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四书五经的西行漫记(2)

启蒙思想家崇尚“德治”
法国是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心。主张自然神论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当时从传教士那里了解到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恰恰是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对其很快产生“热恋”。
伏尔泰（1694―1778）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哲学辞典》）他用中国的历法驳斥《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因为《旧约》记载的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与繁衍有50个世纪以上”。而且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并且早就遥遥领先。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而且治理有方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德国血统的法国学者霍尔巴哈也把中国的政治伦理视为治国良策，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并提出“德治”的主张，号召“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狄德罗视线里的儒教“只须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他把孔子与古希腊的圣哲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甚至认为荷马与孔子相比不过是“糊涂虫”。波维尔指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见，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以中国为理想的坐标去构想欧洲的未来。
《赵氏孤儿》远征西方
西方的文学界当时对中国的反应要晚一拍，主要是来中国的传教士都是思想家和学者，却没有文学家和艺术家。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文学才开始远征西方。
第一个引领者是位名叫詹姆斯・魏金森的英国商人。他在广东生活多年，通过英语和葡萄牙语译了一个四卷本的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合集，包括《风月好逑传》、《中国戏提要》、《中国谚语》以及《中国诗歌》，1719年由英国人汤姆士・帕塞将其刊印出来。13年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把元代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题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翌年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译本。
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赞美有加，1755年特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伏尔泰从人文主义出发，把故事背景从春秋战国挪到成吉思汗时代，用那些大善大德的事例感染成吉思汗，使他从热衷于血腥征服的暴力迷狂中转变为懂得体恤爱护民众的君王。
歌德也认为《赵氏孤儿》“最深刻动人”。1781年歌德曾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着手改编剧本《艾尔彭诺》，可惜没有完成。歌德早年对中国也是有误解的，但当他先后读到中国文学中诸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百美图咏》、《今古奇观》以及戏剧《赵氏孤儿》等作品时，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成见。他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和德国人非常相像的民族”，“只是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出于对中国人的这种好感，歌德晚年还根据某些中国诗歌的主题，写了一本小诗集（共14首），名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蛇形曲线”成时尚
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园林艺术。那飞檐翘角的亭榭、高耸的层塔，富有妙趣的石桥、假山、钟楼以及蜿蜒的小径等都使西方人赞赏不已，为此专门给“蜿蜒小径”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蛇形曲线”。当年席勒就很欣赏这种蛇形曲线。
欧洲不少国家当时都将中国元素纳入其一些重要的园林设计中。如18世纪德国萨克森公国的统治者就曾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畔盖了一座皮尔尼茨宫，其中的“水宫”就是按中国建筑的风格建造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二世，也在其波茨坦的“无忧宫”旁盖了一座“中国茶亭”，成为这个皇家园林里醒目的一景。德国卡塞尔一个叫威廉・索赫的人还在一条叫“吴江”的小溪旁建了个“木兰村”，连挤牛奶的黑人都穿中国服装，俨然是个江南园林。
18世纪中叶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在其经典著作《东方园艺》（1772）中言：对于中国园林艺术，欧洲人“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他本人就在其自行设计、位于伦敦郊区的“丘园”里，建了一座高高的中国塔。这种审美趣味显然形成了一种社会建筑风尚，像英国作家爱迪生、诗人蒲伯等都建造了中国式花园。（叶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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