的是乡党宗族间的宴饮与射击，整个艺术过程更像乡党间展演的一幕有长度有主题有情境的恢宏的戏剧，在发生、发展、高潮、结尾艺术地实现乡里之间其乐融融的现实主题。与希腊诗剧不同的是，这种宏大的艺术不是借助表演的形式把自身从生活中提炼出来，而是通过艺术结构的设计，把现实生活诗化艺术化，使得这种礼乐诗剧更具有现实特征，更生活化。
孔子的乡党生活：正是因为诗的艺术通过礼乐文明而介入周人世俗的社会生活，无论庙堂还是乡党都把诗乐作为教化子弟的核心内容而深入周人精神世界的深处，从而形成了周代城邑贵族风雅风范的确立。《礼记&#8226;乐记》载：“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认为，真正的音乐是从生命的根本之处流淌出来的，而礼仪规范是人的外在约束形态，因此感人心志，移风易俗，就必须建立以诗乐教化为基础的君子人格体系。
乡党的人格与春秋时代的君子人格是一致的，乡人成就的人格风范也是君子人格风范。孔子立足于在乡党中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君子人格精神与伦理风范，《礼记&#8226;乡饮酒义》载夫子之言：“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比起宫廷庙廊，他的移风易俗变革天下的信心更多的是从乡里中获得的。《论语》《礼记》等典籍多记孔子于乡里间的言行举止：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论语&#8226;乡党》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论语&#8226;乡党》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论语&#8226;子路》
厩焚，孔子拜乡人为火来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
——《礼记&#8226;杂记》
孔子在乡党中有特别的风范，比起庙堂上的闲雅健谈，他在乡里中更庄重、更矜持、更谨言慎语；参加乡饮酒礼，也要等待乡中长老离去后自己才离开；对乡人驱鬼的礼俗，他既怕惊动了祖先的魂灵，又尊重乡风民俗，予以充分的理解；马厩失火，对前来慰藉的乡人，孔子礼数周到，决不敷衍，显示出孔子对乡党道德的重视，因为孔子认为真正成为“士”，是要有“宗族称孝，乡党称弟”的声誉的。孔子之所以在乡党表现的格外虔敬，因为与邦国的政治意义不同，乡党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宗族单位，因而它更重视伦理的道德意义。《论语&#8226;乡党》的文字多记孔子于乡里间的日常生活形态，把神圣的道德规范付诸于日常生活状态的表现。例如：记其衣着是“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记其饮食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记其宴饮是“惟酒无量，不及乱”；记其寝坐是“席不正，不坐”“寝不尸，居不容”；记其乘车是“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乡党》一篇汇集孔子平日周旋动容与其衣服饮食之细，在日常琐屑生活中更见孔子行止之闲雅而合于礼仪规范，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这样评价：“孔子一生，车辙马迹环于中国，行止久速，无不得乎时中。而终老死于阙里。其处乡党，言行卧起，饮食衣着，一切以礼自守，可谓谨慎之至，不苟且，不卤莽之至。学者试取庄子《逍遥游》《人间世》与此对读，可见圣人之学养意境，至平实，至深细，较之庄生想象，逖乎远矣。”孔子日常生活是具体而微的，举手投足间莫不合于礼仪规范，同时充满诗意，《乡党》的最后一节作：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钱穆先生《论语新解》以为“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当是两句逸诗，由于《乡党》文字多是孔子日常琐细言行，唯恐有“琐屑而拘泥”之嫌，于是以描述鸟儿起落时察言观色的形态起兴，引出“时哉，时哉”的人生议论。而山梁间恰有雌雉飞过，子路投食于鸟，雌雉嗅过之后，惊惧而飞，使得平凡的生活忽见诗意盎然之情趣，而没有呆板生涩之感，钱先生谓“得此一章，画龙点睛，竟体灵活，真可谓神而化之也。”把礼乐精神寓于举手投足之间，将诗意人生引入寻常乡党生活，正体现出孔子歌者之风范。孔子整理《诗经》，强调诗乐教育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是艺术欣赏，而更侧重引入人生，“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使厄于陈蔡之间，在“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的情况下，仍然“讲诵弦歌不衰”(《史记&#8226;孔子世家》)，显示出诗乐文化给他的自信和精神力量。
不唯孔子，诗乐是周代贵族的基本修养，以诗言志，以乐赋情，是通行于周代士人间的风雅之举。《荀子&#8226;乐论》谓：“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与钟鼓相比，琴瑟更是乡人通行的音乐工具，所以《礼记&#8226;曲礼》记：“大夫无故不彻悬，士无故不彻琴瑟。”金属乐器悬于架上，演奏需要诸多条件，非一般士人能力所及；而普通的乡士是要将琴瑟随身携带的。《礼记&#8226;乐记》曰：“乐观其深矣”，通过礼乐可以观察国家的兴衰，也可以观察个人情志，因此《乐记》的作者认为真正的音乐不仅仅是音色之美，更是道德、是气质、是精神修养。“德音之谓乐”，《礼记&#8226;文王世子》云：“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德音既要有声律音色等形式内容，也要包含“父子、君臣、长幼之道”等道德内涵，所以《乐记》才强调“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要“致乐以治心”，培养善良、正直、坦诚、平易的情操，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教。也正是在这样的礼乐文化背景下，周代的城邑贵族无论是王公大夫还是乡党士人，都有良好的音乐修养，不仅平时琴瑟在身，《礼记&#8226;玉藻》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甚至是走路的脚步也要合于音乐的节奏，礼乐艺术诗化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塑造着人们的风雅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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