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晚清人眼中的西学东渐(7)

《点石斋画报》的内容，也有兼及“新知”与“时事”者。最典型的，当属断案故事中掺杂中西法律制度的比较。“利八”中有三幅连续的画面，介绍某巡捕因擅用私刑而受到惩罚，前为《包探私刑》，后为《枷示劣探》，中间的《私刑定谳》最为关键。“岂知捕房用人，向例不准擅自殴人，况私刑拷打乎”--破案过程中之是否倚赖用刑，最为晚清文人所关注。因为，与社会腐败互为表里的司法黑暗，往往落实为大刑之下多冤鬼。画面上是租界的会审公堂，众人的目光似乎集中在中国官员，可文字说明则是另一回事，主角显然是坚决主张严办的萨副领事：“众供凿凿，韦等无可抵赖。于是萨副领事大怒，以该包探倚势妄为，胆敢擅用私刑，将无赃无证之人平空威逼，不知平日陷害多少平民。”（《私刑定谳》）这里除了对该包探“不知平日陷害多少平民”的愤恨，还有对破案中“用刑”与“取证”何者为要的认识。后者作为“新知”，落实在《点石斋画报》诸多关于折狱断案的故事中。当作者批评官员不经审讯而活埋罪人，或者用略带讥讽的语气叙述外国人参观中国庭审后惊叹中国刑具之发达，都隐含着对于中国官员之过于依赖“大刑伺候”的批评。 
　　《点石斋画报》之注重传播“新知”，既体现了编者与作者的文化理想，也是为了适应上海民众的欣赏口味。当时的租界，传统士大夫热中的“夷夏之辨”与“义利之辨”不占主导地位，讲求实际以及强烈的好奇心，使得一般民众“趋新骛奇”，几乎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西方物质文明。正如学者已经指出的，“上海平民无传统道德负担，十分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西方物质文明”。可这种在“不受上层文化控制的情况下形成的”的“上海平民文化”，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与迂腐的传统道德说教相对立，但不等于就能真正理解并接纳西方文明。《点石斋画报》在政治观念方面偏向保守，偶有指名道姓批评地方官吏的，但从不敢对朝廷决策之是非“妄加评议”。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不足为病。我想指出的是，在提倡女学等问题上，《点石斋画报》的市民趣味也妨碍其理解与发挥。
　　1897年12月6日，中西女士共122人出席了在张园安垲第举行的中西女学堂第四次筹备会议。在风气未开的当年，此举的意义不言而喻。同年12月9日至12日的《新闻报》上连载了《女学堂中西大会记》，此文先开列了全部与会者名单，接下来从三点钟入席开始记叙，先是李德夫人等来宾起立发言，继而西班牙领事夫人等表示愿意捐款，华提调沈和卿女史介绍章程，后录彭宜人《叙女学堂记》及蒋畹芳女史即席赋诗。“至此时词毕席散，中西女客各整归鞭，安垲第已火树银花，璀璨一室矣。”。
　　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本该是《点石斋画报》的绝好素材。按照以往的惯例，发生在上海的新闻事件，大都一周内见诸画报。可这回《点石斋画报》的举措意味深长，先是沉默了一阵，终于在第二年的1月13日刊出了《裙钗大会》（利五）。此图的说明文字，因称许“是诚我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也，何幸于今日见之”而广为学者所征引。可以下的这段话，同样值得仔细玩味。“上海女学堂之设，倡议于电报局总办经莲珊太守”；“去冬十一月十三日假座张氏味莼园之安垲第，设筵畅叙”--这些叙述，并无特异之处。我关注的是关于与会者的介绍：“共计到者一百二十有二人，而西女居其大半。最奇者，京都同德堂孙敬和之私妇彭氏寄云女史亦与焉。”对于“我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点石斋画报》的处理方式，明显迥异于《新闻报》。在122人的名单里，独独挑出一位“彭氏寄云女史”，而且强调的重点不是其学识与热情，而是其姘妇的身份，此举很能显示画报之投合市民趣味。彭宜人《叙女学堂记》，本来也是颇出风头的举动；如今竟以“私妇”身份而独得大名，成为《裙钗大会》中唯一“露脸”的女性，恐怕非彭女史所愿。
　　如此低调处理女学堂事件，似乎与《申报》总主笔黄协埙的政治态度与文化立场有关。对于这次史无前例的中西女士大会，《申报》不但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与报道，反而在1897年12月14日发表《男女平权说》，针锋相对地大唱反调，表明其观念过分守旧。据雷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称，1897年《申报》由黄协埙主事后，变得大受官场欢迎，因其“尤兢兢于字句间，撰述之稍涉激烈者，记载之略触忌讳者，必于阅总时悉数删去”。时人不见得都赞同康梁的政治主张，但大都对新政表示同情，若《申报》之“乃时时詈为叛徒，斥为逆党，则其拂逆人心，夫岂浅鲜，而《申报》之销场，从此大受影响矣”。
　　1898年10月的《申报》上，连续发表关于缉拿康梁的报道，以及《康有为大逆不道》、《再论康有为大逆不道事》等文。后两者虽未署名，但与此后此前的《石印翼教丛编序》和《整顿报纸刍言》互相勾连，可以判定其出自黄协埙的手笔。这几篇文章，除了吹嘘其初读康有为关于孔子的著述便已明了“乱天下者，必此人也”；再就是自我表功：“若鄙人则人微言轻，既不敢大声疾呼，冀以危言劝大人先生之视听，仅于日报中微嘲阴讽，刺其辩言乱政之非。”所谓“于日报中微嘲阴讽”，当是指百日维新期间《申报》上发表的主张严惩“妄议朝政，煽惑人心”者的《整顿报纸刍言》。
　　在主张国人开办铁路、抗议法人强占公所等一系列问题上，《点石斋画报》与其归属的《申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的言论往往趋同。虽然《申报》总主笔的个人倾向不一定直接制约《点石斋画报》的具体操作，但这两个报刊的政治立场不可能天差地别。后者幸亏停办于百日维新失败之前，不必要参加日后《申报》为代表的讨伐康梁进而摈弃新学的闹剧，总算保持住了“晚节”，使得画报传播“新知”的立场首尾一致。当然，具体落实到从“私妇”角度来谈论“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更主要的还是基于“文化趣味”，而非“政治立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容易理解关注国家大事的日报与强调市民趣味的画报之间并不细微的区别。
　　三、以图像为中心
　　在《点石斋画报缘启》中，尊闻阁主人惊讶于中国之报纸已盛行而画报则独缺，并对此现象做了如下解读：中国人重文字而轻图像。为了提倡以图像为中心的报刊，美查追根溯源，强调“然而如《图书集成》、《三才图会》，与夫器用之制，名物之繁，凡诸书之以图传者，证之古今，不胜枚举”。不过，此类有“图”之“书”，与今日在西方已蔚为奇观之“画报”，仍有很大差异。关键在于，前者之“图”，并无独立价值，乃不得已而为之。“顾其用意所在，容虑乎见闻混淆，名称参错，抑仅以文字传之而不能曲达其委折纤悉之致，则有不得已于画者，而皆非可以例新闻也。”
　　美查批评中国人相对来说注重文字而忽略图像，偶有“图书”传世，也是基于名物混淆的担忧，而并非以图像作为另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这点没有说错。可接下来，美查深入开掘，希望找到中国人过于迷信文字魅力的根源，可就有点舍本逐末了：“于此见华人之好尚，皆喜因文见事，不必拘形迹以求之也。仆尝揣知其故，大抵泰西之画，不与中国同。”中西画法不同，如此“一目了然”的文化差异，是否能够导致对于文字与图像的价值判断的巨大差异，美查没有来得及详细论证，只是直观感觉到“中国画家拘于成法，有一定之格局，先事布置，然后穿插以取势”，这种表现技法以及背后隐藏的审美趣味，使其无法成为叙事的良好工具。“要之，西画以能肖为上，中画以能工为贵。肖者真，工者不必真也。既不皆真，则记其事又胡取其有形乎哉？”
　　讲求笔墨情趣，排斥“能肖”，不求逼真，这只是宋元以降中国文人画的传统，不足以涵盖整个中国绘画。更何况，在文人画传统尚未真正形成时，中国人已经在感慨“图像世界”的失落了。
　　宋人郑樵著《通志略》，其中的《图谱略》“索象”则专门讨论了“图”、“书”携手的重要性，并对时人之轻视图谱表示大不以为然：
　　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
　　既然古之学者早已形成“左图右史”的阅读传统，为何宋人有“见书不见图”之弊呢？关键在于，图谱传世的可能性，远不及文字书籍。而这，必须追究《七略》创立体例时之收书不收图。在郑樵看来，刘向、刘歆“父子纷争于章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对于“刘氏之学，意在章句，故知有书而不知有图”，郑樵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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